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问收获 但问耕耘读梁启超家书有感作者：西安分行办公室 李佃强梁启超家书是一本不太厚的书，但与以往我们对这位大家的政治活动、学术研究印象不同，读罢此书，一个劝学、“催婚”、风趣、有点碎碎念的“顽童”父亲形象跃然纸上。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个个不凡，笔者更关注梁思成一些，重点把他写给梁思成的书信分享给大家。做学问，不以是否有用来评判梁启超家学渊源极深，对于这个长子，在劝学上用的功夫着实不少。梁思成写信，问做学问有用无用，梁启超以唐朝的诗人李白、杜甫和名相姚崇、宋璟为例，告诉梁思成“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个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人人各有所长，做学问的人与做官的人，只要都竭尽全力发光发热，给社会做点贡献，就都是有用的。而对于梁思成这种看起来急于求成的心态，梁启超也给予了驳斥，他在信里写道“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梁启超把准了年轻人做学问心态的症结，那就是短时间内急于有所收获，长期来看可以作为安身立命的资本，他语重心长的告诫，或许可以让梁思成幡然醒悟，沉下心做自己的学问。在梁启超看来，在学校中求学，最重要的是学规矩，“今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惟如此，将来到欧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须补学，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而且有天才的人绝不会因此而阻抑他的天才，你千万别要对此而生厌倦，一厌倦即退步矣。”当然，这里的规矩并不只是学校的规则，而是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务求循规蹈矩，而不是投机取巧。“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因此，做学问不怕出不了彩，怕的是基础不牢、根基不稳，花拳绣腿、弄巧成拙。梁启超还讲，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有的知识要一天一天慢慢积累，像是炖一锅好汤，有的知识则要集中精力解决几个主要问题，像是爆炒一盘好菜。这种精准把握学习火候，懂得快慢结合的方法，对于今天的我们学习研究都是很有益处的。感情不节制，便会自投苦恼的罗网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为徐志摩证婚的情形，徐志摩的妻子才与前夫离婚就迅速跟徐志摩结婚，他本来不想去，无奈胡适之、张彭春两位朋友苦苦求情，但他也毫不客气，不留一点情面，“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在他看来，“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发此感慨，一是表达他对徐志摩结婚一事的抗议，二是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如此冲动，自投苦恼。彼时，梁思成与林徽因同在美国，梁启超在信中也频频叮咛二人互相照顾，在林徽因的父亲林觉民被袭逝世后，他赶紧给梁思成去信，“徽因造此惨痛，唯一的伴侣、惟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镇静着，才能安慰他”，而在金钱方面，他从来都是大度的，在询问梁思成的预算时，会特意提醒，将林徽因的一并计算在内。可见，他对儿子感情生活的重视和殷殷期待。在梁启超的观念中，“人需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他本来也不是一个“催婚”的人。林徽因的父亲出现变故之后，梁启超更多地为林徽因着想，便想着让自己的儿子把责任承担起来，甚至提出了让儿子换一个更容易谋生的专业，成婚之后，也能负担起一家老小，“但现在的情形，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因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这便困难多了。我从前希望他学都市设计，只怕缓不济急，他毕业后转学建筑工程，何如？”其对林家的情谊可见一斑，梁思成听从了他的建议，研习建筑学，回国后在东北大学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建筑系。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梁启超自认为是一个“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这让他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在他看来，人要有多种趣味，要烂漫向荣，“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他很喜欢这种生活状态，便要求孩子们把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对于梁思成，梁启超有些担忧，“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在学问上，他建议梁思成对于文学、人文科学，要“多用点工夫”。在社交上，他也建议梁思成，交友取益，也要方面稍多，这样才能交换更多的知识和生活阅历，拓展自己的视野。梁启超认为，如果梁思成守着太专的学问，“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意思是，你自己的学识和生活不够丰富，连你老爸谈话的节奏都跟不上了。梁启超生怕梁思成会变成钻进一门学问的呆子，“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像上面这样亲切风趣的语言在他的文字中并不鲜见，他催促梁思成“你看了这信，意见如何，无论校课如何忙迫，是必要回我一封稍长的信，令我安心。”他十分珍视与子女互动，甚至会嗔怪在欧洲旅行的梁思成，“你来信终是太少了，老人爱怜儿女，在养病中以得你们的信为最大乐事，你在旅行中尤盼将所历者随时告我（明信片也好）”，读起来颇有些可怜祈求的意味，却是一个父亲对子女最深切的牵挂，最随意却最浓情的表达。只可惜，这样一个有趣的父亲，被北京协和医院“孟浪”的医生错误地割掉了一颗肾，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大度的梁启超还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此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到三年，与世长辞。梁启超的家书虽然不是浸透生活的散文诗，却充满了诗一样的父子柔情，虽然不是韵律整齐的歌曲，却如酒后哼出的小调，百转千回、别有风味。我读完之后，都有一种赶紧提笔给自己女儿写封信的冲动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