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下写成、并经党中央全会通过的,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使研究这个时期的党 史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有了判断是非的共同标准, 影响十分深远; 另一件是 1991年 ?中国共 产党的七十年 ? 的出版,这是目前许多人认为写得比较好的一部党史。 前一件工作我没有参加,就不多说了。后一件工作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这里只能简单 地举几个例子。编写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 是薄一波同志在 1990年 3月提出来的。我最早听 胡乔木同志谈怎样写这本书, 是在这年 4月。八九月间,他更详细地提出:写一部 70年的历史, 如果平铺直叙地像不少党史本子那样, 不可能吸引今天的青年和思想界的注意。要使人看了以后 感到确有说服力, 让 70年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样的党。有这个目的和没有这个目的, 写起来很不一样。一本书应该是一篇长的论文, 等于一个党史的演说家在演说。这就不可避免地 带有论战性。 胡绳同志从这年 11月起主持编写这本书。他带了几位同志在玉泉山住了 8个月,不仅详细 谈了全书的基本设想,而且在看了初稿后,每章至少讨论两次, 最后由他自己字斟句酌地进行修 改。修改时他有很多创见,例如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十年探索,他不是简单化、绝对化地谈 它,而是指出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正确的,一个错误的,两者相互渗透 和交织。在 60年代, 错误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趋向,直接引导到 文化大革命 ! 这场灾难。而 从历史的全局来看,正确趋向终于战胜错误趋向,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路线方针 的先导。 1991年 8月 8日, 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由杨尚昆同志主持在北戴河开会,讨论这本书。胡绳同 志在汇报时说:这本书条理是清楚的,文字是精炼的, 有历史感,不是材料堆积。他也讲了本书 的不足。讨论中, 胡乔木同志说: 这本书是目前比较好的,因为篇幅上、写法上都适宜作为党史 教材。本来我的健康状况连写信也困难,但我有个想法, 在书前写个题记, 表示这是中央党史领 导小组负责的。杨尚昆同志最后说: 今天要算个正式会议,不是座谈会,有个决定。 这两件事, 一件在近 30年前,另一件也在近 20年前。从那以后, 党史研究工作继续取得重 大进展。但对当年的这些简单回忆, 也许仍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 北京100017) 谈谈国史学科与党史学科的关系 朱 佳 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简称 国史研究 !) 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研究、总结新 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兴起的。因此,国史研究从一开 始,就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同党史研究之间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党史必然是国史的核 心,党史走向必然决定国史的走向; 国史编研与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的编研难免会有内容上的 交叉和重合,学科理论也难免会有一些相通或相近之处。但应当看到,党史编研的对象毕竟是党 的历史, 学科定位是政治学;即使从史学角度看,它也属于专史范畴。而国史编研的对象则是中 国在现代或当代的历史,它与中国近代史的编研相衔接, 纯属史学学科,而且属于通史中的断代 史范畴 (这里说的 断代史!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那种既有上限又有下限的历史,而是仅指有 上限的历史,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仍在继续发展着,并没有下限 )。二者无论在编研角度、范 #8#党史研究 围、重点上,还是在学科理论和方法上,都会有也应当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国史编研与党史编研的角度不同。党史编研是从执政党的角度出发,它要弄清楚、说 清楚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使之变成国家意志,如何处 理与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 如何与国外政党相互交往,如何进行自身建设等等。而国史编研的角 度是整个国家的历史,它要弄清楚、说清楚的是国家政权机关如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国防等各项事业是如何发展的,各项行政制度、法律法规是如何制定 修订的, 各参政党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政议政的等等。以新中国成立前后关闭证券市场 和改革开放初期开放证券市场这件事来说,党史编研的角度应是党在关闭和开放证券市场问题上 的考虑, 而国史编研的角度应是证券市场关闭和开放的过程及对社会的影响。 其次,国史编研与党史编研的范围不同。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的编研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在当 代中国的发展及其执政规律和经验,因此,它编研的范围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重要会 议、重要事件、重要人物。至于其他领域,比如社会领域的变迁,像婚姻、民俗、服饰、饮食、 娱乐方式、人际交往、人口素质, 乃至语言的变化等等,尽管与党史或多或少也会有一定关联, 党史编研也会有所涉及,但在党史学科中不会也不应当设婚姻史、民俗史、服饰史等研究方向, 否则就不成其为党史了。然而,上述内容都是国史学科可以并且应当设置专业、进行研究的,否 则就不成其为国史了。 再次,国史编研与党史编研的重点不同。党史编研的重点应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 和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党的思想理论、组织、制度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状况,党的领导 人、模范党员和与党关系密切的人物的历史和事迹等等。对于这些,国史编研虽然也会有所涉 及,但更多的应当研究国家政权机关的活动和行政制度、人事制度的建立与改革,法律法规的制 定与完善过程,经济、文化、社会各界的精英人物等等。比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 国务院的决策过程,各级人大、政府和法院、检察院的重大举措, 各级政治协商会议的参政议政 情况,著名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的历史,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自身的建设及 施政的经验与教训等等。具体到经济问题,党史编研应当侧重于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宏观经济 政策的制定,而国史编研应当侧重于相对具体一些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的变化。 最后,国史编研与党史编研在学科理论与方法上也不完全相同。国史编研和党史编研作为史 学或与史学相关的学科,都应当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 都要借鉴中国传统史学和国 外史学的有益方法,都要汲取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的科学方法、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在这些方 面,二者基本没有什么不同,也不应当有不同。但是, 党史编研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需要更 多地运用政治学的方法,多研究一些在古代或近代历史中没有遇到过的特殊问题。比如,中国共 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等。而国史编研作为史学的 分支学科,则应当基本运用史学的方法,多研究一些与古代、近代历史或其他国家历史之间带有 共性的问题,如财税制度、政区划分、农村组织、民间宗教、灾害救济、防疫机制、专利制度等 等。在史书编纂的体裁、体例上, 党史更适合用当今通行的章节体,而国史除了章节体外,还应 考虑如何继承中国史学的编纂传统,采用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方志体、史地 体等体裁,以便与中国历代史书相呼应。 总之,国史是中国的现代史或当代史, 而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 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 党的历史;国史编研与党史编研有各自的学科属性、研究任务和社会功能,谁也代替不了谁。现 在一些国史书与党史书之间存在内容雷同或近似的现象, 并不表明国史编研与党史编研是一个学 科,而是由于国史书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党史书撰写的内容,或者党史书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国史书 撰写的内容。这正是今后需要通过加强这两门学科自身建设来加以解决的问题。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北京100009) #9#2010年第 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