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当前，在如何认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时，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 中国的迅速崛起是近三十年来世界历史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科技事业快速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这些举世瞩目的成绩举不胜举。中国的发展是个不断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是旧的问题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的过程。中国目前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应当说，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矛盾和问题是必然的、正常的。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发展正是在不断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正确认识和对待矛盾和问题，应当实事求是，坚持发展的观点、历史的观点。然而，当前，在如何认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时，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是看问题不客观不全面，把枝节当主流，只看问题不谈成绩。不论什么事情，先讲问题和不利一面，对成绩忽略不计，以为这样就是“客观公正”，而讲成绩似有“歌功颂德”之嫌。如果不能在大好形势下挑出毛病，似乎就不够“客观”。比如，对我国发展形势不能说“大好”，一些专家学者看阴暗面多，看积极面少。 二是对待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不承认矛盾和问题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不承认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有个过程，企望一下子就解决所有问题。这在对待收入分配差距、产品质量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 三是洋教条盛行。热衷于炒作西方学术界的新名词、新概念。总是把西方的那一套标准、尺度、模式等套用到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上，凡不合乎西方的标准、尺度、模式，就认为是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比如一说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一谈收入差距必然要套用基尼系数；一说社会稳定就寄希望于中产阶级的扩大；一说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基础；一讲政府作用就主张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 四是一些媒体肤浅浮躁、跟风炒作。现在翻开报纸杂志，打开互联网，总是看到大量转自国外的报道和分析中国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不少尚能较为客观地看待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进展、新动向、新问题，对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矛盾所做的分析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在不少西方学者笔下，对中国的观察和结论常常是“危机”、“失衡”、“出轨”、“失范”、“泡沫”、“威胁”等危言耸听的字眼，对于这些曲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夸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某些问题，别有用心地做出一些毫无根据的主观结论的文章，以及出于保护本国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夸大产品质量问题，“妖魔化”中国产品的倾向性观点，出于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或文化上利益的需要，传播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和“威胁”的论点，国内的一些媒体常常不加分析批判、不惜版面地跟风转载，甚至出现不少附和的声音。 五是社会心态失衡，对待问题抱怨情绪大，指责多。由于过分夸大甚至是曲解我国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更因为不是从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不承认矛盾的客观性，不承认解决矛盾需要过程，因而误判形势、误导舆论成为一种现象。互联网上的博客文章和大量跟贴在很多问题上就弥漫着这样的情绪。 客观地、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纠正错误的观点，消除不良倾向，最根本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认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时，之所以出现一些不良倾向，从认识上说，最根本的在于一些人丢掉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个重要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强调事物是发展的，防止静止地和孤立地观察问题。客观地、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纠正错误的观点，消除不良的倾向，最根本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了使人们对此有更加清楚的认识，下面就一些热点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加以分析，以正视听。 1、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宣传，只讲“形势大好，不讲问题”固然不对，但“只讲问题，不讲形势大好”也是不对的，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历史上，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宣传曾经出现过只讲成绩、不讲问题的片面做法，“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一度成了惯用语，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停滞时期，这类宣传不仅效果不彰，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质疑。但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我国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又产生了另一种倾向，不论什么事情，先讲问题和不利一面，如果不能在大好形势下挑出毛病，似乎就不够“客观”。过去只讲“形势大好，不讲问题”是一个极端，固然是不对的，但“只讲问题，不讲形势大好”当然也是不对的，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例如，今年7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我国GDP同比增长11.5。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根据这个数据，有经济学者和分析家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很快赶超德国居世界第三位。这当然也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利好消息竟被有些媒体处理成有“失控的趋势”，甚至说“全面通胀时代来临”。又例如，近年有不少人总是抱怨中国为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环保代价，把GDP增长对提高综合国力、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贡献置之脑后，更有所谓“民间环保人士”搞了个“绿色GDP”，按此测算有的地区GDP为负增长。这正呼应了某些美国学者的说法，认为中国的真实增长率只有4.5到6，因为中国的统计并未把工业化发展带来生态破坏计算在内。这个绿色GDP是什么？它能代表生产力，能增加就业，创造财政收入和利润？众所周知，我国近年财政收入每年增加20以上，是GDP的一倍。难道这不说明生产力的增长是真实可靠的吗？按他们的逻辑，原始社会的绿色GDP最多，因为生态保护得最好。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生产力的不断提高，GDP衡量的是生产力水平，这是世界公认的标准，而并未见谁用所谓“绿色GDP”来做生产力发展的标准。当然，发展生产要注意保护生态，不能以毁灭性的手段追求GDP，但也不能因噎废食，把保护环境绝对化。中国所经历的是所有国家要达到经济成熟必经的过程。