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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纾诗歌看其翻译哲学摘要:人生就是一首诗,追寻林纾先生诗歌的脚步,我们试着去探讨这位中国近代翻译大师在翻译上所体现的翻译哲学。一个翻译家的人生哲学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他在翻译中所遵循的翻译哲学。林纾的诗歌中体现了一个传统中国文人在那个动荡变幻历史中的人生哲学,而他的人生哲学在他的翻译实践中得到了很好地诠释。从块肉余生述、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序到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不管是从“原是拉车的前进的好生手”到后来讥讽为“拉车屁股向后” (鲁迅:趋时与复古。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五卷,第 535-536 页)的人物,林纾的翻译实践体现了他诗歌中所倡导的人类基本伦理价值的普世性原则。这也许就是19 世纪德国诗人在翻译中所倡导的“纯真语言”即人类不同语言所共有的东西。在林纾的自寿诗中我们更是看到了这种蕴含在这些人类伦理价值后面的人性的力量,而这人性的力量在他的翻译实践中得到了很好阐释。关键词: 诗歌,翻译,翻译哲学,伦理价值翻译大师林纾喜好写自寿诗,透过其诗歌我们可洞察到林纾作为一个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在那激荡变动年代里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情感历程。人类的历史,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史,就更不是哪一个知识分子或哪一类个知识分子所能够独立承担的。一个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突然遇到了另一种强势文化的狙击,必须应对,必须有新的变化。但是,如何应对,如果变化,谁都是拿不准的。林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入了翻译世界。林纾的翻译作品的成功固然与他高超的桐城派古文有关,然而他的翻译作品之所以可达到动人心魄的境界而因却是为他在作品中投入的情感力量。从张俊才所著林纾评传中我们看到了林纾不平常的人生情感历程:从林纾自己“世出寒微”的少年到他后来描述块肉余生述中对大卫考波菲尔童年凄惨境遇所流露的戚戚相惜之情;从中年丧妻到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石鼓山船上的“掷笔哭者三数” ; 从马关条约国耻后的第一部诗集闽中新乐府到翻译黑奴吁天录时的“且泣且译,且译且泣”;从母亲去世后 60 天的哭祭到刻意在英国作家哈葛德的蒙特马祖的女儿标题中加入“孝子”二字,而新撰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林纾翻译哲学中体现了他强调的人类基本伦理价值的普世性原则。林纾在致蔡鹤卿书中明确指出:“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本文试着从林纾先生的诗歌中去寻找他一生中奉行的人类伦理价值以来探讨他的诗歌翻译哲学。 林纾少年时代家境贫寒,他在 70 岁时的一首自寿诗中写到:畏庐身世出寒微,颠顿居然到古稀。多病似无生趣望,奇穷竟与饿夫几。(林纾:畏庐诗卷商务印书馆 1923 年出版) 命运把林纾安排在寒门子弟的行列中,这让他对“狄更斯式的童年”有着深刻的体会。在翻译块肉余生述第五章讲述大卫考波菲尔在先后失去父母,并受到继父非人虐待而不得已离开家门去投靠从未谋面的姑妈,其凄凄惨惨的场面在林纾的笔下让人感慨万分。然碧各德(大卫家女仆人)以抱余急,落其一扣在车中,余检而藏之,用为遗念。御者顾余曰“彼尚来乎?”余摇首曰:“否”。 御者引缰谓驽马曰:“请君登程。”余此时痛哭已餍,自思徒哭何为!御者见余止哭,即曰:“取尔湿巾,吾为尔晒之马背令干。”在离开唯一关爱自己的女仆人的时候,可怜大卫“痛哭已餍”。经历过一年内失去父亲、祖父、老祖母三位亲人的林纾对人生的悲欢离合是有深有体会的。而这种体会也让对他对别人的痛哭有着真诚的理解和同情。林纾评传记载林纾在 50岁入京后,文名大振,稿费版税源源不断,一些羁旅京师不能归的寒士常常登门求助。林纾总是有求必应。为此他还做过一首“自嘲”诗:等是天涯羁旅身,忍将陈乞蔑斯人?迁流此后知何极, 怀刺频来似有困。倘为轻财疑任侠,却缘多难益怜贫。回头还咀从滋味,六十年前甑屡尘。 (畏庐诗存卷下 商务印书馆 1923 年出版)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林纾怀着满腹的热心肠救助贫寒之士的时候,他不是故作“轻财任侠”,沽名钓誉,而是从自己家“六十年前甑屡尘”的“穷滋味”中生发出的一颗仁义之心。 