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熙博学鸿词科对毛奇龄的诗学影响（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9）摘要：康熙博学鸿词科不仅改变了毛奇龄身份与精神归属，同时促使毛氏诗学思想发生巨变。他开始回归儒家诗教论正统，提出诗歌为政治喉舌口号；积极倡导唐诗风，反对宋诗；而他在音韵方面的研究，也蕴含有服务文治、鼓吹休明的因子。关键词： 博学鸿词科；诗教论；唐宋诗风；音韵研究 张立敏 张立敏，河南镇平人，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康熙十七年（1678）诏举博学鸿词科对于毛奇龄来说意义非凡，它不仅改变了毛氏身份与精神归属，同时促使他的诗学思想发生巨变。他重返儒家诗教论正统，提出诗歌为政治的喉舌口号，呼吁诗歌为政治服务；积极倡导唐诗风尚，反对宋诗；而他在音韵方面的研究，也蕴含有服务文治、鼓吹休明的因子。对毛奇龄的诗学活动，尤其是他在冯溥影响下反对宋诗风，学界已有关注如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论（岳麓书社出版1984年版）、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蒋寅清初钱塘诗人和毛奇龄的诗学倾向（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但由于视角不同，博学鸿词科对其诗学影响研究仍显薄弱。笔者在考索其诗学经历基础上，揭示康熙博学鸿词科的诗歌史意义。一、 康熙十七年前的诗歌创作与观念(一) 诗学经历诗歌史上，毛奇龄（16231716）是位值得关注的重要人物。因为他创作丰富，声名极高，还因为高寿的毛奇龄是位难得的近百年历史的见证人，对明清诗坛演变有清晰的体认，诗学评论中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与自我反思蒋寅在清初钱塘诗人和毛奇龄的诗学倾向中指出，毛奇龄有一种极强的自我意识与诗歌史观念。，诗学主张更具时代性，诗学经历也就成为明末清初诗坛变化的一个缩影。康熙十七年以前，毛奇龄的诗风经历了一个复杂变化。他在张澹民诗序中称：“予少好宋元人诗，既而随俗观钟伯敬选诗，又既而悉弃去，效嘉隆间王、李、吴、谢、边、徐诸诗。”毛奇龄：西河合集序卷二十二，乾隆间萧山毛氏书留草堂刊本。揭示了自己喜爱宋元诗风，继而深受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影响，走上幽寂憔杀一途，接着效仿明诗，最后崇尚唐诗风。然而这只是诗学风尚变化过程的一部分。完整的过程是先从唐诗风转入宋调，后由宋调向唐诗风回归。据沈方舟诗集序载：往者予来杭州，每与陆君景宣、丁君药园主客论诗，其时持论太峻，尚墨守嘉隆间人不读唐以后之书说。而既而于役海内，时局大变，阴袭虞山宗伯之指，反唐为宋，而阳饰之以元和长庆之体，曰：吾唐人也。毛奇龄：西河合集序卷二十八。指出自己崇尚宋诗始于逃亡途中，此前崇尚唐诗。明亡后毛奇龄曾一度逃亡，假如他顺治三年（1646）改宗宋诗，他已24岁；若按他的自叙“四十之年，瓜副而尽。十年幼稚，十年困诎，十年甲兵，十年奔走”毛奇龄：西河合集书卷一与赵明府书。，也是30多岁才改宗宋诗，所以“少好宋元人诗”的“少”指年轻时，而不是少年时代。该序点明诗歌风尚转变的原因。明朝前后七子以盛唐为宗，影响所至形成唐诗风尚，故而毛奇龄、陆圻、丁澎宗唐持论峻切，加之他十多岁时就受宗尚唐诗的陈子龙赏识。后来逃亡生活中受钱谦益倡导宋诗影响改宗宋诗。此后，又由宋元诗风转向竟陵派诗风，最终取径前后七子返回唐诗。毛奇龄回归唐诗当在康熙六年前。康熙四年游幕湖西，“乃赴湖西住一年” 毛奇龄：西河合集墓志铭卷十一自为墓志铭。，期间作施愚山诗集序（西河合集序卷六），序中引陈宏绪的“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不以诗为诗”立论，所以康熙十七年到京师后，才会惊讶于宋诗风的流行：“吾乡为诗者不数家，特地僻而风略，时习沿染，皆所不及。