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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玉概念一 历史时期的玉概念玉石分化的过程就是玉概念建立的过程,如果玉概念包括珍宝性和社会性两大内容的话,就会看出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其社会背景和认识上的不同必然会有不同的玉概念。杨伯达先生说:“玉是远古人们在利用选择石料制造工具的长达数万年的过程中,经筛选确认的具有社会性及珍宝性的一种特殊矿石。”1 杨伯达先生在玉概念中提出的“珍宝性”和“社会性”,是从中国玉文化、玉学角度出发,对中国各历史时期不同玉概念的高度概括和客观总结。这里首先必须说明,在同一社会,玉的“社会性”可能有几种并存,也可能在上个历史时期已有萌芽或下延到后世,为了方便起见,这里只选当时社会最主要、最重要和最有代表性者,合同玉的“珍宝性”一起来说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玉概念。 (1)新石器时代的玉概念 从考古发掘出土玉器的现有资料得知,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内蒙兴隆洼文化遗址、辽宁查海文化遗址出土玉器的玉质以闪石玉为主,其次有蛇纹石玉、玛瑙、玉髓、煤精和滑石等(这里依然是按现代人广义的玉概念去替古人界定的一些“玉”名称)。当时当地的先民把它们从石中分出来是因为它们比石美,这是专家和学者公认的事实,但是由于当时没有文字记述,我们无法知道当时当地的先民,把它们究竟称为什么,也不知道当时当地的先民有没有按颜色或质地把闪石玉细分为更多的品种,也不知道是否把闪石玉和其质地有许多地方相似的蛇纹石玉当成一类东西。闪石玉、蛇纹石玉、玛瑙和玉髓等主要是质地细腻;煤精和滑石虽然硬度不大,但它们分别有“黑”和“白”的突出颜色。同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南裴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包括萤石、水晶等,前者主要是有“色相如天”的颜色,中者虽然硬度不大但既有多种美丽的颜色又有一定的透明度,后者则主要是透明度、光泽和较大的硬度。质地细腻、颜色和光泽喜人是当时玉的主要“珍宝性”美。笔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玉的珍宝性和社会性是一致的,古人把玉作为美的载体,皆以“美”为主导。据此,新石器时代初期,古玉是“美石”,概念是广义的。 到了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距今约 70004000 年),从东北和内蒙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菘泽文化、青莲岗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大溪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三星堆文化,以及岭南的石峡文化和台湾的卑南文化等全国众多文化类型遗址中出土的玉质看,在闪石玉、蛇纹石玉、绿松石、玛瑙四种为主的基础上,增加了独山玉(仰韶屈家岭文化遗址)和新疆闪石玉(仰韶文化)等。此期,玉的“珍宝性”变化不大,而其“社会性”则由“美”进入了“神”。如,红山文化的女神庙、积石冢,凌家滩文化的祭祀坛,良渚文化的瑶山祭坛等,以及用以祭神活动的大量玉制礼器,都同巫祝用玉通“神”有关。 山海经中记载史前有关玉的祭神活动多达 20 余处,神的种类多达 44 种。巫祝祭神所用之玉和玉器有“吉玉”(玉加色者也)、“瑜”(瑾瑜之玉)以及“珪”、“璋、“环”、“璧”、“璜”等,有一次用玉、玉器多达数十种乃至上百种者。如中次十二经,祭祀“洞庭荣余山神”时用“珪、璧十五”;西山首经,祭祀“华山冢”一次“用百瑜”和“百珪百璧”。祭神活动中,有的将玉或玉器放在白菅席上,有的投入山中,更多情况下采取瘗埋形式。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和玉器成为通达人和神之间的神物,玉在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神化和具有普遍性,也就是杨伯达先生在玉概念中所说的社会性。”2 据此,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器兴盛期),古玉是“巫神美石”,概念是广义的。(2)夏商周时代的玉概念按照“夏商周”(中国原始公社解体,进入奴隶社会)断代工程所推定的三代年表如下:夏代,公元前 20701600 年;商代,公元前16001046 年;西周,公元前 1046771 年。3 三代期间,玉的珍宝性依然主要集中在美的“颜色”和“质地”上,玉的种类依然以闪石玉、蛇纹石玉、绿松石、玛瑙四大类为主。