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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阎步克 北京大学 第一讲 儒生与文吏本讲目的:了解第一具有学者和官僚双重身份的中国士大夫,在帝制的初期是如何形成的;第二,通过儒生和文吏,了解社会中的某个阶层的兴起与政治思想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第三,认识中国古代的学术源流与中国早期政治体制的关系。士大夫政治: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历朝历代把士人作为官僚的主要来源。士人阶层起源与战国,战国士阶层的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之源。秦始皇对士有过打压,但汉武帝之后,士阶层又重新崛起,两千多年一直是帝国官僚的主要来源。选官制度得到了科举制度的支持。宋神宗与文彦博的对话表明,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帝王是“与士大夫治天下”, “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还没有做官居位的学子可以称为士,读了书做了官的可以称为士大夫。据研究,清朝在19世纪中期获得秀才举人以上功名的人大概有110 万,加上官僚,家属等,他们的人数有550万,占总人口的1.3%。士大夫阶层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同时他们的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所以士大夫阶层也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分割者。所以,士大夫的阶层的主要特点就是既是读书人又是帝国官僚。士大夫的英语译法:scholar-official 学者-官吏Scholar-bureaucrat 学者-官僚Literati-officialdom 文人-官僚英语世界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阶层,能够同时扮演官僚的社会角色、政治角色和文化角色。美国的列文森在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序言中,以 amateur 形容中国官僚。他认为,中国官僚在政务上是业余的,因为他们修习的是艺术,包括一些人文知识,会吟诗作画,注释经典,但是这些与帝国的兵刑钱谷行政没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他们在艺术上的爱好也是业余的,因为他们是帝国官僚。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僚政治应该是一种理性行政,或者是合理化行政,首要特征就是专家行政,中国士大夫丝毫没有受过行政训练,根本不懂法律,拥有这样一群官吏的国度,必定是有什么特殊性的。文人学者兼为官僚,这种政治形态具有十分的特色。其他国家并没有这样政治形态。古希腊的思想家并不把做官作为个人追求,古印度的婆罗门阶层掌管宗教文化和世俗刹帝利阶层是两个阶层。欧洲中世纪也存在教会阶层,和世俗政权相分离,所谓上帝的事情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凯撒管。士大夫政治还得到隋唐以来的科举制的保障,唐代以诗赋取士,大大促进的中国诗歌的繁荣,这就是一个中国特色。从唐以后,适应科举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的才子佳人小说、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流行开了。情节一般分为三个部分,一见钟情小人捣乱科举及第圆满成婚。涉及人物一般有五类,才子、佳人、家人、小人、红娘一类的丫鬟。欧洲中世纪有骑士阶层,经常与欧洲贵妇人发展处浪漫的骑士之爱,然而欧洲骑士阶层是以武见长的。日本士阶层,但是他们的士是武士。这种跨文化的对比,几个社会之间的文士与武士之别,对社会是具有重要意义。文人管理这种政治形态并非自初就是如此,比如帝国的开端秦王朝就是用文法吏/刀笔吏。马克斯韦伯并没有注意这一点,他只看到典型形态,并没有看到在帝国的初期,反而是一批受过专门训练,包括文书、法律、会计训练的的官吏来承担行政,恰好符合马克斯韦伯的专家政治的理念。秦以文法吏任国政,以焚书坑儒待士人。但这样一种政治形态并没有长久下去,秦尊刀笔吏,轻儒士,被认为是它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汉尊儒之后,士阶层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但帝国实际又是儒生文吏兼收并用的。