故其为诗者皆一以三唐为断。而一入长安，反惊心于时之所为宋元诗者。”毛奇龄：西河合集序卷二十二何生洛仙北游集序。 (二) 风雅正变观毛奇龄信奉儒家诗教论，但他的诗学理论是一种多少有些偏离诗教正统的理论，这与时代风会有关。如在风雅正变的理论反思上，他的观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又别具一格。风雅正变是传统诗教论的重要组成，认为诗歌情感基调与时代息息相关，即诗大序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郑玄在诗谱中将前者视为正风、正雅，乱世悲歌称为变风、变雅，前者为诗歌鹄的，这就是诗教论正统，所谓“诗之为教，温柔敦厚，上以扬厉乎朝庙言享之隆，下以抒写乎山川行役风俗赠答之事。盖古今作者之所同而其升降则不能不与时而异。至于变风变雅，怨而不乱，君子亦有取焉。然此特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耳，岂以是为作诗之则也哉？”李必果：展台诗钞序，方象瑛健松斋集卷十八，民国十七年方朝佐重印康熙木活字本。明末清初遗民诗人群体中，哀怨的“变”诗得到了肯定，其中最激烈的莫过于黄宗羲。在陈伟庵年伯诗序他说： 而季札听诗，论其得失，未尝及变；孔子教小子以可群可怨，亦未尝及变。然则正变云者，亦言其时耳，初不关于作诗者之有优劣也。美而非谄，刺而非讦，怨而非愤，哀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夫以时而论，天下之治日少而乱日多，事父事君，治日易而乱日难。韩子曰：“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向令风、雅而不变，则诗之为道狭隘而不及情，何以感天地而动鬼神乎？是故汉之后，魏晋为盛，唐自天宝而后，李杜始出，宋之亡也，其诗又盛。黄宗羲：黄梨洲文集序类，陈乃乾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5页。他釜底抽薪，质疑风雅正变论存在的先验性，认为是个后起的理论，继而否认传统正变理论的价值判断，提出“正”未必优于“变”，恰恰相反，衰世出佳构，从而彻底解构风雅正变理论。这种解构与时势、创作实践相关，身处乱世的诗人如何能唱起欢快的赞歌？同样具有故国情怀的毛奇龄也有这种解构倾向。云间蒋曾策诗集序载： 昔之为诗者，尝有为正变之说者矣。正居其一，而变居其九。盖纪治之音少，忧离之什长也。盖诗之为言，始于志，而发为词，无所于在心不可也，必怫郁焉而不得已也。非温平其教，容好其量也。吾闻离骚之兴远异风诗，乃说者又以为变风之息，则离骚实继之，其旨谲诡而恉不淫，其文竒，而其才可以怨。夫离骚，变诗也，然变而不失其正，故正之变而诗亡，变之变而离骚亦亡，然则曾策亦持其不变者而已矣。毛奇龄：西河合集序卷二。 从诗歌史上“正”、“变”所占份额肯定“变”，称赏具有哀怨倾向的离骚；就情感表达而言，诗歌是诗人情志的发泄，“非温平其教，容好其量”，这是对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挑战。不过，尽管毛奇龄、黄宗羲都背离正统，肯定“变”的地位，但在风雅正变问题上却有所不同。黄宗羲态度坚决，彻底反对传统观念，甚至认为“变”的价值优于“正”，乱世出佳作，肯定宋末诗歌；毛奇龄则是在保持“正”优先地位不变的情况下肯定“变”的价值，较为保守。尤其不同的是，毛氏认为“治极于乱而无诗，或乱进于治而又有诗”，认识到诗歌繁荣未必与时代政治同步。毛奇龄的这种态度与陈子龙不无关系。在苍崖诗序中，他说：“余幼时颇喜为异人之诗，继而华亭陈先生司李吾郡，则尝以二雅正变之说为之论辩，以为正可为而变不可为。”毛奇龄：西河合集序卷十一。陈子龙坚持“正”的地位，虽然明知“变”存在的合理性，“求其和平而合于大雅，盖其难哉！其不能无正变者，时也”陈子龙：陈子龙文集卷七佩月堂诗稿序，华东师范大学1988年版，第382383页。与陈子龙不同的是，毛奇龄在传统二分法的基础上又将“变”分为两类“正之变”、“变之变”，即符合“正”的“变”、背离“正”的“变”，前者如离骚予以肯定，后者理应否定。