然而,至少从殷商开始,玉的珍宝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于新疆闪石玉(和田玉或称昆山玉)的不断东进,闪石玉在品种上发生了分化。和田玉不论在“颜色”上还是“质地”上的本质美,压倒群玉,在其他各有千秋的玉料中最为珍贵,成为我国“众玉之魁”和“玉材的精英”(杨伯达语)。实质上,原始社会并非主要有“四大玉类”那么简单,如前所述,那只不过是今人用现代矿物学概念替古人用玉的简单归纳而已,从有文字记载的古文献中可以得知,从新石器时代到奴隶社会(包括其后的封建社会在内),玉的名称和玉料品种“名目繁多”。在先民没有现代矿物学知识的社会时代中,对玉的大类和品种恐怕连琢玉人也会出现不同的争议。但是,不管怎样复杂,始终抓住玉的“珍宝性”和“社会性”这两条主线,有利于认识当时的重要社会背景和对玉概念的理解。夏商周三代中玉的社会性主要是先“权”后“礼”(巫神也在继续)。经过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几十年的探索,已经基本确认,考古发掘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杨伯达先生指出:“近 30 余年在相当夏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圭、璋、斧、戚、钺、七孔刀、戈等新式玉器,其中玉兵较多。这显然是直接继承与发展了原始社会以生产工具型玉器为其主要形式的中部地区的玉器传统而出现的新变化。此期玉器的琢碾工艺有所提高,同时也有它的特点,如形似兵器(玉兵及玉兵时代),体薄光洁,饰细阴线几何纹,可能是服务于维护王权统治的仪仗性玉器。”4 商文化,玉器的社会功能更加广泛,王室有权垄断新疆和田玉,出现全国性的王室玉器中心。武王伐纣,得玉数十万,也反映奴隶主的权利之大。到西周,玉的社会性在商代“权化”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等级差别的“礼化”。“礼化”是“神化”和“权化”的高层发展,也是当时统治者把权力等级化的具体表现。这不仅从陕西宝鸡茹家庄、扶风、凤翔、周原和河南三门峡等地出土的西周仪礼器玉器得以证实,而且这种“礼化”也深深地反映在古文献中。如,周礼所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杨育彬先生指出:周礼有关西周用玉的规定“这在河南西周墓内出土的大量玉器中已基本得到证实。六瑞、六器在西周时期均是作为礼器使用的。其中三门峡虢国墓地 2001 号和 2009 号大墓内、尸骨上下出有玉圭、于璋,肩胛骨下出有玉璧,玉璜佩于尸身之上,玉琮、玉琥置于胸腹。足以证实组六器以敛尸是存在的。”4 遗憾的是,西周王陵至今一处也没有发现,有待考古工作者的寻找和发掘,按周礼的严格规定王陵墓中应该有大量的用纯玉制作的礼器。据此,夏商周三代时期,古玉是“象征权和礼的美石”,概念是广义的。(3)春秋战国到西汉时代的玉概念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洛阳),史称“东周”。前期称“春秋”(前 770前 476 年),后期称“战国”(前 475前221 年),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动荡时代。从春秋战国到封建社会初期,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安定,继续崇尚玉器,尤其重视和田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宇信先生,根据左传所见春秋玉名25 种和 300 多年用玉 78 次的资料,分析“玉在春秋时代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着重要地位。这就为我们对春秋时期用玉和玉观念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依据。”王宇信先生通过研究指出:“春秋时用玉与周礼所列用玉制度并不尽相同。但也应看到,春秋时期的用玉制度,开了周礼中所严格规定玉制之先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统治者(包括平民百姓)把玉看得太珍贵了,“玉就是宝,玉可使人变得富有”。春秋时代出现了子贡问孔子为什么“重玉轻珉”(礼记聘义)的故事,就是反映了和田玉在春秋时代的地位和作用。和田玉的“珍宝性”,使人“富有”;和田玉的“社会性”使“君子比德于玉”。管仲和孔子把两者抓到手来为儒学服务,扎根于儒学之中,成为后来整个封建社会“德化”的文化支柱。