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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何提高我国农民收入的一点思考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京)2003年06期,第4750页贾海基,黄余送,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内容提要:根据2001年在福建省寿宁县和厦门市10个乡镇913户农村居民抽样调查的资料,本文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和原因。随着农户收入的提高,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经济越是发达,收入差距也越大。地域因素和不同收入来源都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影响。统计分析表明,是否党员和是否担任村干部对农户收入并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则对农户收入具有正面积极影响。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80年,农业占GDP比重为30.1,到2000年,这一比重已下降到15.9,农业经济地位的下降使农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而这种下降又反过来诱使农业增长速度下滑,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第一产业增加值一直低于5(只有1996年增长达到5.1),(注: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7页。)为同期工业增长率的1/31/4,工业化是否意味着我国可以放弃农业集中精力发展第二、三产业?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远非一个稳字能够总结,“三农”问题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原因是近十年来,虽然中国国力不断跃上新的台阶,但农民却未能同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一、农村经济落后的原因探析农村问题目前在国内为许多学者所关注不仅是出于学者的良知,更重要的是按目前这种趋势继续发展,可能会威胁社会稳定,因此,如何正视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努力缓解目前城乡差别所引起的社会问题为广大学者和政府机构所关注。我国农村日益突出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产品价格偏低,农村资金短缺。建国后,国家为加强工业积累,利用价格剪刀差汲取了农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剪刀差”这概念最早出现于苏联建国时期。1921年,苏联走上和平建设轨道后,国家为加快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人为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使部分农业剩余在工农产品交换中流向了工业部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农业生产在战争中遭受破坏的程度不同,恢复速度不一样,以及恢复发展工业所需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短缺,政府控制的工农产品的比价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比扩大了许多,1950年工农产品的比价与抗日战争前的19301936年相比扩大了34.4。(注:武力: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辩法,新华文摘2002年第4期。)如下图所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产品供给曲线为S,需求曲线为D,市场均衡农产品价格和产量分别为Pe和Qe,然而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农产品出售价格只能达到P,1,从而使农民生产者剩余比市场决定价格时减少了S,CEPe PI,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控制职工工资收入,使需求曲线左移至D,1,交供给曲线于E,1点,通过控制职工收入和农产品价格,政府获得了阴影所示的社会剩余,同时政府与垄断政策造成了S,CE,1F的福利损失,并造成QQ,1农产品供给短缺。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依靠剪刀差政策共获得资金7000亿元(也有学者认为只有20003000亿元),(注:武力: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辩法,新华文摘2002年第4期。)相当于当时地全国固定资产总和,政府的价格政策调走了许多本应属于农民所得,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抽走了本来造血功能就不良的农民资金,这是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一个历史原因。2.缺少有效的途径增收,农民收入波动。农业的特殊之处是其产量的波动性,风调雨顺则农业产量上升但农产品价格下降,灾年时农产品价格虽然上升但产量降低,因此无论年成丰欠,农民收入增长都很有限。改革开放后的19791984年,我国实行联产承包之初,各种农产品和农民收入一度快速上升;80年代中后期,情况又有变化,一方面农产品供应短缺开始缓解,另一方面产量经过几年迅速上升后,农业产出增长出现停滞,这时农村收入增长开始下降;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由于通货膨胀,农民名义收入再次上升;但进入90年代中后期,许多农产品都已供过于求,农产品价格迅速下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再依靠行政手段提高市场价格很困难,因此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迅速下降。而同期城镇居民在国家政策干预下,收入逐年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是我国农村经济落后的一个现实(或客观)原因。如下图所示,农产品收购价格上升时,农民收入增长迅速,反过来,则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纯收入绝对额变动资料来源:根据农村经济年鉴整理制作3.入世的大环境更进一步使农村问题突出。按照中国入世时的承诺,国外农产品正在大量涌入,使得本来就无利可图的农产品的价格进一步降低。和中国相比,许多西方国家农业采取集约化经营模式,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农场主广泛采用转基因种子,这种技术能在成本不变或稍有增加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产量,使世界本来供求基本平衡的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为寻找市场,西方国家政府不惜采取“以工补农”的方式,以保护价收购农产品,再以低价向海外倾销,如布什政府在最近通过的一项法案中,将在以前补贴的基础上在未来十年内再向农业补贴高达1980亿美元,其数额之大,即使欧盟、日本等国也难以接受。美国小麦进入我国市场,加上运费和关税,单价还比国产小麦便宜一角,外部环境的恶化将进一步增加农民增收的困难,其影响将在未来几年内逐步呈现。4.农村负担过重。增加农民收入无非两个途径:开源和节流。当开源手段不够用,就只好在节流上多做文章。