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的取消对农村未来格局的影响 农业税的取消对农村未来格局的影响一、农业税的取消在促使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调整趋于理性化的同时，因土地纠纷引发的人地相争矛盾将显得日益突出。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生产的自主权和迁徙的自由权，农民从对集体和土地的人身依附中彻底解脱出来。特别是使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农民打工潮的出现，带来了农村劳动力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的选择和跨地区的流动。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单一农业集体就业之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农村改革开放中发生了第一次重大改变。农业生产和农业收入已不使农民唯一的选择和唯一的经济，由单一的农业就业方式向农业为主，多、工、副业就业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这一次调整，是在因地因人制宜的基础上上渐进有序的的开展，是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农村“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压抑二十多年后的一次大暴发。农业结构多元化发展，农村劳动力多途径就业，不仅解决了粮食供给短缺的问题，而且带来了农民收入的显著增加,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农村人居环境的根本性变革。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乡镇企业的效益的滑坡和农业比较效益的降低，农民收入水平急剧下降，部分地区的农民收入出现负增长的同时，农村滥收费也变得日益猖獗，导致农民负担有增无减，农民不堪重负。农村土地一度成为农民无法甩掉的累赘和无法承受的负担枷锁，低价甚至贴本请人耕种现象比比皆是。致使大量的农村土地出现粗放经营，甚至被抛荒，农业效益再次步入低谷，农村劳动力，特别是一些有知识的青壮年劳动力逐步离开农村和祖祖辈辈生养的土地，剩下的劳动力也大多为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人。土地的闲置，负担的枷锁和农村知识青年的出走，使农村再一次跌入贫困的泥团无法自拔，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再一次发生调整。这次调整，是在农民无法承受日益沉重的农民负担的背景下被迫进行的调整，大批农村劳动力离乡背井，游离于城乡之间，是一种无序和盲目的流动。高危险、差环境、低报酬和无劳保是当代农民工的的真实写照，带来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不稳定的隐患。而从本世纪初开始，三农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家逐步加大了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实施，逐步从源头上抑制了农民不合理负担上升的趋势，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好转。尤其是从xx年开始的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和“两项减免三项补贴”政策的出台，使农产品价格稳中有升，农民生产成本降中有减，农业比较效益开始回升，农村土地开始增值。土地再一次成为农民关注的热点问题和乡村干部棘手的难点问题。只是这一次与上世纪末的情形决然相反，那一时期，土地是不仅不能给土地承包权的拥有者带来经济上的利益，相反，因过重的负担，成为农民致富的绊脚石和农民急于脱手的包袱。农户是说好话转包；乡村干部贴资金求农民耕种。为的是土地尽量不抛荒或少抛荒，为的是国家的皇粮国税和乡村提留不短收或缺口不留得太大。而现在土地升值后，原来拥有土地使用权的进城农民工开始大批回乡，要求转包户和乡村干部返回原承包的土地；没有赶上农村土地二轮延包的农户，则根据国家现行的农村常驻人口，人人享有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村政策向乡村干部施压，要求重新调整土地；而目前占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也根据国家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极力反对重新调整农村土地。加之当时农村土地大量抛荒时，一是农户间的土地转让极不规范。多半是口头协议，既无文字依据，也无时间界定和退还的约定。跨田块、跨村组、甚至跨乡镇转包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当时的农村二轮土地延包工作多流于形式，这为目前农村土地纠纷的调解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二是现在的承租户在当时转租土地时，不仅承担了原承包户各种沉重的税费负担及大量的农村劳务负担，而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转租的土地进行改造升级，由原来的低产田变成了现在的高产、精产田，退出转包田后，原有的投资由谁承担？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其三乡村干部为了积极响应上级组织的号召，在当时土地不值钱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土地的集中转包，培植了不少种田大户和农庄经营大户,而且在实行农村土地集约化流转过程中，这些大包户和农庄主取得这些土地的使用权时，不仅权属合同规范，有文字依据，而且承包期一般多在十年左右，有的甚至是二十年、三十年，或更长承包期。同时这些承包大户和农庄主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土地品质的改造，产业结构的调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购置大量的不动产，如房屋、农机具及种子、种苗、肥料等相关的农用生产资料。若要强行收回这些种田大户和农庄主承包的土地，一方面是违反了合同法，从法理上行不通。另一方面是巨大的投入由谁来承担？将又是一个很难解决的大问题。要原承包户独自承担，他自然无力，也不会同意；要村集体承担，其他农户不会同意，村集体在目前这种财力窘困的情况下，连基本运转都存在困难，更不说有能力和资金来解决这庞大的天文投入数目。因此，人多地少的矛盾，退与不退的矛盾，调与不调的矛盾，资金补偿与资金缺乏的矛盾，将伴随着农业税取消的全过程，并相互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焦点和影响着农村社会稳定的不确定的因素。在某地调查发现，今年前三个月，因土地纠纷而引发的农村社会治安案件占去年一整年的30左右，百人围堵冲击县、乡办公机关的6余次；因土地纠纷被打伤的有10多人，其中有2个村支部书记伤势严重，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当然，随着农业税取消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格局也将再一次的面临调整，并且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将趋于规范合理化。一是人均土地面积不足的农户，可以在保留自己的土地承包权的同时，将土地的承包使用权通过土地市场流动，在转让使用权中获取更大的土地增值利润，并通过闲置劳动力的外出打工来增加更多的家庭收入。二是大批外出打工的农民将陆续返乡，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和文化层次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将随着农业比较效益的逐步回升而开始的回流，这也将会改善农村现有劳动力年龄老化、文化层次低、多妇幼老弱的失衡现状，有利于农业生产劳动率的提高和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但同时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因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及要田人数的急剧增加，人地相争的矛盾将凸显出，来并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二、农业税的取消在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得到根本好转的同时，因配套政策接盘的不到位，也给当前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隐患。