发展和增长，才是最“绿色”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GDP没有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然落空。 我国外贸自1994年以来持续高速增长并连续保持了13年的贸易顺差。据报道，XX年上半年进出口总额实现9809亿美元，同比增长23.3；顺差1125亿美元，同比增长84.3。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由于持续的贸易增长与巨额顺差，引发了大量的贸易摩擦，给人民币汇率带来了持续的升值压力。有些人看到这些问题，就主张要遏制外贸的增长，这也是夸大问题的反映。外贸的持续增长与顺差是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一种表现，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必然结果，是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不断获得发挥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效。外贸的增长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较高的贡献率，也是我国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国内外两种资源战略的实际成效，也体现了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地区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企业及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认识我国外贸增长态势的关键概念之一是外贸依存度。所谓外贸依存度是指进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从近些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外贸依存度基本都在6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接近70。有人认为这个比例过高了。能机械地判断这个比例高低吗？不能也不应该。外贸依存度提供了一个评价国民经济对外依赖所带来的风险程度的参考指标，但它不是惟一的指标，就其本身的性质来看也不是一个静态的、孤立的指标。外贸依存度高低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是以一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状况密切相关的。当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较为稳定时，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应该解读为我国对国际市场与国际资源的最大限度利用，对国际交换中的经济利益的最大享有，不是风险，而是机遇。反之，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紧张时，哪怕只有20至30的对外依存度都可能危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安全。要辩证地认识外贸依存度，努力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不失时机地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在对待顺差问题时不能只看到问题的复杂就要遏制外贸上涨，正确态度是有效地削减顺差，努力实现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 2、简单地抛开历史规律，指责现实问题，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于解决问题无补。 再拿环境保护来说，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条件，把利用和保护结合起来，达到完善是人类的理想目标，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不付出一些发展的代价，人类应力所能及地减少这种代价，保持发展的持续性。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工业化，他们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西方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著名的十七、十八世纪的“雾伦敦”就是典型代表。直到上世纪初这顶帽子还戴得很牢。有些人去了欧美，回来说那儿的天最蓝、水最清。这也是事实。但从雾都茫茫达到今日水平，它们经历了几百年。北欧一些国家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完善，也是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过程的。美国、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中，都出现过严重的生态问题。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在生产初级产品的过程中肯定会产生对环境的损害。但不经过这个阶段就直接走到高级阶段是不可能的。现在一些所谓专家提出这个不能搞，那个污染大，化工厂不要，连垃圾焚化炉也不环保，这怎么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难到回到工业化以前才算环保吗？ 除环保问题外，其它在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都只能减少损失，但不可能绕开，不可逾越。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必经的阶段。工业化使人类脱胎换骨，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加速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规模是前所未有的，这造成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在生产关系上，工业社会遵循的是市场法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问题更加复杂。最近，中国少数企业生产的劣质危险产品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与美国企业100年前的行为并无多大的差别。在美国公司自己拥有值得保护的大部分知识产权之前，美国在许多年里也一直忽视许多国际知识产权协议。日本的不少公司的做法在上世纪与美国相像。由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带来的问题，不少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制度的作用并不大。资本主义逃脱不了，社会主义也逃脱不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要走他们的老路，应吸取教训，尽力减少并避免损失，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快的发展，但也要看到，实现工业化资本主义用了三百年的时间，而我们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缩短发展时间是可以的，但有些规律、有些矛盾和问题是难以逾越的。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人们还会关注一些与经济发展相伴生的问题，比如生态环境、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体制等等，我们要针对不同时期发生的不同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现在，随着经济发展，国家已积累了一定财富，拿出其中的一部分来用于社会保障，解决部分群体收入低的问题，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等才有可能。 一个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同阶段，任何政策不能脱离当时的背景。很多问题都是随着经济发展才慢慢出现，被人认识，引起重视的，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似乎动辄得咎，西方社会把破坏环境、劣质产品问题的罪名都扣到我们头上，这不但不公正，而且是别有用心。 简单地抛开历史规律，指责现实问题，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于解决问题无补。很多西方国家已经是后工业化，大量矛盾在发展的过程都解决了，现在却要当“教师爷”。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西方国家不是没有出现过。在发展中不可能不出现问题，关键是我们应该用怎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不要以现在我们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相比，而要看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是更有效，付出的代价是不是更小。 3、热衷于炒作西方学术新名词、新概念，搞洋教条行不通。 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洋教条主义倾向，动辄就用西方的那一套理论框架、概念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