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由人民法院报编辑部评选的2012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今天推出。这十大案件均为本报2012年所报道的社会关注度高、案情疑难复杂或审判结果有重大突破、借鉴作用的典型案件。 这十大案件分别是：天津许云鹤驾车撞人案（即网民热议的“天津彭宇案”）、赖昌星走私行贿案、吴英集资诈骗案、足球系列反腐案、iPad商标权属纠纷案、信宜紫金溃坝系列索赔案、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案、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西安投资者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 这十大案件的评选，力图对2012年度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的多种类型案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做一次认真的梳理，发挥典型案件辐射效应，回应人民群众对重大典型案件审理结果的关注，提升审判质效；集中体现人民法官在过去的一年中，通过依法审理、执行的刑事、民事、商事等案件，努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所做出的努力。 应法院报之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杨立新、肖建国，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宏分别为十大案件做了精彩点评，对十大案件的典型意义和重大影响予以深刻诠释。（记者 刘吟秋） 天津许云鹤驾车撞人案2009年10月21日，天津市民许云鹤驾车与王秀芝老太太之间发生纠纷。王秀芝称自己被许云鹤驾车撞倒在地；许云鹤则认为自己是主动停车，下车搀扶从护栏上摔下来的王秀芝，是助人为乐。事发后，受伤的王秀芝被送往医院治疗，之后向法院起诉索赔。 2011年6月16日，红桥区法院一审判决许云鹤承担40%的民事责任，赔偿王秀芝10.8万余元。许云鹤不服，向天津市一中院上诉。二审期间，一中院以抽签方式确定了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所送鉴定材料亦经双方认可，最终得出鉴定结论：“王秀芝腿部伤情单纯摔跌难以形成，遭受车辆撞击可以形成。” 二审法院认为，可以由鉴定结论、事故现场图、当事人述称等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认定王秀芝腿伤系许云鹤驾车行为所致。遂于2012年1月19日作出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许云鹤案事发南京彭宇案之后，在案情方面具有相似性，故又被称为彭宇第二案，引起民间广泛关注。单纯就案件本身的裁判来看，主要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即王秀芝的受害是否因许云鹤的行为引起，这也是该案最大的疑点。需要说明的是，在诉讼活动中，案件事实的判断是依据证据规则进行的，由此形成的法律事实与事情的真相即客观真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前者则是具有主观色彩的认识，法律事实只能尽可能地接近真相，却无法重现客观事实。这是现代法治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而社会民众却怀有朴素的真假、善恶观念，将对案件真实探求的责任完全赋加于法院法官之上，因此，法官依据案件事实裁判难免会遭致社会公众的质疑。而此际法官应当做好裁判的说理工作。 对此，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明确将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也明确要求裁判文书应当充分表述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证据的采信理由、事实的认定、适用法律的推理与解释过程，做到说理公开。这是推行法制、塑造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方式。就该案而言，从公开的判决书内容来看，该案的裁判是合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是有证据可循的。对于社会公众为此而产生的质疑，则应当通过公开、透明的释法方式加以化解，做好心证公开与裁判说理工作，使其了解法院裁判的运作原理，增强法院裁判的正当性。如此，法院方能回答社会民众的质疑，提升社会公众的认同，并承担起法制宣传的作用。 反思本案，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主要在于该案可能引发的道德危机，助人为乐却要冒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传统的社会道德行为面临着现代社会法制的挑战。如何协调传统社会道德与法律责任之间的冲突，挽救日益凸显的道德滑坡成为隐藏在该案背后亟需我们深思的问题。 赖昌星走私行贿案 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赖昌星走私普通货物、行贿犯罪一案，2012年5月18日上午在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行贿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违法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宣判后，赖昌星未提出上诉。1999年案发后，赖昌星畏罪潜逃至加拿大，后被成功遣返。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逃亡国外十余年的赖昌星终究还是未能逃脱中国法律的制裁。该案展示了我国打击犯罪的坚定决心。近年来，我国与外国缔结了百余项引渡和司法协助条约，建立双边和多边司法合作机制，通过引渡、遣返等司法合作方式，有力地打击了犯罪。赖昌星的成功遣返在一定程度上为追逃犯罪开辟了新的路径。 更为重要的是，该案也见证了十余年来我国刑事法治与人权保障事业的进步。赖昌星逃亡距被遣返前后长达十二年之久，这期间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国际方面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人权保障情况的质疑。在国际司法合作方面，有一项重要原则，即“死刑不引渡”原则。由于在2011年以前，我国刑法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是可以判处死刑的，这就成为遣返赖昌星回国的最大障碍。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的刑事法治一直在不断地向前推进，2004年我国明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2011年，修正后的刑法取消了包括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在内的很多经济犯罪的死刑。这些努力成为赖昌星能够成功遣返回国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赖昌星的成功遣返意味着国际社会对我国人权保障努力的认同。2012年，刑事诉讼法经过修正，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第二条，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制度、侦查程序等方面都做了重大修改，进一步体现了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努力与决心。 就该案而言，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还包括赖昌星外逃后违法所得的处理问题。按照以往的规定，我国没有缺席审判制度，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法到庭的情况下是不能作出裁决的。