三农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中最突出的又是农民负担过重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随着国家进一步加大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力度，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将会逐步得到改善。特别是今年国家重申，在稳定去年的“两项减免三项补贴”的扶持和发展三农政策的基础上，突出强调要加大对农田水利基本设施、乡村道路建设等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方面的投入，这将有利于进一步缓解乡村基层组织在农民减负与农村发展上的矛盾压力。而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将使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将得到彻底扭转。因为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不仅在农民负担的绝对值上减少了农民负担的数额，而且从政策上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的关心和支持，更重要的是从源头上真正解决了农民负担过重的历史痼疾。因为，通过农业税的取消，彻底堵死了借农业税征收而导致的多名堂的农村搭车乱收费。这种搭车收费，不仅名目繁多，而且手段恶劣，为农民所深恶痛绝。一旦有了哪怕是临时性收费的借口，将会被一些乡村干部千方百计的设法固定下来，成为常设收费项目，这就是农民负担长增不减的根本原因。并且，其额度远远高于农业税的正常额度，有的甚至是农业税额度的2-3倍，这才是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在调查中有人算了一笔账：在农村税费改革前的xx年，一亩田的负担在450元左右，其中正当的农业税是120元左右，而搭车收费的额度超过300元，是正当农业税收的2倍。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收费，是为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的缺口而进行的合理性筹资。关键是这种搭车收费上的支出比例的严重失调，既加重了农民负担，有损地方政府得威性，又影了响正常的合理性收费。如“一事一议”的推广和实施，在目前情况下就很难落实到位。同是上述的地方，当年超额度征收的300元里，只有30的费用是用于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而其中的大部分是用于填补税费欠收农户的上缴款，支付村级借款高额利息，各种名目的招待费办公费和庞大村级管理队伍的误工补贴。到xx年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后，一亩田的负担减到不超过200元，其中农业税80元左右，其他费用仍有110元左右。虽然农民负担xx年与xx年比大幅度下降，但其搭车费用的额度比例，仍高于农业税的征收标准。因此只有彻底取消农业税，才能真正达到农民负担减轻，并不会反弹的目的。我们在欣喜农业税的取消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收入增加和农业生产效益提高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由于农村改革实施的过程相关配套政策出台时效上的滞后性，及执行过程中的不规范性和缺乏强制性，导致新旧体制交替中出现体制断层和政策盲点。正是这种断层和盲点，给当前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村社会的稳定带来一定的混乱和负面影响。突出表现在：(一)乡村财力将有面临崩溃的危险。虽然这种危险的出现，不是农业税取消的必然结果，但农业税取消诱发了这种危险进程的加快，或者说是加速了这种危险表面化和严峻性。纵观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总体来看，农业经济发展速度滞后于工业经济的发展速度，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上的失衡的局面在建国五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是导致农村贫穷和农村经济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在农村“一大二公”计划经济年代，农民没有剩余产品的处置权和经济收入的支配权，农村实物分配和经济积累掌握在村集体手中。因此，村级财力相对充裕，财务管理也相对规范，农村公共品供给也基本能满足当时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初期，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农村经营体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的实施，虽然改变了“一大二公”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体系，但通过“三项提留，五项统筹”的方式进行村集体经济的原始积累，还是基本上能保证了乡村正常运转所需的资金。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由于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致使乡村“三提五统”不能足额到位，而且农户欠交的缺口逐年增大，加之此时的农村有普遍出现了基础建设改扩建和农村产业结构热潮，农村义务教育的普九验收，乡村道路、农用电网等农村基础建设的全面升级，农村饮水工程的全面铺开以及以农业综合开发为主体的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剧增了村级集体资金的投入量。在农村集体收入本来就出现短收的情况下，不切实际的基础建设项目的盲目上马，和少数人为捞取政治资本的形象工程和政绩样板的出现，给本来就不足的农村经济积累雪上加霜。为了完成项目建设，乡村一方面通过增加农民负担来筹集资金缺口，另一方面则通过高息借债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造成了农村财务赤字，导致乡村财力出现危机。而随着三农问题的浮出水面和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取消了农村“三提五统”这个关乎农村集体收入的唯一主要，代之以的是农业税附加、农村“一事一议”及国家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填补三提五统取消后留下的缺口，但由于这三项一是基数小，二是缺乏强制力，三是管理不规范，所以很难全额到位。即使是到了位，对于已出现财政赤字的农村基层组织，也只能是杯水车薪，难以解决根本问题。而农业税取消，在农村新的财政投资体系和行政约束制度尚未出台前，随着农业税附加家不复存，和在目前环境下唯一能借的农业税征收时收取合理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资金的渠道的堵死，村级财力将更加困难。特别是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村级财力，将面临崩溃的危险！这决非危言耸听！(二)农村公共品供需脱节的现象将变得更加严峻。首先是现行的以农田水利为主体的农村基础设，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上都显得严重不足。特别是沿湖、沿江地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数量与质量真正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所在！是确保农民增产增收的关键所在！而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