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1、 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它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推动力是追求利润、取得竞争优势和谋求经济的发展。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大大加强，导致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原因是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环境出现了新变化。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己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可以带来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资源最优配置，这一点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实现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同时，经济全球化作为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中国只有积极参与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需要，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需要。进入世贸组织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发展，故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会与日俱深。中国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将面临国际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二、WTO与国际贸易的发展潮流 （一）国际贸易的历史发展潮流。考察国际贸易的变迁历史，一国对外贸易的产生、发展都是在其国家干预、保护下而进行的，国际贸易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离开国家的干预而存在。那种认为国际贸易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自发产生、发展的观点是没有历史依据的。经济学家卡尔博兰尼论证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从起源上说，对外贸易具有冒险、勘探、狩猎、掠夺和战争的性质，而非以物易物的市场交换关系。同时对外贸易也绝非意味着双向的和平关系，即使它共有这样的内涵，通常是根据互惠原则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市场交换的原则。 （二） WTO与国际贸易发展。WTO是一个调整国际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国际经济组织。它通过规定各国政府所应承担的主要契约义务，来规范各国对外贸易立法与规章的制定和实施。WTO大大拓展了多边贸易体制规范的范围，将长期游离于规则和纪律之外的主要货物贸易领域农产品贸易以及纺织品与服装贸易拉上了自由贸易之路，而且还扩展至服务贸易、知识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并加强了约束能力。无论是赞同或是反对WTO者，大都倾向接受WTO的角色就是要推动自由贸易。支持者自然认为WTO是在促进贸易自由化，是为了打破贸易障碍和建立一套自由和平等的竞争规则。批评者尽管对WTO有极大的保留，但在论述的层次上，却往往未能摆脱将WTO当作为自由贸易推动者的迷惑。实际上，WTO在本质上只是一套管理国际经济的机制，与实际上实行的国际贸易是否自由无关。而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是自由还是保护其关键取决于一些贸易大国的国际贸易行为。历史已经证明，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只有当他们的经济竞争力足以称雄世界以后，才会愿意推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同时大力鼓吹自由贸易的论调。由于各国国家利益的不同，21世纪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路途并不会非常平坦，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交织在一起是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特征三关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剖解在“依存市场的权威主义”和“国家战略主义”的制度下，政府目标和国家利益是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所考虑的首要因素，其基本理念包括贸易发展规划、贸易控制、贸易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等。概括地说，政府通过贸易发展规划引导贸易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变化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并注重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则；通过审批外贸经营权和核定商品目录的“气塞”效应实现对贸易的控制，但这种特别而严厉的限制的程度正在减缓；贸易发展战略已经从最初计划体制下的进口替代演变成为目前的贸易自由化阶段，并获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在过渡时期政府采取了“受保护的出口导向”战略以减少既得利益对改革的反对，今后在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适时适度地采取战略贸易政策以发展重点产业或高科技产业可能是较好的选择；在“非中性”的产业政策体系中，贸易政策扮演着重要的保护支柱产业和幼稚产业发展的功能，但这似乎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了更大程度上的经济扭曲；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障国际收支平衡也是中国官方在贸易政策决策时考虑的因素，前者特别针对竞争力较弱而又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宏观稳定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农业和金融服务业，而后者主要为了节省稀缺性的外汇资源和避免严重的冲击失衡。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中利益的多样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认和重视，并且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机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比以前得到加强，其中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体现了“代理主义”的作用，而国内各类企业、外国投资者、特殊利益团体以及消费者对最高决策的直接影响效力则仍然是边际性的或趋向减弱。利益团体对贸易政策的疏通和影响作用在今后的政府过程中可能会越发重要，这表明中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简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决策制度和机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别是那些被忽视的集团，如消费者）能够在政策决策中被倾听，并避免“政出多门”的官僚主义以及为少数特殊利益所左右。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集体行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接受国际通行的惯例和规则，在承担合理义务的同时享受外部市场准入的权利符合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但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面对和承受其他贸易伙伴国家的压力和要求，包括贸易摩擦和争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在加入以法规为基础的GATT/WTO多边体制框架中的谈判；中国在APEC区域贸易组织内的复边协商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争端与解决，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而外国政党的对华战略、外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团乃至公众的各种要求和观念将通过这些渠道影响中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外部压力和制度约束对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贸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须跟上国际集体行动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过参加多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以“锁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预见性和可信性，当然这种对外承诺对于中国来说必须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础上的。