这是个创举。通过这种分类，毛奇龄在正统诗学理论内部通过结构性转化肯定了乱世哀歌的地位与价值。(三) 壮气蒿莱渐无声毛奇龄对诗歌中“变”的认同渗透于自己的诗学理论中。骆叔夜诗集序载： 而浸假欢愉已甚，愁苦未闻，中鲜郁纡之情，外无忧谗畏讥触类长志之概，又何以抒情擿物，激越其心思，而暴扬其志气？然则情由境发，而理从遇生，道固然乎？韩子曰“物不得其平则鸣”，欧阳子曰“非诗能穷人，而穷而后工”。毛奇龄：西河合集序卷六。他认为诗歌是悲愁情感的发泄，对“穷而后工”的诗学命题深有同感，甚至以为沉浸于欢乐中的生活中的幸运儿不能创作诗歌，有诗作的人必然不得志，“东嘉夏广秦丞于息，而以能诗称，则其不得志可知也”毛奇龄西河合集序二东嘉夏广秦诗集序。 。 这种对穷愁苦闷诗歌的偏嗜来源于生活情境。在王文叔嵩峰楼稿序中，困厄的毛奇龄表达了对诗文的憎恶。世恶吾言，吾复以言为世罪，胠其箧，焚其书辞，知与不知者咸诫且讪，以为今而后当勿复令是家为文。今夫穷愁而著书，人之常也。是故非穷愁之所言，则不疾而唔也；穷愁之所言而不得尽，则病而隐且忍也。人方穷愁不得不为穷愁之所言，而凡达身而悦心者恶之，是非恶穷愁之所言也，恶穷愁耳。语云：爱其人者，及屋上乌；憎其人，及其所畜徒。予畏文章为畜徒也。毛奇龄：西河河集序卷六。他认为穷愁著述是人之常情，诗人必然会将心中苦闷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否则就会郁积成疾；虽然悲愁之外另有欢乐，然而国破家亡的情境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切都笼上了凄凉的悲愁之雾，哪里会有欢愉与微笑？故国情结浓郁的毛奇龄否认诗歌中快乐感情的因子，认为欢乐的声音是非常态表达或者痴人说梦。由于自己以选诗、言论罹祸，毛奇龄渐渐地厌弃诗歌创作，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烧毁。 丁大声迂吟二刻序（序卷七）是康熙十七年以前为遗民诗人丁克振所写的序，序中写道： 大声为迂吟，迂且吟也，既而墨然不一吟。盖号呼踯躅之余，总咿唔岂能成声哉？昔有疑迂吟为不迂者矣，忧时愤疾，多激楚之音，其于优柔靡曼和平啴缓之节可谓曰殊，然而邅回于刺促之间，瞻顾于敏皇之际，以人之可为，而第因文以见志；以事之必不可为而故为，沈吟辗转，纡徐以风之；而且时有难言，犹盘辟其词，一似言在是而意不在于是者：凡此者所谓迂也。吾故曰：大声之迂吟，以迂而为吟者也；其又迂，则以其吟也。然而大声于此，将复有墨（案：墨同默）然不吟者，何也？丁克振诗歌凄苦哀怨，让人不忍猝读，尤其是在同样具有家国悲恸的群体中更容易产生共鸣。从序中，可以看出毛奇龄的诗歌审美趣味与诗学理论侧重点。丁克振由喜爱写诗到不写，再到写诗，继而毛奇龄预测将来丁克振必然会选择默然，其中隐然有自己的凄楚与无奈，“吟”而“不吟”不正是自己亲身经历吗？尽管他知道可怕的不是哀愁，而是哀愁中的默然，这是一种怎样的“病”而“隐”且“忍”！ 康熙十七年前，毛奇龄在诗歌道路上经历了由唐诗转入宋调、重返唐诗的过程；诗学理论上，他已经偏离诗教传统正辙，倡导诗歌反映乱世哀怨、遗民心声；从诗学活动来看，他由热衷于诗歌创作、选诗、评诗，逐渐地“畏文章为畜徒”，声渐消歇。若非博学鸿词科考试，他必然会“默然而不吟”，销声匿迹于诗坛。二、 康熙十七年后的诗学变化康熙十七年九月入都后，毛奇龄和应征人员以及京师官员多有唱和，尤其是次年三月政治倾向转变后，他彻底摆脱了视诗歌作为穷愁产物的观念和诗歌创作上的消极态度，写了大量诗歌，冯溥赠六子诗毛大可称赞道：“每诵君诗拟怒涛，钱塘波撼鬼神劳。千军横扫生花艳，一曲孤高引调高。语可标新人共韵，酒能设醴兴偏豪。邺中典论谁先后，笑指西苑亦羽毛。”冯溥：佳山堂诗集卷六，康熙刻本。在冯溥感召影响下，融入清王朝统治序列的毛奇龄积极参与清王朝的文化权力整合，成为冯溥整饬诗坛的得力助手与坚定不移的支持者，诗学上发生巨化。刘栎夫诗序云：“今天子好文，取天下为诗文者试之，昭示天下。而间在举中，犹且习气未除，半趣弇鄙。向非册府大臣，力持文教，申敕再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