外逃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无法归案，其违法所得亦缺乏有效的法律途径加以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打击犯罪的力度。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创建了财产罚没程序，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后违法所得的处理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这就解决了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法到案的情况下违法所得的处理问题，有助于挽回国家和社会的损失，提升打击犯罪的力度。 吴英集资诈骗案 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浙江省金华市中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英于2003年至2005年在东阳市开办美容店、理发休闲屋期间，以合伙或投资等为名高息集资，欠下巨额债务。为还债，吴英继续非法集资。2005年5月至2007年1月间，吴英以给付高额利息为诱饵，先后从林卫平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余元，用于偿付集资款本息、购买房产等，实际诈骗金额为3.8亿余元。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浙江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综合全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裁定发回浙江高院重新审判。 2012年5月21日，浙江高院经重新审理后认为，鉴于吴英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并主动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其中已查证属实并追究刑事责任的3人。综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曾经的亿万富婆到如今的阶下囚，吴英的命运恰似冰火两重天，令人扼腕叹息之余也给人们留下不尽的深思。单纯就案件事实来看，吴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以及如何处刑成为该案法庭辩论以及民众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人认为吴英的行为是民间借贷，并无入罪的必要性。就构成何罪而言，从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表述来看，集资诈骗罪的前提是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具备此前提下，行为人还应具有将集资款占为己有的目的才构成集资诈骗罪。对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做了相应的界定。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判断吴英的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该案中吴英集资的对象是否属于公众也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而这种事实认定与主观判断的差异恰是导致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观点分歧的主要原因。此外，在死刑的适用问题上，民意与法意也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民间反对判处吴英死刑的声音占据压倒性的地位。 反思该案，死刑的存废与改革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在刑法修正案（八）已经逐步废除经济类犯罪死刑的前提下，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罚结构体系，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是摆在法律人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然而，该案更加令人警醒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下，民间资本、民间融资的未来之路究竟在何方。一个吴英倒下，是否还会有无数个“吴英”冒出来？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民间融资已经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力量之源。对此，我们是一如既往地予以扼杀，制造更多的“吴英”，还是反思制度体系本身的问题，转向引导民间资本的法治化？显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足球系列反腐案 辽宁丹东、铁岭、鞍山、沈阳四地中级法院2012年6月13日对7起涉足球系列犯罪案的11名被告人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其中，谢亚龙、南勇、蔚少辉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申思等4名前“国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至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不等刑罚，并均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黎 宏 历时3年多的涉足球系列犯罪案件，自2009年4月前沈阳队球员王鑫被辽宁警方逮捕到延伸案件的依次侦破，从众多案件被提起公诉到谢亚龙、南勇等前足协官员被依法重罚而尘埃落定。如此大规模地使用刑罚手段来治理体育行业，在我国的刑事审判历史上，不能说是绝后，但肯定是空前的。舆论一般认为，中国此次严惩足球腐败行为，不仅是对饱受诟病的中国足坛的一次强力整治，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国家反腐倡廉的力度正在继续加强。 以上评论固然不错，但情况却决非如此简单。足坛反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首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仅仅说是因为低下的竞技水平和糟糕的国际比赛战绩，令许多民众极为不满，通过这种大规模的刑罚处罚，一定程度上或许能暂时满足公众的愤怒心理。但是，如果说是为了迅速提升我国的足球竞技水平的话，单纯靠一、两次运动式的反腐，恐怕有些勉为其难。从此次足坛反腐系列案的审理中所揭露的事实来看，过去几年中，我国足坛的腐败，可谓是触目惊心。涉及人员不仅限于主管官员，还包括裁判以及球员在内；涉案内容从赌球、操纵比赛到贪污、受贿；不仅涉案人数多，而且犯案行为还呈现出经常性、日常化的特征。由此看来，我国足球的腐败，不是偶发性的，而是具有制度性的特征。对这种制度性腐败，如果不从体制上进行脱胎换骨，单靠用刑法惩罚几个人，可能还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点，从去年尽管足坛反腐力度极大，但我国足球成绩并未有明显起色的情况来看，就可以窥豹一斑。西方刑法学大儒李斯特有一句名言经常被人提起，“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在以刑罚这种最为严厉的手段治理足球这种并不涉及我们普通人的基本生活的行业活动时，尤其值得我们回味。 iPad商标权属纠纷案 iPad商标归苹果还是唯冠？这场备受关注的苹果有限公司、IP发展有限公司与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iPad权属纠纷案终于尘埃落定。2012年7月2日，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