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政治思想 主讲人：张永,一、隋代政治思想 二、唐代前期政治思想 三、唐代中后期政治思想,一、隋代政治思想,隋朝的建立：杨坚出身于北魏六镇叛乱中的胡化汉人，祖辈一直是西魏、北周的重要将领和军事贵族，封爵是随国公。杨坚在北周末年以外祖父的身份辅政，篡夺了外孙的皇位，建立隋朝，此时北方突厥分裂衰弱，隋朝发兵南下灭陈，终于在四百年分裂动乱之后又一次统一了中国。,富强的隋朝：隋朝以强有力的措施调查户口、改革地方制度、废除九品中正制，又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国家控制的户数达到900万，口约5000万，文帝后期到炀帝前期，国力达到鼎盛，据说仓库粮食可支五六十年，此时外无强敌，富裕的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强大的国家。,隋文帝的政治思想：文帝初年既重视儒学，也相信佛教，但是他在实际政治中却具有明显的法家风格，执法冷酷无情，即使自己的儿子也不赦免，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遂废天下之学”，实行严刑峻法。,王通的政治思想：王通生平不详，其人相当自负，认为秦汉以来人都迷失了大道，自己肩负着直接传承周公和孔子学说、复兴儒学的使命，其著作模仿六经和论语，思想相当呆板复古，希望恢复三代、西周的制度，具体内容无非礼乐、爱民、忠君，其最大的创见是“兼三教”的思想，不是简单的排斥佛、道，而是通过兼容达到以儒学为中心的统一。,隋炀帝和隋朝的覆亡：隋炀帝是个相当矛盾的人物，他的文才和政绩在即位前就相当突出，而且十分谦虚谨慎、对被征服的陈国政策相当宽和，即位后非常重视文化事业，恢复学校、聚书讲学，但是变得惟我独尊、好大喜功，贪图豪华而不惜民力，建东都、开运河，特别是多次远征高丽使人民忍无可忍，强盛的帝国在各地起义的烽烟里很快土崩瓦解。,二、唐代前期政治思想,唐朝的建立：唐朝李氏与隋朝杨氏家世十分相似，都是北魏六镇叛乱中起家的胡化汉人，北朝的军事贵族，封唐国公，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兄。李氏乘天下大乱，隋炀帝出巡不归，出兵占据长安，逐渐统一天下，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皇位，成为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唐太宗。,唐代政治制度：唐代制度渊源隋代以至北朝，进一步加以完善，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后来又改行两税法；军事上实行府兵制，后来又改行募兵制；中央政府实行三省六部制；编定了比较完善的法典；更重要的是官员选拔和考核中建立了科举、诠选、考课等制度，打破了门阀世族的垄断，对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完善影响至为深远。,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移向东南：一方面由于魏晋以来南方的大规模开发，一方面由于北方持续的战乱和破坏，或许也有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向东南移动，隋唐时期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长安已经无法靠关中土地来供养，经常要到东都洛阳去“就食”，开凿大运河已经不可避免，特别是唐后期，国家税收几乎完全仰仗东南，以后这个趋势一直延续。,佛教的昌盛和中国化：佛教在隋唐进入高度昌盛的时期，寺院数量众多，组织严密，经济实力雄厚，高僧辈出，而且大多为中国本土人。寺院图书丰富，僧侣颇有学识，传教的俗讲开启了白话文学，佛教造像、绘画、音乐艺术风靡一时，社会各个阶层都深受感染，佛学对于人生心性思辨精密，能补儒学的不足，提高了整个中国学术的抽象思维水平。而且隋唐佛教不再否认忠孝等中国传统伦理，这种本土化的趋势更有助于其广为传播。,道教的繁荣：李唐建立后，自称是道教祖师老子（李耳）的后代，对道教大为尊崇，唐玄宗亲自为老子作注，甚至以道教经典开科取士，道士可以作官、封爵。道士们出入宫廷，大量编造祥瑞、符命支持李氏王朝的合法性，原来民间道教的反抗色彩大大减弱。,儒学的复兴：魏晋南北朝长期政治动荡和政权频繁更迭，使统治者和知识阶层逐渐认识到儒学在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上无可替代的作用，儒学在经历四百年的衰落之后开始走向复兴，隋唐统治者虽然崇信佛、道，但是同时把儒学作为官方学说加以提倡，由国家出资建立各级学校传授儒学，并主要把儒学经典选拔官员的考试内容，学者们也开始了更深入的文献整理和理论研究。,儒、道、佛的相互关系：隋唐时期三教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但是已经日益表现出交融互补的趋势，社会上普遍认识到三教各有其价值，任何一方的势力都足够强大，已经不可能被完全消灭，只有寻求共存的方式才是出路。儒学吸收了佛学的抽象思维，道教学习了佛教的组织体系，佛教也接纳了儒家的忠孝观念，甚至出现了许多相关的伪经。