然而,由于现阶段中国尚处于转型期,法制建设不完善,许多人视农民为软豆腐,肆意变相收费的情况十分严重,例如一些地方在计算农业税时玩两面手法:确定税额时稻谷价格用行政命令价格,农民完税时稻谷按市场价的办法敲诈农民(如安徽安庆的一些地区在计算税额时稻谷的价格指定为57元/百市斤,而农民在纳税时稻谷的实际价格为43元/百市斤,仅此一项就增加农民负担近1/3),沉重的负担让农民很难改善生活,农民的收入本来就很低,再对他们课以课税,他们的收入增长无疑是雪上加霜。“农村和城市个人所得税应该一样,城市是800元起征,也就是年收入近万元,农民人均收入官方的数字为2100元,为什么要征税?”(注:俞小石:在中国现实里寻找道路,南方周末2002年7月4日。)二、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发展经济学认为,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产品贡献:农业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这主要指食品,轻纺工业,没有农业提供原料,相关工业生产就无法正常运行。市场贡献:农民出售剩余后获得货币,再消费工业制成品。目前,中国内需之所以难以启动,关键是农村市场难以启动,其核心是农民收入降低导致的实际购买力的下降。要素贡献:即农村部门中资本和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性。一部分农民利用其在农业生产中积累的财富,从事非农工作,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外汇贡献:利用出口产品获得的外汇进口国内工业生产所需原料,机械设备等。目前我国虽然农业发展速度缓慢,但农产品进出口依然保持平衡,并略有顺差。如1998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顺差为24.39亿美元,占我国当年外汇顺差总额436亿美元的6,是外汇贡献的重要部门。(注:杜红梅:论WTO框架下的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年第4期。)农业除以上四个通常贡献外,农业对我国而言,还有稳定就业的作用。当经济繁荣,市场兴旺的厂商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会增加,若新的就业岗位的收入大于农民从事农耕的收入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就可能从事非农工作;当经济不景气,企业裁员时这些人员(主要是在劳动市场上竞争力较差的农村外流动劳动力)就会放弃非农工作而返回农村从事农耕,同时一些原计划放弃农业工作从事非农工作的农业人员在考虑到其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也可能改变计划,从事农耕。从这个意义上,农村像一个巨大的海绵,就业高潮来临时,不断释入出合格的劳动力,防止劳动力市场价格暴涨;当失业高峰伴随着经济不景气降临时,农村能吸纳大量的失业人员(虽然可能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有效的降低城镇的失业率。Zhang,Roxele和Huang以江苏北部的农村为研究对象,对此做了详细研究,并指出:“中国农村人口众多,流动劳动力再就业问题以及政府部门精简,使人们关注城镇失业率上升后果,能提供给乡村劳动力就业的机会很少,由于担心亚洲危机有可能会在中国出现,因此正确理解农业部门提供给非农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机会的能力十分重要,若失业的农村劳动力返回农村后能养活自身或推迟流动,则目前或未来经济波动中政府面临的政治风险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要小。”(注:Rural Labor Supply During Boom and Bust by linxiu Zhang.Scott Rozelle and Jikun Hua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29NO3.)应该注意到要想农村劳动力推迟流动或在失业时返回农村是有前提的:即农民能在农村获得的收入不少于他们在城镇工作获得收入和寻找工作成本之差的期望值。遗憾的是目前农民在农村工作所获得收入远低于在城镇工作所得期望值,于是许多内地省份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老弱妇孺在家务农,形成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巨大民工潮,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步伐加快,大量文化层次较低的劳动力西行,而受较高教育的青年则流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孔雀东南飞,麻雀西北飞”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增长过缓。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对策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通过提高农民的收入来缓解目前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过大问题。事实上,由于中国农业生产还基本上处于手工生产阶段,农闲时农民无事可干,形成隐性失业,而农忙时创造的财富不足以满足全年稍好的生活条件,因此,如何解决农村大量存在隐性失业关系到农民收入能否增加。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迅速发展,部分解决了农村的剩余劳力,但90年代中后期后,由于市场环境变化,乡镇企业发展遇到了挑战,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急剧下降,1997、1998年乡镇企业吸收的新就业人员不仅未能增加,还减少了1000万,(注:陈锡文:试析新阶段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新华文摘2002年第3期。)由此想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手段已经难奏效。农村经济缺乏活力,农民收增长缓慢已引起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高度重视,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认真学习体会十六大精神,笔者认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加快农业产业化速度,完善土地承包制度,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发达国家农产品成本低廉的原因之一是实现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即机械化生产,而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农户的经营就是半自给自足的经济,农村不能实现机械化大规模生产的重要原因是土地的小规模承包经济制度,以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必须改革,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允许土地在农民之间的再流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转让操作)。具体说来,国家作为土地资源的终极所有人,退出在具体经营层面上的干预,放手让农民根据条件组合,实现规模化生产。国家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通过征收农业税体现出来;农民拥有现实的土地所有权,在不违背法律情况下使用,通过获取产品或出让经营权获得收入。然而,制度层面的欠缺易使农民在土地转让问题出现扯皮,笔者认为可通过土证券化形式手段解决:即将一片相毗邻的相似的土地条件作为标,来发行证券,农民按其土地面积大小拥有相应股份,当一部分人竞价的形式获得该片土地的经营权,其他农民按股份大小获得经营权转让的收益。出让土地的农民,可以利用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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