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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多种原因导致的:一、 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1、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产非农收入的增加导致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扩大。在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在城镇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非农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创造了条件。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大大提高了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特别是非农收入。这对缓解城乡居民之间已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流动以及在获得非农收入方面是极不平衡的。一方面,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与文化程度低的劳动力特别是文盲劳动力相比,向非农产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相应获得的收入也要高得多;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与非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相比,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机会要多得多,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和扩大不同地区和不同农户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2、城镇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主要是因为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比较好地形成和确立了以效率为主的分配机制,而且收入分配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从而使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内部职工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大大高于公有制经济单位。不仅如此,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在全社会就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二、政策体制方面的原因。1、城乡差别制度和政策的延续或强化。在改革开放以前,出于实施工业化战略的需要,我国实行了一整套城乡差别十分明显的制度和政策,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公费医疗制度、福利补贴政策、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等。这些制度和政策或者以转移支付的形式直接扩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或者通过导致城乡居民所拥有的生产要素量、要素的流动性及其报酬率的差异,间接地扩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使得许多本应由政府向全社会提供的公共品对农民来说却没有公共品性质。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制度或政策逐步淡化或取消了。而户籍制度、公费医疗制度和一些福利补贴政策等仍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但也有一些制度和政策得到了强化,如公房低价出售政策、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只面对城镇居民。这其中有些制度和政策虽然缩小了城镇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扩大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和全国的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也有的政策(如公房低价出售政策)既扩大了城镇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扩大了城乡之间以及全国人民之间的收入差距。2、体制转轨中的垄断行为。近年来,政府用行政手段排斥其它经济成分的介入,对电信、金融、保险、航空等行业实行垄断经营,使这些行业避免了市场风险的冲击,获得了垄断经营利润,其职工的工资、奖金也相应提高,在收入分配方面占有明显优势。这些行业、部门凭借垄断所带来的职工高额收入已成为缄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3、市场机制造成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分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化为导向。从我国改革的轨迹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一直向市场化转变,市场经济规律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允许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此,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和不同个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自然条件和竞争环境的差别,以及个人天赋的差异,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扩大就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应该说,这种收入差距是合理因素带来的。三、地区发展差异方面的原因。各种要素所有者的趋利性使得具有较高技能的劳动者、资本、企业和企业家纷纷从发展落后地区流向或迁移至发展迅速地区。这样,一方面,形成了先进地区收入水平和利润率越来越高的良性的累积因果循环;另一方面,形成了落后地区收入水平和利润率相对越来越低的恶性因果累积循环。 改革开放初期,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收入水平相差无几,但三大地带在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东部地区沿海,自然条件优越,对内特别是对外交往便利。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在发展近现代工业方面,历史更长,基础更好,商品经济的意识和氛围更浓。再加上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为了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国家对东部地区实行优惠政策和投资倾斜,允许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国家在外资准入、税收和金融等方面给予优惠,以利于吸引外资,加速发展。从而迅速提高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技术水平。直到1991年国家才对内陆边境堀市、沿江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实行开放,但这些地区已失去了与东部沿海地区平等的发展机遇。经济发展速度往往决定着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着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地区优惠政策实施的结果,一方面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拉大了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 四、收入分配调控方面的原因。1、税收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一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不到位。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制,其他相关税种要么没有建立,要么功能不够。但个人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过低,难以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二是高收入者或者说是富人对个人所得税的贡献率还不高。最后,税收难以对个人收入状况起到有效的监控作用。在税收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对各种违法行为的处罚不力,真正查处的个人所得税案件很少,法律威慑力不够。2、现在的再分配调节中,有些不是缩小差距,而是有一种扩大差距的趋势。