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知识阶层.txt我退化了，到现在我还不会游泳，要知道在我出生之前，我绝对是游的最快的那个 中国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它的传承、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古代知识阶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余英时先生在一书中认为，知识阶层并不是近代独有的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知识阶层，因而也各有其特殊的知识分子的问题”。他指出“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的名称是士，但士却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被称作知识阶层。士之变为知识阶层，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过程”。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阶级的流动，“导使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本文就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崛起及其早期行程作一些考察，并对余英时先生的有关论点提出商榷意见。 一、春秋战国时代新兴知识阶层的形成及其性格特征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士”的称呼由来已久，论者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对“士”的原始含义和指称作过种种解释。不管“士”的原意究竟何所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文献中的“士”主要是指下级贵族。左传桓公二年：“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足以说明士属于低层贵族。所谓“士食田”，是指士享有禄田，与庶人受田耕作的性质不同。西周时代礼不下庶人。仪礼记载先秦名物制度甚详，其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士丧礼、士虞礼五篇，皆冠以“士”。姚际恒指出：“其实多通大夫以上而言，盖下而为民，上而为君卿大夫，士居其中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士是处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的一个低层贵族等级。 作为贵族，士要具备当时贵族所必需的一些专门知识。学习的科目是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顾颉刚认为古代之士皆武士，士之学“表面固为礼节，为娱乐，而其主要之作用则为战事之训练。故六艺之中，惟书与数二者乃治民之专具耳”。强调士之训练以射、御为主是对的，但认为礼、乐训练是表面文章，“惟书与数二者乃治民之专具”，这个说法似难以成立。作为低层贵族，礼、乐训练也是治民必备之知识。国语周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礼记王制说：“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士之所以是士，身份地位高于“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这些“执技以事上者”，除了因为他属于低级贵族之外，他的文化素养也远非后者所能比拟。如果只会射御而不懂礼乐书数这些道艺，那就不成其为合格的士了。 西周和春秋前期，车乘甲兵由城邦的国人组成，野人只能当徒兵，而士则是这支军事力量的重要骨干。国语鲁语说：大夫有“贰车”，士有“陪乘”。所谓“乘马之法”是“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甲士即由士担任。执干戈以卫社稷，是士必须履行的义务。礼记王制云：“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士除了担任军事力量的骨干之外，还是城邦国家选拔官吏的重要来源。礼记王制有一套司徒、司马选拔士之贤俊“以告于王，而定其论”的制度。“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礼记成书时代虽在战国或秦汉之际，但王制所载的一些制度当有历史根据。国语周语载内史过谈到西周的制度时说：“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可见士虽然是低于大夫的贵族等级，也和大夫一样可以担任官职，但多数情况下是公卿大夫的属官或其家宰。国语鲁语说，卿大夫“序业”，士则“受业”，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上下关系。士作为基层官吏，除了管理税收府库这类工作之外，还要承担执法的任务。周礼秋官小司徒：“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正岁，帅其属而观刑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宪刑禁。”“小司寇”属官有“士师”、“乡士”、“遂士”、“县士”、“方士”、“朝士”，职责都是听讼断狱。执法之吏多由士承担，这大概与古代兵刑不分的传统有关。 先秦文献中的“君子”，是贵族的通称，而“士君子”则专指有官职的士。墨子非乐上：“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同书尚贤下：“今天下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由于士的贵族身份是城邦国家各级官吏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所以文献中有时也用“多士”来泛称各级官吏。如诗经周颂清庙就有“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的诗句。 但是无论在西周或春秋，并非所有的士都担任官职。管子乘马：“士閒见、博学、意察，而不为君臣者，与功而不与分焉。”孙诒让云：“谓不为君臣，则与民同受九职之功，而不得受分颁之赐给也。”“不为君臣”的士，即不担任官职者，他们不得享受“分颁之赐给”，但仍要服兵役。诗经国风标有梅：“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氓：“于嗟女兮，无与士耽。”野有蔓：“士与女，方秉蕳兮。”所咏之“士”应多是不任官职的士。 管子小匡记齐桓公问“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管仲说：“圣人之处士必于閒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主张士农工商四民“不可使杂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其实，士农工商四民之说虽属后起，但他们原先确实是各有居处而不得混杂的。在国野畛域尚未消失之前，住在国中的士农工商，“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各有固定的居住区。国语齐语有同样的记载：“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閒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所谓“昔圣王”之时，当指先前的西周时代。