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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的谏诤观张茂泽健全与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有必要借鉴古代治国理政经验和教训,传承古代政治学说优秀内容。我国古 代政治学说集中讨论国家治理问题,谏诤是国家治理活动,是君主专制下自我监 督、自我纠错机制的核心,目的在帮助治国者听取、吸收不同意见,以合理有效 决策;谏诤观是对谏诤的认识和反思,乃古代政治学说的一部分。据载,黄帝设“明台”,尧置“欲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夏禹“门 悬钟、鼓、铎、磐,而置鼗”,作为听谏工具,后来谏诤发展成为古代治国理 政的重要活动。古人认为,谏诤“持善间恶”,“以善胶恶”,“告人之理”(论衡谴告),促人醒悟,改过匡正,有助于国君等个人修身,尽到“君君”职责;谏 诤还“决郁塞”,通上下之情,有助于国君“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吕氏春秋用 众),进行正确决策,巩固政权,获得治国“安主”(管子形势解)良效。 开明君主都重视谏诤,广开言路,下诏求言,建言论机构,置登闻鼓,疏通言路, 选用谏官,奖赏切谏等,唐太宗李世民是代表。孟德斯鸠说:“在专制国家旱, 绝对没有诸如调节、限制、和解、平衡、商榷、进谏可言;完全没有对等或更好 的建议可以提出;人作为一个生物只能服从另一个生物的意志。在那里,人 的命运与牲畜别无二致,只有本能、服从与惩罚。”但在我国历史上,谏诤和谏 诤观发展源远流长,对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大国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积极作 用,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独特内容,值得进行专门研究。历史上,荀子臣道、韩非子说难、说苑正谏、白虎通谏诤 等,是谏诤观的主要材料。今人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文 化艺术出版社,2001)、柏树斌谏议经典(泰山出版社,2004)、孔繁敏国 史镜鉴(谏诤篇)(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和论中国古代谏诤的几个问题 (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刘泽华先秦时代的谏议理论与君主专制管子桓公问。吕氏春秋自知篇。全上古三代文卷一鬻子卷下上禹政。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孙立坚等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27页。416主义(南开学报1982-1)、赵映诚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 报2000年第3期)、周桂钿试论“君道”中的修身与听谏(福建论坛2001 年第l期)、赵启迪春秋战国时期的谏诤制度(吉林大学2008届中国古代史 先秦史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吕文郁教授)等是笔者见到的主要研究成果。关于谏 诤观,刘泽华研究先秦谏诤观,概括出扬“和”弃“同”论、为社稷论、为道论、 疏导论、补短论、尊师听教说、拒谏易位说等内容,赵映诚提出,“谏官制度的 思想基础一是氏族民主制的古代圣贤思想,二是以多物,务和同的和谐理论 观念”山,可供参考。谏,本为谋划、建言,使对方改变主意。它可指积极或消极建言,后者如韩非子内储说下:“文王资费仲而游于纣之旁,令之谏纣而乱其心。”从字义 看,谏是“规劝君主、尊长、朋友,并使之改正错误的意思。”随着国家统一, 中央集权成为制度,谏作为调节君臣关系活动的积极意义得到发展。说文:“谏, 证也。”刘宝楠:“证者,正其失也。”广雅释诂:“谏,正也。”广韵谏韵: “谏,直言以悟人也。”白虎通卷四谏诤:“谏者,间也,更也。是非相间 革,更其行也。”新唐书魏征传:“臣以事有不可,故谏。”谏成为臣下规劝君 上,使其改过匡正的活动。诤,通争。说文:“诤,止也。”桂馥义证:“止当作正,诤、正声相近。周礼司谏注云:谏犹正也,以道正人行。诤是直言规劝,如诤臣、诤 友。与谏合为谏诤一词,尤指直言规劝。广雅释诂四:“诤,谏也。”苟子 臣道:“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于言,用 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 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说苑臣术:“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 不用则死,谓之诤。”诤是强谏,坚持规劝,甚者以死相谏。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宣子骤谏。”论语里仁:“事父母几 谏”。苟子臣道:“微谏而不倦”。骤谏是急速直言强谏,微谏指轻微婉转劝谏, 几谏乃找时机谏言。战国策齐策“邹忌讽齐王纳谏”,有“面刺”、“书谏、 “谤议于市朝”三类。大戴礼记、春秋公羊传、说苑正谏、白虎通谏 诤、孔子家语辨政、唐六典卷八门下省谏议大夫、册府元龟卷五赵映诚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研究,北京火学学报,2000年第3期。王风阳古辞辨,第780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417二三谏诤部、旧唐书职官部等列出正谏、忠谏、讽谏、顺谏、降谏、规 谏、致谏、直谏、指谏、诤谏、戆谏、谲谏、窥谏、陷谏等,主要有五类:“讽 谏者,知患祸之将萌而讽告也。顺谏者,出辞逊顺,不逆君心也。窥谏者,视君 颜色而谏也。指谏者,质指其事而谏也。陷谏者,言国之害忘生为君也。”谲谏 同讽谏,顺谏、降谏同窥谏,致谏、正谏、忠谏近指谏,陷谏、戆谏、遗谏、死 谏、尸谏皆强谏。简约说,有直谏和讽谏两种形式,但激烈强谏最感人。一、产生和发展 谏诤观是对谏诤活动的反思性认识,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君主政治下谏诤活动,尤其是谏官设置密切相关。远古“人人皆谏官”。夏、商、周三代,公卿、大夫,乐师、太史,以至 百工庶民,都可向国君提意见,朝廷也采诗以观民风,诗经就有不少讽谏内 容。作为君主政治一部分,谏诤最早当出现于夏代。尚书夏书胤征:“先王 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每岁孟春,道人以木铎徇于 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孔安国注:“谏,谏失常。”