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曼海姆马克思主义认识的简评享誉世界的着名社会学家 K曼海姆是继舍勒之后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处于一个思想冲突激烈的时代，文明的“终结和衰落”、知识的“危机和死亡”成为时代性的征兆，旧的思想被瓦解和颠覆了，新思想的出现不是减缓而是加剧了这种思想、知识和信仰领域的危境，这种境况造成了世人的共同困惑与迷惘。在这种情势下，曼海姆勇于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依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元素，以富有个性和创见的知识社会学对当时“诸神竞争”( 韦伯语) 的社会潮流和局势，从思想上、信仰上和行为上作了清醒的、批判性的学术分析。下面试对其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加以简要评析。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论命题的认识“作为知识社会学风暴中心”的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可以看作是最早和最基本的知识社会学命题，在这一基础上，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知识社会学的基本范畴，如: 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而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是一种“关于实际思维受社会或存在决定的理论”，即探讨“知识的存在决定”( 知识的存在相关性)正是受到马克思的强烈影响。曼海姆认为，思想家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存在、社会环境和社会状况中，特定的社会存在状况造成了思想家看问题的社会角度，思想家从自己的社会角度出发形成思想理论，就难免使自己的思想理论带有自己的社会偏见。正是由于“社会存在决定论”与马克思观点具有典型的“家族相似性”，故而不少西方学者将其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相提并论，并称为“马克思曼海姆观点”。从方法论层面来看，曼海姆不是从观念中找寻社会意识( 或思想、观念) 的根源，而是试图揭示社会意识是如何具体地由社会环境所决定。如果联系到曼海姆当时所处的思想混乱、信仰危机的时代背景，正如沃思所称赞的: 曼海姆“公正地、明晰地提出包含在知识活动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中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这的确是公允的评价。曼海姆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认识到构成一切人类活动原动力的推动因素同样是人类头脑中推动和扰乱理智的因素，坚持以社会存在中的诸多因素来“代替假定的纯粹的理智关心理智和思想产生的实际社会条件”。他认为，每一种观点，甚至是正确的观点，既然能被设想出来，就表明与某种历史社会条件有关。以社会存在决定论为方法论原则为切入点，他分析知识( 思想或精神、意识) 现象、意识形态等知识社会学问题，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曼海姆还以此方法论原则来分析意识形态问题，他说道: “只有当我们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寻求发现造成他们的不真实的社会因素时，我们才会恰当地对意识形态做出解释。”在他看来，分析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根源，不能靠传统的“认识论还原”或经验还原，而只能从社会历史因素中寻找出路，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揭秘”的目的，揭示意识形态背后所隐藏的根源。在曼海姆那里，社会存在包括客观存在的生活经验、群体利益、社会地位、社会过程以及其他社会环境因素; 如果这些因素不同，不同阶级地位的阶级所代表的价值观和思想模式也就不同，这样就会导致阶级之间诸方面的复杂冲突。“具有一套新价值观的新兴资产阶级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旧的封建秩序中被指定给一个受限定的位置。它代表一个新的经济体系( 佐姆巴特语) ，伴随着一种新型的思想，这种思想最终取代了解释和说明世界的现存模式。”这是从另一角度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命题的一大证明。正如沃思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英文版序言”里中肯地评论道: “他成功地说明了意识形态( 即指导维持现存秩序的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 和乌托邦( 即往往产生改变现行秩序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 不仅使人们的思考偏离了所观察的事物，而且使人们的注意力放到了本来被模糊和忽略的环境方面。”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曼海姆的重点更侧重于经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曼海姆坚持社会存在决定论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对历史唯物主义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他认为: “我们理解的对于历史的物质解释方法意味着如下三项或其中一项。首先意味着，适应人类基本生理需要的功能有更大的紧迫性，并且相对于那些所谓的次级需要而言不太容易被延缓和升华。其次，经济活动相对其他活动而言变异范围较小，因此其他活动受到经济活动的持续的张力( strain of consistancy) 的影响。最后，经济活动有一种绝对的连续性，从这一意义上说经济活动构成了社会整合的首要基础。”曼海姆明确反对借助于没有意义的精神和物质的二律背反来对上述命题的理解和讨论，他不仅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渗透了自己的理解，而且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方法和原则，开创了新的理论空间。然而，曼海姆并没有因为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偏执地走向绝对化、片面化。他并不认为这种决定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同时承认社会意识领域相对于社会存在的相对独立性( “自治性”) ，在坚持社会存在( 经济) 第一性的同时，曼海姆看到社会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虽在此他坚持了社会意识的功能主义视角，却也基本是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地道的理解和把握。二、对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分析法的认识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看来，一则要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意识形态的维度，一则要坚持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利益根源的维度。他又从阶级、利益维度对揭示社会意识及意识形态加以分析，以双重维度关照社会意识尤其是意识形态问题，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法的“翻版”。回顾思想史，英美社会学家往往不重视社会意识的利益根源的研究。曼海姆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个例外，“虽然它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心位置，但它却没有对这个问题作过令人满意的系统论述”。曼海姆的确勇于走前人未走的路，系统阐述了“思想的利益决定论”问题。曼海姆的研究对当时思想林立、价值多元的时代的确是一副清醒剂，对于解决意识形态研究的困境问题确有助益，其困境之一是: 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是纯粹的认识论中探求“知真”的问题，更多的是探索其利益决定的问题; 而这两大根源之间有着复杂的纠葛，研究者往往各执一端。