王充在论衡中比较儒生与文吏之间的区别, “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 ”儒生能伸张道德,教化百姓,文吏有高超的行政能力,能够称职地处理各种行政纠葛。汉帝国的选官制度也体现这样一种区别,汉帝国的选官是以儒生和文吏为两大来源。汉有举孝廉,这个科目是标榜以孝治天下,实际是儒生文吏兼收并用。东汉孝廉的察举建立考试制度,考试是以儒生和文吏分科的,考察的内容是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问题:秦为什么用刀笔吏行政,汉代儒生文吏双峰并立是如何形成的,文吏政治是如何向士大夫政治演进的?本讲参考书: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阎步克著一、士阶层的来源与形成1、历史早期的士士最原始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成年男子,士的古文字是斧的形状。在最原始的时候,石斧是成年男子最基本的工具和兵器,所以石斧就成为成年男子的象征物,男子的墓葬中出图石斧,首领的墓葬中出土大斧、大钺甚至玉钺。 (女子的象征物是纺轮)随着社会的分层化,士的概念开始演进。比如本氏族本部落的成年男子称为士,本部落的男子成年后,他就要承担起本部落本氏族的义务,比如干活、打仗等,拿起武器打仗,那他就成了甲士。同时,他也有了本氏族的所有权利。本氏族的成年男子成为士,而被征服部落的则称为野人。周代有国野之分,国中居住的是统治阶级。士的含义开始缩小。人类社会的称为有一个普遍规律,成年男子之称会成为男子的尊称,进而成为首领贵族之称。比如古巴比伦的阿维鲁,既是全权公民之称,又是王室权贵之称;古波斯的卡沙拉,既是战士之称,但后来就变成了国王之称。古印度的刹帝利,和卡沙拉是同源词。美洲印第安人的首领叫大战士。中国古代的士和王字,形状都来自斧,这也是一个可比的现象。周代既然出现了贵族阶层被称为士的现象,那么普通成年男子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再称为士。周代的典籍中的“多士”一词,即众多贵族的意思。士的意义进一步繁衍,高级的贵族有了公、卿、大夫这些称谓,士进而成了最低等的贵族之称。西周春秋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的贵族等级。西周士最狭窄的含义,就是最低等的贵族。这和战国以下是不同的,战国的士是一个流动的社会阶层,凡有一德一艺者皆可称士。2、战国的士阶层战国士阶层的来源,一是文化贵族的没落者,他们给士阶层带来了文化,二是平民之中获得知识才艺者,有上下两个来源。范文澜先生把中国的士阶层分了四种。第一种是学士,他们著书立说,创造文化。第二种是策士,就是政治家、说客,如苏秦、张仪以三寸不烂之舌谋生。第三种是术士,是指拥有各种专门技能者,中国古代对这些专门技能认为是第一等的,如相面、阴阳、五行等。第四是食客,他们流品最杂,人数最多,甚至包括鸡鸣狗盗之徒。战国的士阶层是由于经济文明的发展而形成,学士是这个阶层最典型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化的创造者。二、乐师与史官1、周代的士大夫和胥吏战国的士和春秋的士毕竟有渊源关系,战国时出现的知识文化群体曾经是贵族的一个阶层,有一个政治的来源。中国政治与文化自初就有不解之缘,如战国时代的周礼 ,它的特点是用安排官职来安排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甚至天地人秩序。 周礼的官分六类:天、地、春、夏、秋、冬,就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官的秩序就是天地人秩序。中国在轴心时代,即公元前一千年之间各文明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思想著作,不仅有孔子老子,而且出现了周礼 ,这在其他的文化史上都看不到,周礼的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以官治国。印度的乔底里耶政事记 ,就现成的官职讨论它的指责;古希腊的思想家主要讨论政治原则和政体。而中国的周礼并不讨论政体国体问题,而是用安排官制来安排天地人秩序。班固的汉书中有诸子出自王官说,比如儒家来自司徒之官,法家来自法官,墨家来自清庙之守,道家来自史官等。中国学术文化的源流追溯到官制虽然受到质疑,但无疑反映了中国学术文化和官制之间密切的关系。士大夫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既承担文化又承担行政,既是学者又是官僚。士大夫之下还有胥吏,他们不承担中国的文化传统,只承担行政。这样的体制在周代就已经萌芽,中带的卿大夫士,既承担文化又承担行政,在其下的胥吏阶层,包括府史胥徒皂舆臣僚,他们只承担行政不承担文化。在周代的文化形态中,事实上已经包含着后代的士大夫政治的萌芽,而且士和大夫这些词语也于周代产生。贵族士大夫拥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贵族士大夫从小接受六艺教育,即礼乐书数射御。礼乐是文化知识,书数就是一种行政知识,射御是军事能力。