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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可编辑.北京101中学生活三篇1968届高中5班 吴怡 1. 劳动篇北京101中学,在文革前的北京,是与四中,师大女附中,以及后起的清华附中齐名的第一流中学。强大的教师阵容,高素质的学生,以及高升学率是101中名列名校的基本条件。除此之外,北京101中学还有其他学校都不具备的独特之处:其一,它来自老解放区,具有红色革命传统;其二,就是它得天独厚的校园条件,在宽阔的大校园里,除了必要的教学设施,还有上百亩果园和农田,为学生从事农业劳动提供了天然的良好条件。为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101中学一直设置劳动课,强调对学生的劳动教育,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我在101中学的学习生活中,感触最深的,就是学校给予我的劳动能力,对劳动的热爱,以及通过劳动对于劳动人民的理解和交融。1960年代学生排队出发参加学校劳动的情景在我入学的1960年代,101中学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这些在城市优越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在步入青年时期的时候,确实存在着肩不能 挑,手不能提,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弱点。在中国仍然拥有80% 的农业人口,还处于前工业社会的时代,这样的年轻人与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脱节。是101中学的劳动教育,为我们补上了这一课。在101中学的果园和农田里,在亮甲店的支农劳动中,我们身上长过虱子,脚上沾过马粪,手上磨起过老茧,把我们改造成与广大劳动人民一致的时代新人。劳动课对于我们,第一感觉就是脏与累两个字。最难忘的是劳动中的第一次,第一次干最脏的活儿 掏大粪为桃树施肥,那是在初一年级第二学期的早春时节。101中的厕所都是干厕,没有化粪池和排出管道,粪水积在厕所下面深深的大坑里。我们的任务是用大粪勺把粪水淘上来,倒到粪桶里,再由两个人担到半里外的桃园。事先在每颗桃树周围挖好沟,把粪水倾倒在沟里,用土掩埋,作为桃树一年的施肥。站在平时都躲着走的粪池边,要在眼前淘起臭气熏天的大粪,谈何容易。尤其是担粪,两个人一前一后,肩上的木棍上担着粪桶。粪桶就在后面人眼前一尺的地方摇晃。时不时就有粪汁溅出来,溅在身上,溅在脸上。这对于十二三岁,在城里长大,从来没有碰过屎的学生,其难度可想而知。常会看到两个愁眉苦脸的女生,改用胳膊夹着抬粪桶的棍子,以求大粪离自己远一点。即便如此难堪,每个人心里明白,既然表示过要在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向劳动人民学习的决心,就必须经受得了这样的考验。哪怕不时会有干呕,劳动完后立即去洗脸,洗头发,换衣服。所有的同学还都是坚持下来了,完成担粪施肥的任务。另一次难忘的脏活,是一年后在少年湖淘淤泥。小湖中的荷花残叶,落下的树叶和泥沙,会在湖底结成淤泥,使得湖床升高,湖水变臭。隔一段时间,就必须清理湖底,淘出淤泥。站在墨绿色,已经微微发臭的湖水里,我们用脸盆挖起淤泥,再排成人墙,传递到湖边去。除了脚下的污泥和腥臭的湖水,还有蚂蟥。蚂蟥像一个长形的肉团,叮在腿上吸血,扯不掉,拉不断。当刚刚发现这种小动物时,在同学中引起一阵恐慌。有懂行的同学传授出秘诀:不能生拉硬拽,要在蚂蟥旁边,用鞋拍打腿,把它震下来。这一招很灵,确实把腿上的蚂蟥弄下来了。尽管大家对这种小生物依然心存余悸,但还是挽起裤腿,下到湖水中。在一片歌声和说笑声中,完成了这堂劳动课。学校这样的安排,不光是农活的需要 学校可以雇周围的农民去完成这些脏累的农活。重要的是,我们的劳动不是走过场,要真正达到与工农相结合的目标,我们必须能够像工人农民一样生活,做得出他们能做的事,干得了他们能干的活儿。几年以后,当我们走向工厂,农村的时候,深深感到,学校对我们的教育,为我们所做的准备,是如此必要。