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最新推荐- 三中全会：基础养老体系建设将提速 财政部门针对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方案已基本成形，可能成为养老保险顶层设计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方案将鼓励企业年金制度建立，充实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缓解基本养老保险未来的支付压力。在财税体制改革配合下，基础养老金管理有望成为中央事权，这有助于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缓解我国地区、城乡之间养老保障不均衡问题，有助于解决养老保险基金分散各地不便于投资营运、难以保值增值的难题。上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逐步建立以三大支柱为支撑的养老保障体系：第一支柱为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二支柱为企业及职工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即企业年金。第三支柱为商业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制度参考的是美国的401k计划，即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费建立的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有所不同的是，在美国，企业为个人缴纳的养老金作为成本不用纳税，个人缴纳养老金部分及其投资收益推迟至领取时才缴税。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只对企业缴纳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进行税前列支，对个人缴费部分不得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扣除。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缓慢。根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截至二季度末，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一共有5.9万个，仅占全国实有企业总数的0.4%。全国企业年金积累基金为5366.65亿元，实际运作金额为5161.4亿元。为缓解基本养老保险面临的支付压力，有关部门早已着手研究相关政策以完善企业年金制度。目前，财政部门针对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方案已基本成形。在充实企业年金的同时，相关投资运作政策也已完备。人社部等四部委在上半年联合发文，扩展企业年金投资范围。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范围在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规定的金融产品之外，增加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特定资产管理计划和股指期货。2008年，国务院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和重庆5省市先期开展试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取消双轨制，但时至今日试点未有实质进展。郑秉文说，若企业年金得到长足发展，将为推进事业单位建立职业年金夯实基础，有利于下一步全国事业单位乃至公务员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业内人士认为，基础养老金管理成为中央事权，将真正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这有望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议题之一。目前，我国养老金实施的是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由于统筹层次较低，造成各地基金结余差异较大。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地区，每年需财政大量转移支付确保发放，那些有大量基金结存的地区，也不能实现全国范围的调剂和统一管理。这导致养老保险标准和待遇存在地区间差异，劳动者难以通过社会保险实现社会利益相对公平。为鼓励机构参与养老业，国务院近期接连下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和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制定和完善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要求各地要统筹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资源，合理布局养老机构与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院、康复疗养机构等，形成规模适宜、功能互补、安全便捷的健康养老服务网络。保险业内人士期望上述扶持政策能尽早落地。分析人士表示，养老业发展也需要顶层设计。在上述意见之外，可考虑结合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明晰各部门职责，打破条块分割，建立养老产业发展统筹协调机制。结合事业单位改革，推进公办养老机构体制创新。吸引社会资本、公益基金和国外资本投资养老产业，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各类养老服务设施，促进生活照料、医疗康复、文化教育、休闲旅游、金融信息等养老相关产业发展。   11月9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上，新一届领导集体将首次向外界全面阐释其施政理念和改革路线图。日前，多名高层领导人已在不同公开场合表示，此次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而且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在这次空前的改革之前，中国已经探索了35年的改革开放之路。这35年，一些历史性的节点永恒地记载史册。回顾35年历程，三中全会是观察中国后30年(指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年代)伟大变革的一扇窗口，是串起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一条主线。历届三中全会，往往带有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烙印，体现出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特点。前瞻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外媒分析认为，李克强等新一届领导人所选择的改革道路，或许将开启自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谈话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中国变革。三中全会与它所改变的中国纵观党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可以说，35年来7个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与关键词的变化，折射出党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不断成熟。换句话说，三中全会已成为改革的代名词，是观察中国后30年变革的历史线索。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共召开过的7次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不变主题。这7次三中全会，有5次议题直接是与深化改革相关，2次则和农村改革与发展相关。而尤为引人注目的，则是4次关系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全会，它们分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它们都具有纲领性意义和时代性色彩，分别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四个阶段，即改革的启动阶段、改革的展开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最常被提及的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揭开了改革开放新革命的序幕，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具体来说，这次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和重大历史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这一阶段，改革的主战场在农村，改革特点在于逐步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索一种全新的体制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深圳经济特区则是这个阶段改革开放的标签，中国经济开始意识到市场的力量。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曾说，这次全会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其伟大。中共中央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则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次会议，标志着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即改革的展开阶段。当时，解放思想冲破了左的干扰，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然而城市还是原来的那套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各种弊端不断凸显。此时，农村改革的倒逼机制开始发力，迫切要求城市改革。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国开始探索从旧的经济体制转为新的经济体制，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有许多重大突破，现代企业开始萌芽，社会各阶层活力空前。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则勾勒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自此，市场的力量正式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强动力，并深刻改变了近20年的中国。评价十四届三中全会，必然要联系到十四大，必然要联系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自从1978年中国重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改革充满曲折。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使得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面临巨大困难。此时，邓小平拿出了共产党人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在1992年春天发出中国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的呼声。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并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而十四届三中全会则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具体化，中国开始公开推进市场化进程。这个阶段可以称为中国改革的第三阶段，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它始于1992年10月，一直持续了10年时间，直到2002年10月。这一阶段的改革力度较大，向纵深发展的势头也较强劲。其中，92派的崛起、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国企改革、房地产改革等影响深远，深刻烙印在当代中国改革史上。又过10年，即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为此后10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勾画出蓝图，同时也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思路。与10年前相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由建立改成完善。这次全会提出了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党的执政理念和发展目标的重大创新，是更加现代、更加人性化的执政理念，标志着最高决策层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明显的改变是，200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日益重视社会的发展。在经历经济高速发展20年后，中共首次面临贫富差距、阶层分化、社会矛盾集中等现代化转型难题。中国领导人适时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目标，以此统一中共上下的执政理念，扭转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建设的问题。在发展仍是党的中心工作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保护好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人，将是考验党执政能力和执政素质的重要课题。经济奇迹与政治体制改革后30年有一个醒目现象，即经济体制改革或伴生或催生着一系列其他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时说：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事实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从未停止过多种层面改革的步伐，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如果真如部分外媒所说，中国近几十年几乎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该如何解释中国这30多年的经济奇迹?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执政党的内部制度建设来向前推进。换言之，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执政党体制的完善，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结构，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秩序与之相适应，并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套用。越是发展快的社会，在共识的形成上可能越困难。因此，国内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力量显得极为重要。现在的中国不用说与1949年相比，即使是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都已发生了全方位的巨大变化。无论是国家的财富积累、制度化和规则化建设，还是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教育水平，均发生了巨大的进步。事实上，中国执政党堪称世界上最善于变革的政党。贯穿于历届三中全会的永恒主题便是改革。不止经济体制改革，始于邓小平时代的内部变革，延续至今。任期制、责任制、差额选举制等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步伐一直在向前行进。以党内民主为例，中国地方官员选举的差额比例越来越大，竞争性成分越来越高;中共代表大会党代表选举差额比例、公开透明程度均在不断增加。甚至，中国执政党开始引入以党内民主方式产生高层领导人和重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