在养老金水平方面,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差距在扩大。1999年一个月差200元,到2000年的时候,企业比机关事业单位低了300元,这完全是逆向调节。有研究结果揭示,中国农村内部的税收再分配政策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因素。由于按人头或土地面积分摊,农村税费具有很强的累退税性质,其再分配效应扩大了收入差距。五、灰色经济、黑色经济和腐败经济方面的原因。灰色经济、黑色经济和腐败经济方面也是导致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根据陈宗胜和周云波的估算,19881997年,通过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和其他方式所获得的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贡献份额年均达到14.90%,使总体基尼系数在正常收入基尼系数的基础上年均扩大17.64%,导致各年的总体基尼系数按国际通行的分段标准,几乎都上升了一个档次,且均超过0.4的警戒线。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对策:一规范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是整个收入分配的基础和源头。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须从规范初次分配入手,努力实现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更好地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在初次分配环节,主要应从下面几点着手:1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鼓励竞争、提高效率的基础性作用,健全各种生产要素公平有序竞争、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形成机制,建立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居民收入增长、收入分配调节和促进消费提供物质基础。2消除行业垄断。针对行业垄断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需要政府加强监督,尽快消除某些行业市场准入的障碍,最大限度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自然垄断行业有效竞争机制,避免垄断利润转化为垄断企业的收入。3推进政府体制改革。针对各类腐败行为,政府只有通过自身的体制改革,转变职能,从配置资源的各个领域退出,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行政权力转化为不平等收入。一方面,向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发展,逐步取消各种行政审批权,彻底消除计划经济的惯性影响,进行市场化操作,清除腐败的土壤。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对进行“权钱交易”、捞取非法收入的行为严惩不贷.坚决维护正常的分配秩序。4建立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环境。推进劳动人事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打破影响劳动者合理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歧视性政策和不合理收费,促进劳动力在城乡、地区、行业以及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合理流动。推进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特别须强调的是,社会应使广大农民享受国民待遇,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农民增收。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流通、加工、服务等领域,拓宽农业增收空间。建立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有效机制,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5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着力增加中低收入者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注重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扩大就业,大力发展容纳劳动力多的第三产业、多种所有制经济、劳动密集型企业和灵活形式就业,为就业和再就业开辟多种渠道。积极促进城镇新增劳动人口的就业增长,通过政策扶持和就业援助实现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努力提高全社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二完善二次分配(再分配)。市场经济在解决资源配置方面是高效率的,但对于解决关于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有必要由政府在个人收入初次分配之后,对其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在再分配环节中,政府的调控政策主要包括完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两个方面。1完善我国的税收体制。逐步加强税收在收入分配调节中的作用,建立健全调节财产差距的税收制度。运用税收手段对高收入阶层进行调节,进一步强化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的税收征管,对低收入阶层实施保护。深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能够加大高收入阶层遗留财产和赠与财产的成本,抑制个人财富的过度聚集。同时,通过转移支付制度还可以将高收入阶层的部分收入转移给低收入阶层,调节社会收入。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在西方也称为社会福利制度,它是由政府或社会对其所有社会成员确保其最低限度生活需要的一种制度。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六个方面。可以归纳为两大部分:一是社会保险。二是社会保证。完善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做好下面几项工作:一,扩大社会保障的受益范围。社会保障要从目前仅限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职工逐步扩大到城镇个体职工,包括国有企业职工、城镇集体企业职工、股份制企业职工、外商投资企业的中职工、私营企业员工、城镇个体商户帮工,自由职业者也应该参加政府统一组织的养老保险,从而扩大社会保障的受益范围。二,改革社会保障费用来源。社会保障费用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要对社会保障费用来源进行改革,在经济发展、工资货币化进程基础上,逐步提高个人缴纳费用的比例。随着个人缴纳费用比例的提高,要降低企业缴纳养老保险统筹费的比例,以减轻企业的负担。三,合理确定社会保障水平、筹资水平和积累率。社会保障水平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如果社会保障程度超过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居民当一前的生活水平不能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财政就会出现赤字,国家也难以承受。如果社会保障程度过低,虽然居民当前的生活水平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从长期看,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劳动能力差的人的生活水平就会受到影响。四,增加中央财政对农民的转移支付的力度。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和保护力度,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中央财政的分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民的各项直接补贴力度,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实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不断规范涉农收费和价格管理。规范农村土地征用及补偿工作,增加农民收入。三发展三次分配。所谓“三次分配”就是建立一种通过慈善的方式,把富的人的钱转移到穷人手中的机制。近年来,有专家指出,除了上述的两次分配之外,还存在三次财富分配体制:第一层次以市场分配、生产要素分配为主,目的是提高效率;第二层次以国家财政税收及其再分配为主,实施国家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第三层次就是社会慈善活动,提倡的是社会责任,鼓励先富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部分财富,通过慈善等方式来帮助弱势群体。为了更好地发挥三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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