这种依身份划分和带有封闭性的居住区的布局，是由当时阶级关系别贵贱的需要所决定的。士是低层贵族和有职之人；农是具有国人身份的农民；工商食官，劳动者大多是奴隶。他们各有居处，不相往来，“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激烈变动的时代。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事物共生而混杂，“奇辞起，名实乱”，“贵贱不明，同异不别”。阶级和等级关系都出现了巨大变化，士的成份随之也就不再限于低层贵族了。春秋时期，不少士已丧失了贵族身份而沦为平民，而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平民则脱颖而出，加入到士的行列中来。管子问：“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这些士或亲自耕田，或因贫困而借债，显然都已非享有禄田的贵族。前引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载管仲建议恢复“昔圣王”之时让士农工商分区居住的制度，也说明到了齐桓公之时，士已经被视为和农工商并列的“四民”。值得注意的是，并非贵族出身的管仲，由于家庭贫困，曾和鲍叔牙一起做过生意，“分财利多自与”。管仲没有受过系统的六艺教育，但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却因缘际会，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成为春秋时代最杰出的士的代表人物之一。孔子的先世虽是贵族，但他少时也“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亦即在季孙氏手下当过管理仓库和畜牧的小吏。墨子出身不详，学者或疑“墨”为刑徒之称，从墨子的言行来看，说他出身微贱当不为过。孔墨这春秋时期的两大学派，其门徒很能说明士的成份之复杂。吕氏春秋尊师说：“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駔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这些村夫、牙商、盗贼和骗子，都得以成为显学名士，在贵贱有别、等级森严的制度没有崩溃之前，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士作为新兴知识阶层的崛起，是春秋时代阶级关系变动最重要的历史内容之一。 到了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公室和私门争相养士，士的流品就更加五花八门了。范文澜把战国时代的士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一类是策士，即所谓纵横家，长于政论，凭口舌辩说猎取富贵。一类是方士或术士，可分两等，一等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学科的专门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贡献；一等是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最下一类是食客，数量最大，流品最杂，其中包括鸡鸣狗盗之徒，任侠刺客、奸人犯罪、赌徒屠夫和市井无赖等。范文澜上述分类中的某些人虽然并不属于知识阶层，但他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战国时代士的职业分途和社会属性，为我们理解士作为新兴知识阶层的构成和整合提供了一个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切入点。 由于士的流品复杂，其称呼的覆盖面非常广泛，因而战国时代的士并不能和知识阶层划等号。那些没有掌握文化知识的武士、游侠和食客之类，显然是不能列入知识阶层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古代知识阶层原型的士，看成仅限于先秦诸子各学派的道术之士。不同时代的文化有其不同的历史内容。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发生深刻变化和迅速发展的时代，新兴知识阶层在从其先辈那里继承历史积淀的文化知识的同时，不但会舍弃一些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旧的文化知识，还会创造一些时代所需要的新的文化知识。就总体而言，春秋战国时代的新兴知识阶层不但在知识结构方面比西周的贵族阶级合理，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且其队伍的规模也要比西周的士庞大得多。 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士的射、御教育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而诗、书则成为与礼、乐并重的学习科目。事实上，到了春秋后期，礼乐在一些诸侯国已经崩坏，不论是新兴知识阶层或贵族阶级，有许多人已经不熟悉那些繁琐的礼仪和缺乏生命力的音乐舞蹈了。鲁国的孟僖子对礼仪不熟悉，感到遗憾，临终时吩咐他的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去师事孔子。鲁国贵族如此，其他诸侯国贵族不懂礼的恐怕就更多了。但在礼乐崩坏的同时，器用之学却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这也就造就了一批器用之学的知识分子。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中谈到诸子百家的兴起时说：“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夫礼司乐职，各守专官，虽有离娄之明，师旷之聪，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之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 章学诚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春秋战国之前，在“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的情况下，“道”是不离“器”的；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王官之学散在民间，“官师治教分”，“道”和“器”就分离了。自此之后，诸子皆纷纷言“道”了。“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 余英时在引用章学诚上引这段话时说，王官之学散为百家之后，“从此中国知识阶层便以道的承担者自居，而官师治教遂分歧而不可复合”。关于官师治教是否分而不可复合，我们在下文还要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章学诚认为春秋战国之后“道”、“器”分离是学术发展的趋势，“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而是“仁见谓仁，智见谓智”，这个见解确实是很精当的。余英时把章学诚这段话援引为“道统”观念当时“已露其端倪”的佐证，似与章氏原意并不一致。“道”、“器”分离之后，新兴知识阶层崛起，其中有些人确实只是坐而论“道”，以“道”自任；但“道”已经多元化，“因人而异其名”了。与此同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