三教各有其社会功能，开始了长期和平共存的格局。,唐太宗和贞观政要：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组成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统治集团，被后代视为贤明统治的典范，他们的政治经验总结在贞观政要中，这本书也成为中国古代基本的政治教科书，其中关于居安思危、民本思想、君臣关系、节俭为政等的阐发都很精辟。,贞观之治：据说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大稔，流散者皆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唐太宗爱惜民力，对吐蕃是用和亲政策，但并没有全取守势，先后击败厥、吐谷浑，势力扩张到西域，建立安西四镇，这些战争速战速决，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负担。,女皇帝武则天和她的周朝：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与李氏家族的胡化背景有关，她是比较迷信的，很依赖佛教、道教，但也很懂得利用儒学，特别是大力推动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儒生以取得支持，同时也任用酷吏严厉镇压反对派。可以说她并没有什么系统的政治思想，而是机敏地利用一切学说和教义维护她的权力，虽然她的出现引起了中央权力中枢的混乱，但是对于普通民众并没有太大影响，她的灵活政策大体上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唐朝的繁荣得以持续。,唐玄宗与开元盛世：玄宗通过政变上台，初期励精图治，整顿了官僚统治系统，国家控制的户口超过隋朝，使得唐朝的繁盛达到了顶峰，杜甫诗中有“忆昔开元全盛时，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社会治安极好，“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玄宗崇尚道教，对佛教实行了严格控制，他本人是一个艺术家，也是文化事业的支持者，当时文化艺术高度开放和繁荣，到达了整个中国历史上无可企及的高峰，涌现出象杜甫、李白这样后世无法超越的伟大诗人，也使得唐朝在所有古代王朝中放射出独特的瑰丽光彩，至今仍有巨大的魅力。,傅奕的反佛思想：隋唐是儒学复兴的时期，而儒学复兴首先要面对佛、道二教的竞争，傅奕推崇儒、道，先后七次向唐高祖和唐太宗上书抨击佛教，是唐前期反佛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佛教是“妖胡乱华”，来自野蛮民族；中国没有佛教的时候，政治贤明，王朝强盛稳定，有佛教以后政治动乱，王朝更迭频繁；佛教损害国家经济，动摇纲常伦理，是社会的大害，但傅奕却没有能力在学理上与佛学对垒。,五经正义的编定和颁布：唐初为了避免成为另一个短命的王朝，建立稳定的大一统帝国，自然要谋求政治思想的统一，唐太宗深谋远虑，不满意“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混乱状态，组织孔颖达、颜师古等学者编定了五经正义，集中了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成为官方的权威教科书，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这一成果是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传统经学的总结。,安史之乱：北方民族的重新强大，使得唐前期在经营边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内地府兵制废弛，边疆由募兵制聚集了庞大的军队，精兵猛将云集边塞，而且相当比例是外族出身，形成了极大的隐患，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使唐朝的繁盛突然终结。,三、唐代中后期的政治思想,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安史之乱的平定并不彻底，北方许多地区只是表面上的归服，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中央无法控制，割据的藩镇建立了家族世袭的统治。募兵制形成的庞大雇佣兵集团十分骄横，往往自立将帅，这种军人跋扈割据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朝的灭亡。,唐代中后期的经济支柱：北方地区经济在动乱中遭受破坏较大，又常常处于割据独立的状态，服从中央的养兵负担也很重，所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东南地区。理财能手刘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财政改革，使盐税、茶税等商业税成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后期又实行两税法，只收户税和地税，简化了税收，提高了效率和合理性。