从春秋初期管子玉的“九德”,到春秋末期孔子玉的“十一德”(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并对应比喻和田玉,使社会上越来越重视和田玉,出现大量的和田玉制品,正象杨伯达先生指出的那样,“从此和田玉便与中华民族的道德观连结起来,不仅为当时的重玉轻珉提出了理论依据,促进了和田玉连绵不断地进入中华大地,为后世以和田玉玉器为主体的历代玉器手工艺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和理论支柱,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独有的玉材观。”战国是我国古玉器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除了常用的地方玉料外,已经进入以和田玉为主流的时代。从河南辉县出土的三晋玉器、河北平山中山国国王和贵族墓出土玉器(3000 多件)、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玉器(300 多件)、山西潞城韩国大夫墓出土玉器(150 件)等的玉质种类上,得以证实。到了西汉时期,和田玉中的优质白玉(羊脂白玉)已不乏见。据此,春秋战国开始到西汉,古玉是“象征礼和德的美石”,概念已由广义向狭义过度。(4)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玉概念西周时期人们崇尚和田玉,到春秋时期针对和田玉而言的“九德”和“十一德”,是我国出现狭义玉概念的萌发期,经过战国、秦、西汉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出现(约东汉中期),狭义的玉概念有了明确的含义。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为界:在新石器时代和奴隶社会,玉的概念基本上都是广义的,称为“玉”、“古玉”或“玉石”都是一样的(模糊概念);封建社会玉的概念进入狭义和广义并存的时代(“玉”是狭义的,“玉石”是广义的)(概念比较明确);“古玉”,考古界习惯上指汉代以前的玉或玉石或玉器的总称(时代在后延),今有人已经把“鸦片战争”以前的玉器都称为古玉器。东汉许慎(约 58约 147 年)说文解字中玉概念的问世是有其时代背景的,是在我国和田玉已进入德化的主流时代总结东汉和东汉以前古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诞生的。安徽省文物局张宏明先生和李静先生指出:“我们在检索、寻查汉代以前的各种朱子百家、史书著作时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其他哪一种物质的器具能象玉器那样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成为古文献中记载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种器物,形成了引人瞩目的玉文献现象。”8 其中诗经(西周时期形成的诗歌总汇)一书中记载玉的地方有 40 多处;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列国历史及诸多商周和史前历史)一书中,有关玉的记载有 70 多处;其它在国语中有玉史料20 余条;吕氏春秋30 余条;道德经4 条;庄子8 条;战国策30 余条;管子20 余条;列子5 条;墨子9 条;荀子8 条;尸子9 条;晏子春秋6 条;韩非子15 条;淮南子36 条;山海经玉产地 250 处(笔者统计 259 处)以上。此外,在孟子、论语、贾谊新书、说苑、礼记、史记、汉书等许多汉代以前的典籍中都有大量有关玉或玉器的记载。这众多的古文献都是东汉许慎诠释“玉”和“玉之属皆从玉”的重要参考资料。许慎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中关于玉的经典概念是:“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原字“鱼”为“角”)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橈而折,勇之方也;鋭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凡玉之属皆从玉。”首先,如何理解许慎的玉概念,如果象有些人在引用许慎的含义时只用“石之美”而去掉“有五德”,则是不可取的错误。许慎强调的是“有五德”石才“美”,相反没有“五德”,石就“不美”,所以有“五德”而“美”的石才是“玉”,许慎决没有“凡美石都是玉”的意思,如许慎把“珉”释为“石之美者”,却不归属玉 ,就很能说明问题。许慎在含义中强调的是德,所以地质界老前辈章鸿钊先生在石雅(1918 年)一书中说,许慎“石之美,有五德”,“是玉与石所异惟德耳。”10 也就是说,只有用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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