中国贸易保护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较高，而且在结构上易变而分散。实际征税率与名义关税率的差别较大，以配额和许可证等数量限制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的频数比依然较高，同时关税保护和非关税措施之间多呈现出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使贸易的扭曲程度和结构有了显著的改善，贸易的中性刺激增强了。实际保护率的水平和结构比名义保护率更高而离散，鼓励下游行业生产而歧视上游行业生产的倾向更明显，统计检验还表明名义的和实际的保护率在部门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贸易保护形式在工业行业之间的差别表明它们在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们自身行业特征所导致的迥异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利用中国36个工业行业三个年度的实际数据对贸易保护率的计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促进和发展战略产业的“国家利益模型”最能反映中国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而“利益影响模型”的效果是“边际”性的，维护社会公平、减少调整成本和收入再分配的“公共利益模型”并不十分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应用“向后法”和截面与时间序列合并数据法估算的“混合”模型也印证了这些结果。实证检验表明那些人均增加值高、比较优势大、对产业需求关联强、劳动密集型生产、创造利润和税收多、国有企业作用较小、反对势力薄弱的行业越能够获得更高的保护率，同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措施之间呈现出显著性的互补而非替代关系。中国未来贸易自由化改革的成功不但要取决于最高决策层在贸易政策的经济哲学思想上向市场导向的根本转变，而且还取决于在改革的进程中能否通过形成优势性的政治联盟和适当的补偿和结构调整机制克服某些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阻碍。国际贸易制度和规则既可以为中国的贸易改革提供目标和参照，也能显著地推动这一进程的实施。由于政策信息和数据资料的有限性，本文的研究仍然是尝试性的，面对结构复杂的中国社会，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有待于丰富和扩展。 在“依存市场的权威主义”和“国家战略主义”的制度下，政府目标和国家利益是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所考虑的首要因素，其基本理念包括贸易发展规划、贸易控制、贸易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等。概括地说，政府通过贸易发展规划引导贸易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变化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并注重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则；通过审批外贸经营权和核定商品目录的“气塞”效应实现对贸易的控制，但这种特别而严厉的限制的程度正在减缓；贸易发展战略已经从最初计划体制下的进口替代演变成为目前的贸易自由化阶段，并获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在过渡时期政府采取了“受保护的出口导向”战略以减少既得利益对改革的反对，今后在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适时适度地采取战略贸易政策以发展重点产业或高科技产业可能是较好的选择；在“非中性”的产业政策体系中，贸易政策扮演着重要的保护支柱产业和幼稚产业发展的功能，但这似乎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了更大程度上的经济扭曲；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障国际收支平衡也是中国官方在贸易政策决策时考虑的因素，前者特别针对竞争力较弱而又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宏观稳定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农业和金融服务业，而后者主要为了节省稀缺性的外汇资源和避免严重的冲击失衡。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中利益的多样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认和重视，并且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机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比以前得到加强，其中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体现了“代理主义”的作用，而国内各类企业、外国投资者、特殊利益团体以及消费者对最高决策的直接影响效力则仍然是边际性的或趋向减弱。利益团体对贸易政策的疏通和影响作用在今后的政府过程中可能会越发重要，这表明中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简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决策制度和机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别是那些被忽视的集团，如消费者）能够在政策决策中被倾听，并避免“政出多门”的官僚主义以及为少数特殊利益所左右。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集体行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接受国际通行的惯例和规则，在承担合理义务的同时享受外部市场准入的权利符合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但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面对和承受其他贸易伙伴国家的压力和要求，包括贸易摩擦和争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在加入以法规为基础的GATT/WTO多边体制框架中的谈判；中国在APEC区域贸易组织内的复边协商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争端与解决，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而外国政党的对华战略、外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团乃至公众的各种要求和观念将通过这些渠道影响中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外部压力和制度约束对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贸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须跟上国际集体行动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过参加多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以“锁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预见性和可信性，当然这种对外承诺对于中国来说必须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础上的。中国贸易保护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较高，而且在结构上易变而分散。实际征税率与名义关税率的差别较大，以配额和许可证等数量限制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的频数比依然较高，同时关税保护和非关税措施之间多呈现出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使贸易的扭曲程度和结构有了显著的改善，贸易的中性刺激增强了。实际保护率的水平和结构比名义保护率更高而离散，鼓励下游行业生产而歧视上游行业生产的倾向更明显，统计检验还表明名义的和实际的保护率在部门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贸易保护形式在工业行业之间的差别表明它们在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们自身行业特征所导致的迥异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利用中国36个工业行业三个年度的实际数据对贸易保护率的计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促进和发展战略产业的“国家利益模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