在101中的农业劳动中,不只是有脏和累,也有技术活儿。其中最具技术含量的当属剪枝。桃树和葡萄都要剪枝。劳动办公室的胡老师现场教授我们修剪技 术,示范和指导我们剪枝。桃树要修剪成三股六叉十八支,自然开心形。葡萄树必须分清生长支和结果枝,剪除冗枝,留下适当的果枝供来年结果。修剪之后,再把瘦身的葡萄树埋入土中过冬。现学现卖的技术肯定不会精湛,大家的态度都是很认真的,努力按老师的要求把树型整理好。或许经过我们这些二把刀修剪过的果树,并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但在每年秋天,挂满果实的枝头,基本肯定了我们的技术和劳动。在所有的101中劳动课里,最有趣,最被向往的当属夏天的守夜。在桃子熟了的时候,为了保护我们的劳动果实,劳动办公室会安排桃园守夜。其刺激之处在于,守夜有些像小时候玩的打仗游戏。入夜时分,安排在桃园守夜的同学,静静地趴在土坡上,警惕地观察周围的声响和异动,彼此小声的互相联络着,想象着发现隐藏的小偷,然后像解放军战士作战一样,猛然跳起,发起冲锋,把小偷抓住 。尽管,我们从来也没有捉住过偷桃的小偷。斗转星移,待到半夜时分,没有小偷来访,大家的警惕性逐渐松懈,打仗的瘾头也逐渐消散,于是开始找开心的玩意儿消磨时间。有些同学三五一群,聊天或讲故事;有些人会捡几个石子,在土地上画一个简单的棋盘,下各式各样的棋。最开心的游戏是斗蟋蟀。早秋时节,满山坡的虫鸣声。顺着叫声慢慢摸过去,猛然打开手电,用手捂住一只蟋蟀,装进一只纸筒里。待每个人都有了几只蟋蟀进账,就可以开斗了。在地上挖一个小坑,权当蟋蟀罐。折几只草苗,做成探子。于是你一只,我一只,放出蟋蟀互相撕咬。几个脑袋凑着一起,撅着屁股趴在地上,逗着蟋蟀掐架,且看谁家的蟋蟀最后当大王。玩到两三点钟,是天最黑,人最困的时候,大家也确实都累了,于是或背靠背,或倚着树干,或干脆躺在土地上,东一个,西一个,都倒头睡过去了。除了桃园守夜的工作,还有看守玉米地,菜园,以及顺便巡视校园的工作。我很喜欢这个工作。过惯了每天早六晚十,按时起床和熄灯的刻板生活,能在星斗满天的夜空下,在谧静的校园里闲逛,确是难得的愜意经历。校园里,除了几盏路灯,到处都是黑漆漆的。只有教师办公楼会有几个窗口,还亮着灯光。从窗口里,可以看到仍然在灯下备课,或批改作业的老师,令人肃然起敬。在一个打开的窗户里,看见三位老师在下围棋。可能是在复盘吧,历史课邓柯老师细长的手指在棋盘上戳戳点点。我趴在窗台上悄悄地看了一会儿,他们没有发现我,于是知趣的离开。清晨时分,太阳还没有露头,我发现在玉米地边有人在割草。一位中年妇女,像是学校工友的家属,和一个不到十岁的女孩。我劝她们离开。但是那位中年妇女不愿走开。她一面割草,一面讲着她的理由:你们喝牛奶,我们打草喂牛,挣几个钱,有什么不好?(其实那时候,除了少数运动队员,一般学生是喝不上牛奶的)。我的职责是看守玉米,好像也没有理由把她们赶走,就在一边站着,看她们割草。那位妇女一面割草,一面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说话。女孩一言不发,只顾低着头,手里不停的挥动着镰刀。大约二十分钟,她们的篓筐已经快满了,离开去寻找另一块草密的地方,这正是学生们即将起床,去晨练和早读的时间。不知为什么,她们一高一低远去的身影,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五年以后,我已经成为一名建筑工人。清晨时光,扛着铁锹走向工地的时候,眼前时常闪现出这一对劳动母女的背影。组里从农村来的工友告诉我,卖草就要赶在天将亮的时候去割。那时候的草露水重,压秤。除了校园内的劳动,每年春天,或麦秋,会有学校组织的集中劳动,到附近农村与农民三同 同吃同住同劳动。春天翻地,仲夏拔麦子,是对于我们体力和劳动能力的考验。住在老乡家里,吃老乡家的饭菜,使我们对60年代的中国农村,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些初步的了解,看到从未接触过的农村孩子,他们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欢乐,苦恼,对生活的向往与担当。在我离开101中学以后的生活经历中,当过建筑工人,上大学,成为工程技术人员,一直与工业产品打交道,从没有务农的经历。但我对院子里的花草树木,总有着一种难于割舍的喜爱。