贵族还要掌握九能,即九种能力:建邦能命龟 建立统治时能占卜田能施命 田猎,军事操演时能传达命令作器能铭石能造命 出使能完成使命升高能赋 官员的才华师旅能誓 出征的誓词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贵族在宴会上用诗书礼乐来表达优雅的风度,在宴会上以演奏歌曲作象征性的暗示,用优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向。如左传中记载,秦穆公宴请重耳,重耳赋河水 ,赋即点歌,暗示像百川归海一项敬重秦穆公,秦穆公马上赋六月 , 六月讲的是周代的以为大臣辅佐周王,当时赵衰对重耳说快给秦穆公下拜,因为这是秦穆公对重耳的美好祝愿,希望他能重返晋国,掌握政权,辅佐周王,重耳马上就对秦穆公稽首下拜。赵衰说: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这种做法在贵族的宴会中十分流行,被成为断章取义。断章指在诗三百中选取某一段,取义指不拘泥于这首诗的本来意义,而作一个引申发挥。2、乐师与儒生周代的政治文化中,含有两个子系统,一个以乐师为代表,一个以史官为代表。乐师的职责是司礼司教,掌管礼乐和教育;史官的职责是主书主法,掌管文书档案,掌管法律。乐师和史官是古代中国文化的两个支柱,所以我们在先秦文献中经常看到师史并称的情况。 左传襄公十四年中:“史为书,瞽为诗,工诵规谏。 ”史官负责写作文书;瞽是盲乐师,传承诗乐;工指乐工,负责背诵古代的一些道德教条。 国语楚语上中:“史不失书,矇不失诵。 ”史不失书就是能恪尽职守,矇是乐师的意思,也是指恪尽职守。 国语周语下中:“吾非瞽史,焉知天道? ”我不是瞽也不是史,所以尽管我是个有文化的人,但是对天道的了解还是有限的。由此可以看到,瞽和史均知天道,文化水平相当高。他们作为周代文化的承担者,在职能上又各有偏重,一个司礼司教偏重文化性,一个主书主法偏重行政性,就影响了后代两个群体的产生。战国的儒士与乐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战国兴起的刀笔吏和史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乐师是古代历史早期非常庞大的系统。首先周礼中记载的乐官: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瞽矇、眡瞭、典同、磬师、钟师、笙师人数众多,非常庞大。其次,古代的乐不仅指音乐,还包括诗歌和舞蹈,涵盖面非常广泛,而且和礼相结合。因而乐师主管礼乐,而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各种礼典上的音乐诗歌舞蹈均由乐师来掌管。同时,乐师还掌管教育,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古书记载舜命夔“典乐、教胄子” ,年轻的贵族子弟是由乐师来承担其社会教育的;商代有一种学校叫瞽宗,一批盲乐师在其中教书,宗还有祭祀的意思,这些老师死了之后还有祭祀,祭祀的地方也叫瞽宗;周礼中大司乐是学政的掌管者;礼记中:“乐正崇四术、立四教 ”春夏秋冬,就分别教诗书礼乐。儒生和乐师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论断,可以从文化特征上看,春秋末年和战国的儒生主要承担两个社会职能,一是承担文化传承,二是承担社会教育,这是孔子以及儒生的最基本的特征。而这两个特征在此之前是由乐师承担的。 史记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诸子百家中,除了儒家,没有一家有这样两个特征。法家:“六虱:曰礼乐,曰诗书”,认为天底下有六种害虫,一个叫礼乐,一个叫诗书;道家主张社会退化轮,认为礼乐诗书都是社会衰败时候的产物,所以“五音令人耳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对礼乐采取排斥的态度;墨子中有一章叫非乐:“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欤?”所以从诸子百家对礼乐的态度来看,只有儒家和乐师的只能最相接近。孔子对礼的看法:“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禮中的豊上半部分是两串玉,下面是一个鼓。周代的史官并不是记载历史的专门人员。 周礼:“史,掌官书以赞治。 ”掌管官府的书籍协助行政的人被成为史官。金毓黼先生研究史学史特别强调:“史之初职,专掌官文书及起文书草,略如后代官府之掾吏。 ”周礼中提到五种史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志内史:掌王之八柄之法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五种史的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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