,儒学的新方向：旧有的儒家经学理论水平较低，在佛学面前常常处于下风，从唐代中后期开始，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努力探索儒学新的发展方向，摆脱两汉以来注疏的束缚，“以经驳传”，直接从先秦大师那里吸收营养，否定西汉开始形成的天命观，吸收佛学的心性论，使儒学建立在更高的理论水平上，他们的探索为宋代道学或者说新儒学的兴起开了先河。,韩愈的生平：出身中下级官僚家庭，在科举中进士，政治上几起几落，最后作到兵部侍郎，也算是很大的官了。韩愈一生不改文人本色，好发议论，作地方官爱护百姓，也在对藩镇的斗争中建立过功勋。他极为自负，喜欢教育年轻人，认为从孟子以后儒学衰微，要靠他来复兴，而且他也确实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并被后世所承认，明朝以后韩愈像进入学府，受儒生祭祀。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的反佛思想和行动：韩愈一生激烈反对佛教，其思想主要从经济、华夷之辨、纲常伦理、风俗礼仪等方面阐发佛教的危害，捍卫中华文化的正统孔孟之道，而且在斗争中非常勇敢，几乎送掉性命也毫不后悔。,韩愈的圣人史观：他认为人类早期与禽兽相似，有圣人出，作出种种发明，创造文化制度、伦理道德，人类才从蒙昧走向文明，如果背弃圣人的教诲，就会重新回到禽兽状态，总之，是圣人创造了历史、创造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韩愈的道统思想：唐朝盛行的佛教禅宗中提出了佛法传承的血脉，韩愈也试图建立儒家的道统，神化孔子，大力抬高孟子一派，贬低荀子和两汉儒学，宣称自己是孟子的直接继承人，希望通过正统的强化达到统一思想、使儒学重新取得独尊地位。,韩愈的性三品说：韩愈吸收了佛学的分析方法，深化了先秦的人性论，对于人性善还是恶的问题，他的回答超过了孟子和荀子，认为人分三品，上品性善，中品有善有恶，下品性恶，并以仁、义、礼、智、信五德与三品相配合，这个理论的解释能力显然更加丰富。,韩愈的心性修养论：礼记中大学一篇以往并不受人重视，韩愈把它单独提出来，大力宣扬阐发，主张先“正心诚意”，然后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心性修养是一切事业的源泉，所以圣人之徒的首要使命就是修身养性。到宋代，心性之学成为儒学的主体，后来大学被列为“四书”之一，上升到与五经并列的地位。,李翱与复性书：李翱与韩愈关系密切，在师友之间，他的理论水平超过韩愈，提出了更精密的心性学说。他把礼记中中庸一篇与孟子相结合，吸收佛教禅宗“见性成佛”的思想，提出人人皆有善性，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圣人，只是被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所蔽，不能发挥善的本性，所以必须“灭情复性”，才能恢复本性，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李翱是宋代新儒学的更直接的先驱，中庸也成为四书之一，取得儒家宝典的地位。,柳宗元生平：出身世家大族，少年成名，参加永贞革新运动，失败后被贬当时的南方蛮荒之地，也做了一些开发地方的好事，但总的来说后半生十分潦倒，不过这样倒有时间创作出流传千古文章和诗篇，在寂寞之中也把思想提炼到更高的水平。,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思想：韩愈是孟子唯心倾向的继承人，柳宗元则是荀子唯物倾向的继承人，他提出了“元气”说，认为“天”的各种变化只是自然现象，与人事毫不相干，“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人间的福祸都是自己造成的，用比较系统深入的理论否定了从汉代经学到五经正义中的天人感应论，把儒学的注意力拉回到人的自身。,柳宗元的唯物史观：他认为历史发展中有一种“势”，实际上就是客观规律，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著名的封建论中他指出，古代的封建制是适应了原始部落发展的制度，不是圣人创造的，“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这与韩愈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封建制必然要被适应更高发展阶段的郡县制所代替，这也是由“势”所决定的，但是柳宗元没有进一步探讨脱离了“天”的“人”，与“势”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说：刘是柳的执友，思想也接近，他比柳宗元更进一步，指出天人关系不是相互感应，也不是毫不相干，而是的对立统一，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但也要受自然之势的制约。柳、刘一派的历史命运和他们的先驱荀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