尽管已经60多岁了,我还是乐意自己打理这些花草树木,割草,浇水,施肥,修剪,除杂草虫害 ,乐此不疲。特别是在浇水的时候,看着水柱洒进草丛,酷热中的小草昂起了头,仿佛是在与这些花花草草对话。我经常想,这份情愫是从哪里来的呢?可能,就是从101中校园的土地吧。2. 半工半读篇在1965年101中学的招生报名表上,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栏目:报名半工半读班,还是普通班的选项。65级高中招收了两个半工半读班。一个排在5班,是俄语班;另一个排在6班,是英语班。开学后,当我走进高一五班时,几乎全是熟悉的面孔,只有5名来自外校的新同学。与其他新生班不同,我们不需要进行任何熟悉学校环境的入学教育,但要花时间去学习半工半读这个新生事物,将如何运作。倡导和直接领导全日制中学进行半工半读试点工作的,是我校德高望重的王一知校长。据说来自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工读结合的教育思想,王一知校长冲破重重阻力,最后得到刘少奇主席的首肯,才得以在101中学办起这个试点,试图为饱受诟病的17年教育体制,开创一条教育革命的新路。开学伊始,首先是关于教育革命宏图远景的教育。同学们纷纷表决心,要做教育革命道路上的铺路石。高中班的劳动安排在校内工厂。为了落实半工,每周在校的11个半天,有6个半天安排劳动,外加校外的工厂实习,有60% 的时间被工占用。半天的劳动课,是雷打不动的。如果劳动课安排在下午,体育活动也因此取消。为了显示半工半读的优越性,制定了在40% 的学习时间里,达到学习成绩不低于普通班的宏伟目标。在理论上,半工半读的支持者们宣扬,体脑结合会提高学习效能,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要为半工半读班配备学校里最好的老师,以补偿失去的学习时间。学校配备了既拥有教学经验,又具有教育革命热情,以青年教师为主的教师队伍,为半工半读班上课。当我们的读书时间被压缩到不到一半,还要学好课程,打下良好的知识基础是何等的艰难。课内外的书本要阅读,老师的讲授要消化,所学的技能和方法要反复练习,新知识和概念必须在复习中得到理解和记忆,这些都需要时间。为此,各科老师都使出浑身解数,希望通过教改 教学方法的改进,提高学习效率,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真有如此奇效,把这种教改用在普通班教学,岂不是事倍功加倍吗?这里没有任何责备老师的意思,他们确实尽力了。例如物理和化学的教学,采用了前三个学期学习化学,后三个学期学习物理的集中教学方式。数学课胡大同老师,试验采用因材施教的方法,用不同的进度教导不同成绩段的学生。或许,有一些先进的学生可以学习进度很快,看上去成效显著。但是对于整体水平,却因为基础不牢,效果并不好。例如,我们班第一学期的三角课的考试成绩,明显落后于普通班一大截。校办工厂是58 年教育革命时留下的一间机械加工车间,有五,六台老式车床,刨床,钻床等机械加工设备。学校从外面聘请了一位退休老工人 仇师傅,据说是八级工,车钳铆电焊,手艺齐全,技术高超。学生被分为车工,钳工和锻工组。我与蔡竖新,周京生一起被指派做锻工。我们的锻工车间是一座小土房。仇师傅用一口破水缸,内砌耐火砖,再接上一台鼓风机,做出一台烧铁炉。屋子中央有一个大树墩,上面放一只铁砧子,我们的锻工车间 一个小小的铁匠铺就基本成型了。校办工厂一隅打铁的大小锤子和最初的火钳是买来的。其余的工具,如各式各样的火钳,平锤,模具等都是自制。仇师傅先教我们怎样抡锤。干起活来,扮演徒弟的抡锤,当师傅的掌钳,用火钳夹着一块烧红的铁块,在铁砧上翻来翻去,指挥徒弟锤打,把一块铁块锤打成型。仇师傅教给我们的第一个技术是打火钳。他做示范,然后我们看样学样,开始打造我们自己的工具。直至66年文革开始的一年半工半读实践中,我不记得我们打造过什么产品,除了打车工刀杆,焊车刀等一些辅助工作,基本就是在铁匠铺子里自己玩。烧铁要用煤,偶尔有点儿焦炭供应。烧焦炭火力旺,又干净,是最愜意的事。大多数时间是与学校锅炉房共用煤。于是我们锻工的一个经常任务,就是趁烧锅炉师傅不在时,捡成块的好煤,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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