曼海姆的特点是从利益的视角切入意识形态研究，他以十分赞同的口吻说道: “马基雅维里以其无情的理性把如下工作当作自己的特殊任务，即: 把人们的各种观点与他们相应的各种利益联系起来。”如果就思想渊源而言，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利益分析法是对西方世界思想史上所存在的一种自古至启蒙时期所特有的理性而周密的思维方式的承接，而马克思对其影响最大。曼海姆不仅注意揭示一切思想( 包括被称为科学的那一部分思想) 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兴趣这一事实，而且试图寻觅社会中实际的利益集团同它们所支持的观点和思想方法之间的具体联系。他分析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的官僚保守主义、历史保守主义、自由民主思想、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五种政治意识形态，认为这些都是在不同社会群体生活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或知识，是社会群体历史经验的集合。社会群体的生活形式不同，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也不同，但作为知识或思想都有共同的假定根源与阶级、集团的利益。曼海姆看到，坚持对意识形态的利益分析就可以弄清统治集团常常对于现实是一笔“糊涂账”的原因，即所谓“利令智昏”。他指出: “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来自政治冲突的一个发现，即统治集团可以在思维中变得如此强烈地把利益与形势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曼海姆眼里，意识形态为了利益服务，或者说服务于利益是其功能。曼海姆是从社会阶层( 而不是“阶级”，这点区别于马克思) 的变化( 包括利益的变化) 来分析道德意识形态变化规律的。马克思着作中多有对意识形态的利益分析。两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曼海姆对意识形态进行的利益分析与马克思基本一致。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曼海姆还以社会学功能主义的新视角来分析意识形态的利益分析法，他认为，由主体所表达的观念被看作是他存在的功能。这意味着，观点、陈述、命题和观念系统不是在其表面价值上被理解，而是根据表达者的生活状况来做解释。这进一步表明，主体的具体特点和生活状况影响他的观点、感觉和解释。由此不难看出，曼海姆的方法无疑是对发源于德国的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利益分析法的承续，并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学的层面上加以发展。上述分析表明，曼海姆对于意识形态含义和历史的考察不仅较为准确，而且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较为一致。三、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渊源问题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中两个大师级人物: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曼海姆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时，他较多论及黑格尔来源，而对费尔巴哈给予马克思的营养则避而不谈，似乎是有意将马克思进行黑格尔化，这点反映了他深受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影响。因为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在名义上是唯物主义的，因为经济领域归根到底是精神态度结构上的相互关系，尽管这一事实偶尔被否认。现存经济制度正是一种制度，即，某种产生于精神领域( 如黑格尔理解的客观精神) 的东西。”曼海姆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渊源的阐述主要有四方面:其一，就思想的综合性和总体性而言，他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是不同思想类型的综合家，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的重要遗产。“对思想类型的综合不仅只是由那些主要是综合家，而且还由那些多少是有意识地试图在自己的思想中包罗整个时代的人( 如黑格尔) 来完成。”这无疑是对于黑格尔思想的巨大包容性和巨大历史感的正确判断。同时认为马克思也是如此，他说: “马克思致力于把思维中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普遍化趋势同本身具有保守性根源的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融合在一起。于是，显而易见，不仅思想的内容，而且思想基础本身，都被加以综合了。”换言之，马克思的综合不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相互冲突思想的简单、机械的相加，而是在继承了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同时加以革命性改造，是对“思想内容”和“思想基础”的综合创新。不难看出，这点显然是正确的洞见。再有，曼海姆还看到了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历史总体性。他认为: “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思想的代表是黑格尔，马克思曾从他那里获得了历史总体性的概念。”就是说，历史总体性对于马克思而言，是他哲学创新和分析问题的重要的“奥卡姆剃刀”。其二，就辩证法而言，他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革命性改造。马克思清除了黑格尔辩证法唯心主义，使辩证法奠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把调和现实的矛盾、为现存的普鲁士国家制度辩护作为其哲学的最高使命，提出“哲学的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就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为此，他设置了全部哲学的终点和全部历史的终点，其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也就是“终点”的一致，“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这种把起点和终点合一，以概念的自我展开和自我实现为过程，涵盖自然界、精神和社会历史全部发展的逻辑中心主义，当然不是真正的辩证法。“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马克思自然不满意于这种辩证法，当他采用这种方法时，就在许多方面进行了修正。“第一，使辩证法不再头脚倒立，即从唯心主义的语境中提升出来，用社会实在的观点对其进行重新阐释。第二，历史动力的最终指向是未来而不是现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本性决定马克思主义以“改变世界”为旨归，当然不能站在历史的终点上为现实辩护，更不能套上绝对真理的光环君临天下，而必须面对实践、面对未来、面对逻辑来把握历史、开掘历史道路。其三，他看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同样都坚持“意志优先于认识”的原则。曼海姆说: “意志优先于认识，这在黑格尔体系中仅是一个潜在的基础，而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则是明确的公理。实际上，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策略性工具，认为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的日常争斗已上升为主要危机，它也宣告了这些危机必将消亡。正是通过意志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既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体系，也成为一种从不同观点出发、但达到固定结论的一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