而就是这种仁义之心,这种人类所共有的伦理的价值在林纾的翻译哲学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林纾强调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的心灵相交流。林纾笔下的大卫童年的凄惨境遇之所以如此动人,也是因为林纾在翻译的过程中能够领悟到这种凄惨,并能够很好的阐释出来。对于林纾这种“亲热、隆重地对待他所译的作品” 的态度,钱锺书是称赞的,他认为林纾的前期翻译“和他的翻译的东西关系亲密,甚至感情冲动得暂停那支落纸如飞的笔,腾出功夫来擦眼泪”。他在林纾翻译中也写说道:“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的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没有丧失吸引力。” ,并认为他不懂外文,漏译误译随处可见,但是在做一些笔述之后,“比直接读外文的助手更能领会原作的文笔”,更进而悟到“天下文人之脑力,虽欧亚之隔,亦未有不同者”。天下文人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人类故事和情感的诠释。虽然用的是不同的语言,但是其传达的人类爱恨情仇却是相同的。而作为译者的林纾,能够本着对生活的理解通过译作来传达这人类基本伦理价值的普世性原则。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林纾先生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情感和伦理的人,他在翻译时是不会有如此的“情感冲动”,当然也不会有读者的“情感冲动”的。也许就是寒微出世的童年让少年的林纾牢记了外祖母的“孺子不患无美食,而患无大志”。其祖母告诫的“汝能谨愿,如若祖父,畏天而循分,足以!” (林纾评传),的家训。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里,林纾从小就刻苦学习,有着“读书则生,不则入棺”(同上)的誓言。青年时代的林纾颇有几分侠气和狂态,被乡里人称为“狂生”,其重要的原因是他对当时的世态人情,社会现 实的不满和蔑视。林纾在 70 岁自寿诗中的第二首,追述了自己青年时代被乡里目为“狂生”的情形。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列传常思追剧孟, 天心强派做程婴。忍寒何必因人热,趋义无妨冒死争。到此一起都忏悔,道书座对短灯檠。(林纾评传 p14 p19)“趋义无妨冒死争”很好地体现他的狷狷狂气中不乏侠肠义胆。而这种传统的书生义气让林纾决心出人头地,博取功名,走向上报朝廷下安黎民的“正途”。林纾虽然在 30 岁从福州城有名的“狂生”一跃而成为福建省的著名壬午科举人,然而从32 岁第一次参加礼部会试到 47 岁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会试失败后,林纾决计不入仕途,当然屡次失败是其中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厌恶了官场的黑暗和腐败,深感以自己的为人很难在仕途有所建树,之后林纾几次拒绝了可以做官的机会。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即 1903 年 1 月,林纾的同乡好友、邮传部伺郎陈璧又写好荐疏,准备在旧历元旦之间向皇帝推荐林纾为郎中。 林纾闻讯后立即严词拒绝,他竟然说:“疏朝上,我夕出都,后此勿相见。” 陈璧无奈,只好毁草驰书挽留林纾勿南行。林纾在 70 岁的自寿诗也提到了这件事,他写到:金台讲席就神京,老友承恩晋六卿。我不弹冠为贡禹,公先具草荐弥衡。怆荒那解官中事,萧瑟将为海上行。多谢尚书为毁草,食贫转得遂余生。(林纾评传p32),即使到了民国年间袁世凯称帝,严复等许多名流也纷纷委屈被迫上了贼船。但林纾却是退避三舍,拒不为袁氏捧场,而且对当时一些名流为袁世凯捧场表示悲哀。 有其诗歌为证:十年买画隐长安,一面时贤胆即寒。世界已无清白望,山人写雪自家看。(林纾评传p167),在这首诗中,林纾不仅对“时贤”们的失节感到“胆寒”,对自己能保持义气和名节颇为自豪,以“雪”来明鉴其清白。林纾终身未入仕途,对他来说却也不全是一件憾事。未入仕途也让林纾能把精力集中于文学翻译。1895 年末林纾的母亲去世。林纾夫妇细心照顾,操劳过度,至1897 下妻子刘琮也恹恹下世。他与亡妻曾度过 “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困难岁月,两人始终恩恩爱爱。刘琼去世后,许多女子敬慕他的才华和人品,都想与他结为连理。其中有一名妓,色艺双绝,名震一时。她屡屡给林纾写信,并馈赠食品,以表爱慕之情。 但林当时处于极度的悲伤中,竟然一次也不肯与这位名妓相见。林纾的朋友们也觉得林纾做得有些过分了。林纾在 70 岁自寿诗曾回忆其往事,他写到:不留宿孽累子孙,不向情田种爱根。绮语早除名士习,画楼宁负美人恩。