孔颖达疏:“君当谨 慎以畏天,臣当守职以辅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开谏争之路。每岁孟春,道人 之官以木铎徇于道路,以号令臣下,使在官之众更相规阙。百工虽贱,令执其艺 能之事以谏上之失常,其有违谏不恭谨者,国家则有常刑。 百工之职,犹令 进谏,则百工以上,不得不谏矣。”伊训:“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睇,先民时若。”说文:“哺,违也”, 指违逆、乖戾,后作拂。孔安国解释:“言汤始修为人纲纪,有过则改,从谏如 流,必先民之言是顺。”伊尹提出君王“从谏弗啡”观念,认为这是先王治国 应有的“人纪”修养。傅说说命上:“群臣咸谏于王”;傅说日:“惟木从绳则 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孔安国解释: “木以绳直,君以谏明。君能受谏,则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谏之。王如此,谁敢不 敬顺王之美命而谏之乎?”绳是木正的准绳,谏是君王圣明的途径;君王从谏后汉书卷五七李云传论。魏源集默觚下治篇十-9。尚书正义卷八胤征,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第157页。尚书正义卷八伊训,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第163页。尚书正义卷十说命上,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第174页。418如流,已成为商人对国君的要求。胤征、伊训属于伪古文尚书,据专家们研究,和清华大学藏战 国竹简比较,有部分可信内容。结合谏诤历史发展情况,在商朝时当有了谏诤 观。随着国家机构健全,谏诤逐步发展成为专门官职,职责即直言谏诤,规劝天 子改正过失。商汤时有“司过之士”(吕氏春秋自知)。周礼地官保氏: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郑玄注:“谏者,以礼义正之。”贾公彦疏: “以礼义谏正王也。保者,是保安之义。故使王谨慎其身而归于道。”保氏 即谏官,并教“国子”以六艺。易蹇:“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高亨注:“謇 謇,直谏不己也。”这反映商、周时期谏臣“蹇蹇”直谏情况。西周末,厉王暴虐无道,压制言论, “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史记周 纪),召公谏厉王弭谤,指出“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 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 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王权体系内 全部人员都有谏诤职能。厉王不听,“国人”暴动,成为拒谏反例。春秋战国列国相争,各国变法图强,用贤纳谏成潮流,谏诤对各国称霸发挥 了积极作用。管仲谓桓公:“早入宴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 富贵,臣不若东郭。请置以为大谏。”(吕氏春秋勿躬)齐国大谏,与掌农田 垦殖的大田、掌军旅征伐的大司马、掌刑狱司法的大理、主礼仪宾客的大行并列, 位高权重。齐威王悬赏求谏,鼓励“面刺寡人之过”。楚国也设箴尹、郑国立司 直、晋国置中大夫、赵国有左右司过等,表明当时谏官已成常设官职。此外,卿 大夫、百官、工匠、乐师、卜人及其他近臣也可借机劝谏。谏官的普遍设置推动了谏诤观的发展,儒家是代表。论语宪问:“子路 问事君”,孔子日:“勿欺也,而犯之。”朱熹注:“犯,谓犯颜谏争。”孔子提出 “事父母几谏”(里仁)、“遂事不谏”(八佾)等主张。他通过弟子向鲁国 执政进谏:“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指季氏行 为“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左传哀公十一年);治国者“度于礼”而符合“中” 道,被看成谏诤的标准。周礼注疏卷十四保氏,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第93页。419孝经谏诤章第十五载,过去天子、诸侯、大夫各有诤臣七、五、三人, “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国家,士则有诤友,父有诤子,“当不义则诤之”;认 为仅仅听话、从令,不得为忠臣孝子。郭店竹简鲁穆公见子思记载,子思答 鲁穆公问“何如而可谓忠臣”:“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认为臣下直 言谏诤,乃忠臣的标志,意思与孝经同。战国末,国家统一,大势所趋,苟子得为先秦儒家谏诤观的集大成者。他 认为“受谏而能诫”,是君子应有修养之一。君子应有“非我而当者,吾师也; 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荀子修身)的人生交往态度。 他要求君主“兼听齐明”(苟子君道),避免“谄谀者亲,谏争者疏”(荀子修 身),将纳谏作为君道的内容、君主的职责。他著臣道篇,论述谏诤作为“臣 道”的内涵、臣下的职责更细,提出辨别忠奸办法:“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 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 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认为谏臣是最大忠臣。他将谏诤划分为“谏争辅拂”四类,认为他们都是“从道不从君”的“社稷之臣”、 “国君之宝”(苟子臣道)。苟子的论述,揭示了君臣谏诤“从道不从君”的 实质。史记殷本纪记载,比干说:“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他实践看法, “强谏”纣王,被剖心而亡。先秦儒家发扬这一精神,将纳谏、敢谏分别视为君 之为君(君君)、臣之为臣(臣臣)的内涵,确立了古代儒家谏诤观的基本框架。 其他各家也有类似认识,如墨子非儒下:“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责也”,管子形势解:“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韩非子难一:“夫为人臣者, 君有过则谏,谏不听,则轻爵禄以待之,此人臣之礼仪也”等。秦汉时期,随着国家大一统制度发展,谏官由皇帝近臣或侍从兼任。给事中 属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谏议大夫“掌论议,无常员, 多至数十人”,属郎中令。秦朝不重求谏、纳谏,短命而亡。汉初汲取教训, 鼓励臣下直言谏诤,上书言事,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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