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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的角度浅谈犯罪行为的界定【摘要】:社会主体的行为有很多种,其中哪些行为应当成为刑法的规制对象是刑法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对应当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的犯罪行为进行分析,从而使刑法保护合法权益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实现,进而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关键词】:成本与收益 社会控制 犯罪行为法律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是最严厉、最权威、最有效、最为形式理性化的社会控制手段。刑法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国家提供的打击社会危害行为的公共物品,是进行社会控制的有力手段。由于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是有限的,公共物品的提供不能没有限制。把国家看作是一个“理性经济人”,为了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应当将那些对社会危害较大,并且对其防控带来的收益远大于投入的成本的有害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由刑法加以规制,由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一、 刑法进行社会控制的成本与收益分析社会控制是指为了维持社会发展进步所需要的必要秩序,对社会成员的行为、 思想及其价值观念进行的指导和约束, 以及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的调节和制约,是指在国家主导下,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一种治理手段。社会控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控制,泛指对一切社会行为的控制;狭义的社会控制,特指对偏离行为或越轨行为的控制。社会离不开控制,没有控制就没有维持社会发展进步所需要的必要秩序。社会控制的手段有很多,包括:习俗、道德、宗教、政权、法律、社会舆论等。进行社会控制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成本,也会带来一定的收益,合理的社会控制手段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好的社会效益。刑法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有力的手段,通过对犯罪行为进行定罪处罚,来指导规范人们的行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刑法在进行社会控制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成本即费用包括:对犯罪行为进行侦查、审判、处罚的必要开支以及预防、阻止犯罪的必要费用等,而可能带来的收益包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社会秩序得到维持、社会公正得以实现、犯罪率得到降低等。由于刑法只对其规定的犯罪行为进行规制,所以刑法规制对象的范围大小将直接影响到其进行社会控制产生的成本与收益的大小。如果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过多,则可能会导致社会控制成本大于社会收益的不经济现象的出现;如果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过少,则可能会使侵权法等其他法律的调整范围扩大,最终导致社会控制的总成本不合理的增加。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刑法在对犯罪行为进行界定时应该追求的目标是:刑法在规范社会主体行为的过程中能以最小的社会控制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收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可能产生的社会控制成本与收益大小作为判断对犯罪行为的界定是否合理的标准。二、如何界定犯罪行为以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我们在考虑刑法应如何对犯罪行为进行规定,以便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时,可以从庄子胠箧中的一段话中得到一定的启发。庄子曰:“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这段话告诉我们:不要把贤能与智慧当作少数人特有的,不要让少数的所谓的圣人欺诈其他人,要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机遇,都可以发挥聪明才智,这样才会“大盗乃止”、“小盗不起”,社会才能较好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在注重社会控制产生的成本与收益的时候,不得忽视社会控制的负面作用。这种负面作用与投入的成本不同,是指进行社会控制而付出的有价值但无法量化的东西,主要表现在:人们的自由受到限制,创造性受到压抑,许多价值无法实现。因此,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不能不考虑要将控制的目的与人们的需要保持一致。在进行社会控制的时候,人们的基本需求是必须得到满足的,当给人们提供了足够的实现其个人利益、满足其需求的渠道的时候,再将大部分社会资源集中用于规范极其个别的为了满足个人需求而危害社会的行为,就以较少的费用有效规范了对社会危害较大的行为,使得投入的成本和产生的负面作用相对较小而获得的收益较大。可想而知,当人们找不到正当的途径来满足基本需求的时候,就会不得不选择极端的方式维护个人利益,这时犯罪的预期收益超过了犯罪成本,任何苛法峻刑都不足以威慑犯罪,都无法阻挡犯罪率的提高。有鉴于此,立法者在对犯罪行为进行规定时,为了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可以采取的方式是:只将社会主体实施的极少数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保护大多数人的合法权利。也就是说,刑法对人们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满足基本需求而实施的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不予干预,并且通过惩罚违法犯罪为人们进行合法行为扫除障碍。虽然,有一些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会受到民法、侵权法、合同法等其他法律规范的调整,但在人们没有履行这些法律规范规定的义务时,大多只需承担损害赔偿等财产责任即可,人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在不违法犯罪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不会因担心遭受莫名的牢狱之灾而畏手畏脚、丧失更好发展的机会,同时也使得为了进行社会控制而付出的代价较少。另外,刑法只对少部分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行为进行威慑和阻止,投入一定的控制成本,将一些因作为或不作为而不法侵害他人财产或人身权利但社会危害较小的行为不规定为犯罪,而由侵权法进行调整,就有利于最小化社会控制总成本。因为,国家的财政支出是有限的,如果对没有危害或危害较小的行为也用刑法进行调整,就像用大炮打蚊子一样,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使得那些可以用于控制社会危害性较大行为的资源减少,这样就加大了存在侥幸心理的罪犯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最终会造成社会控制总成本的大大增加。由此看来,如此界定犯罪行为就可以通过投入很小的控制成本而取得很大的收益,并且能够有效减轻社会控制的负面作用。三、 我国刑法对犯罪行为的规定的经济学分析我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根据该规定我们可以得出这一结论:我国刑法只对那些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行为进行规制。刑法之所以进行如此规定,就是因为不管是对犯罪行为的预防,或是对罪犯责任的追究,还是对惩罚错误的纠正,每个过程都会产生大量的成本,但是对危害性大的行为进行规制,带来的收益往往会比这些成本大得多。至于那些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如果也用刑法进行规制,带来的收益往往会比较小,而付出的成本可能会很小,但也不能排除会付出很大的成本的情况。为了使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得到更好的利用,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做这种规定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对社会危害大的行为都要由刑法进行规制。以烟草生产为例,尽管烟草的社会危害性很大,会对国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但是禁止烟草生产需要很大的一笔开支,同时还要失去很大数量的税收收入,况且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带来的收益却很小,所以我国刑法没有将生产烟草的行为规定为犯罪。2011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以及飙车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以危险驾驶罪追究驾驶员的刑事责任。为什么要将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呢?我们可以这样分析: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收入的增加,私家车数量的增多,全国范围内酒后驾车、飙车事故数及死伤人数上升很快,此类行为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性。将醉酒驾驶以及飙车行为规定为犯罪后,虽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检察院、法院的工作量会有所增加,产生了更多地成本,但却能有效的威慑和预防该类行为,带来了较大的收益。因为,醉酒驾驶和飙车被规定为犯罪后,醉驾或飙车被查获和定罪的几率很大,再加上定罪带来的耻辱,驾驶员进行此类犯罪的预期成本就超过了他的预期收益,此时驾驶员便不会选择实施犯罪,这就使得酒后驾车及飙车行为大大减少,路上行人及其他驾驶员的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综上所述,用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刑法领域中的犯罪行为的界定问题,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将国家看成一个“理性经济人”,刑法作为其控制社会的手段,为了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将哪些行为界定为犯罪是其对社会控制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估计与衡量的结果。参考文献: 1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法律出版社.2012:312-314. 2李强.威慑规则与预防规则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矿难治理问题J.生产力研究.2008,18:14. 3丁卫.法律与社会控制J.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7,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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