(林纾评传p66) 为了让林纾能从丧母失妻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好友魏瀚、王寿昌鼓动他和他们一起翻译法国小说。林纾开始怕不能胜任,婉言谢绝。 但是魏瀚再三劝说。林纾才半开玩笑地说:“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于是,在游览福州著名的风景区石鼓山的船上,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口译小说的内容,林纾则“耳受手追”,摇笔予以整理成篇,巴黎茶花女遗事就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在中国出世了。而林纾也是奇迹般地踏上了翻译的道路。应该说林纾当初同意一起翻译该小说,更多的是想排遣心中的郁闷,然而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浪子肠。对亡妻的思念使林纾更能体会到主人公马克格尼尔(今译玛格丽特。戈蒂埃)与亚猛马克(今译阿尔芒)凄恻哀惋的爱情,更加能够同情马克的不幸遭遇,也能深刻体会到亚猛失去爱人的痛苦。而所有这些情绪也加剧了自己对亡妻的怀念。因此情随文至,文以情生,每每翻译到伤心之处,林纾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是为故事男女主人公的伤心爱情,也是为自己与结发夫妻阴阳之隔的悲情而流下的泪水。林纾在后来曾这样说过:“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与士夫。” 胡孟玺在林琴南轶事中也这样回忆:林纾与王寿昌合译此书时,“因适逢夫人刘氏之丧,每于译到缠绵凄恻处,情不自禁,两人恒相对哭。” 显然林纾在翻译的过程中真正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激情。他后来也不无欣幸地说:生好著书,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尤凄婉有情致,尝自读而笑曰:吾能状物态至此,宁谓木强之人,果与情为仇也耶?”从林纾对刘氏的情意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他所倡导的人类共享的基本伦理价值让他知道人类的仁义情感在本质上是互通的。而就是秉着这样的翻译观让他能够在翻译中抓住人物心中最真实的情感。 能够感动法国人的爱情故事,同样能够感动中国的痴男雨女,因为爱情的本质超越了不同文化的界限。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翻译者是否能够在在翻译中诠释出人类共享的爱情的真谛。而一个不懂爱情真谛的人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林纾的“掷笔哭者三数”让我们看到了他对爱的本质的最好阐释。 在林纾看来,翻译可以“开民智”,只有这样才能抵抗欧洲列强。他还发现外国作家“多以小说启发民智”。可见林纾的广译外国书籍,实在是处于救国的初衷。林纾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写作的诗集闽中新乐府,具有鲜明的时事性、政治性和现实性,印行后影响甚大。诗集的一首诗即是国仇:国仇国仇在何方?英俄德法偕东洋。东洋发难仁川口,舟师全覆东洋手。(林纾评传p45)诗歌表达了林纾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和对民族存亡的焦虑。反帝爱国的情绪也是林纾能够走进维新行列的思想前提。科举落第,仕途之路失败,在译学的转机让他开始期望通过文学翻译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畏庐之实业”,激发国人反帝救国的热情。林纾的翻译动机在辛亥革命以前的译文序跋中几乎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致意,而表现最明显、最强烈的是为黑奴吁天录写的序和跋。在黑奴吁天录序 中,林纾首先陈述了美国资产阶级“虐待华工”、“或加甚于黑人”的现实, 情辞恳切地写到: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伤怀耳!写完译序,林纾意犹未尽,因此他在跋中再次呼吁国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而就如何才能“爱国保种”,林纾走不出作为一个中国封建文人的窠臼,寄希望于封建王朝的自我更新,在思想上他仍然格外崇奉“天理”之“不变”和人的道德自律的程朱理学。多年来他一直拜祭光绪陵墓。他在诗中写到:孤臣痛哭墀下,秾春触眼如秋凉。1915 年袁世凯称帝后,林纾也写诗来表达自己对“先皇”(光绪)的忠诚。四年两度面葵霜,陵下衣冠泣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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