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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预算最大化与预算效率低下廉洁高效的政府是社会发展成功的关键因素,而廉洁高效政府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政府预算的高效率。然而,一直以来,大多数的政府预算效率都很低下,原因在于这些政府都有一个共同点追求预算最大化。政府机构和官员个人的行为动机和出发点,既不是作为普遍福利的社会公共利益,也不是政治家确定的国家利益,而是政府组织和官员自身的利益。所以,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他们追求自我效用的最大化。而官员的效用函数,主要包括以下变数:薪金、福利津贴、公共声誉、权利、恩惠、机关产出、容易改变、容易管理等。在这些变数中。除了最后两项变数外,都是与预算有正相关的单向函数。官员为了追求扩大自己的权力,提高自己的薪金、福利津贴和公共声誉,就必然趋向于扩大机关预算的规模。通过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得出:(1)政府预算具有膨胀的趋势,在失去约束的条件下,官僚追求预算最大化是一种常见行为。(2)官僚在与民选政治家(预算委托人)进行预算谈判时占有信息优势,通常能够实现预算行为目标。(3)官僚的效用与总规模和自由裁量预算正相关,因此官僚的预算行为是力争最大的预算规模和最大化自由裁量预算,但官僚最关心的还是自由裁量预算,总预算最大化只在特殊情况下出现。(4)官僚不能把自由裁量预算据为己有,因此这个剩余就以服务于其利益的其他方式予以花费,由此便出现了预算资源的无效配置和浪费。正是因为官僚机构追求预算最大化,并且容易实现这一行为目标,其结果就是政府机构以过度膨胀的预算,有效地制造了过多的产出;或者以过度膨胀的预算,无效率的制造了相对较少的而正好满足资助者需求的产出。而这两种情况都导致政府机构比最优规模庞大,从而造成过剩政府的现象。从而进一步的导致资源低效率的配置浪费。不仅如此,预算最大化还会带来其他的危害:1、对预算资金流向、用途和真正目标造成的危害。这是目标扭曲最直接的、典型的危害。这种危害使工作方向的与发展偏离其真正的正确方向,使大预算资金错误投人,而且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到其正常的发展轨迹上去,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而负面效果。2、降低上级政府与预算单位的互信,造成上级审批部门与预算部门的不信任关系。从预算审批的角度来看,预算单位每次的预算均高于其实际的真正需求,造成预算审批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带着先“砍”掉一部分再说的主观色彩审批,这又导致预算单位在下次预算编制的时候,刻意抬高上浮预算来防止政府的“砍”,造成如此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加深了上级审批部门与预算单位的不信任,为以后工作的开展埋下了隐患。3、在预算的审计与绩效考核中,由于地方政府是针对考核与审计在编制和使用预算,其目的就是为了在考核中取的较好结果,所以最终考核结果都显示出较好的一面,但实际情况被一些可量化的数据指标所掩盖,真实的情况上级部门无法了解。同时为腐败滋生了邪恶的温床。官僚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行为不仅会造成不诚信,滋生腐败和政治寻租行为,还会产生公共产品供给过剩或供给不足、质量低劣,导致政府预算资源的无效配置和极大浪费。因此我们必须对这种行为进行监督和改善。1、建立健全的政府预算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我国关于政府顶算编制、审计先后出台了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对我国预算的的编制制度及其涉及的组织机构、运作机翻、预算编制的时间、期限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但是在实践中,对预算单位主体的的限制依然不足有法律上的漏洞可钻。通过对现行法律法规的完善与修订,明确预算单位所制定的预算对社会发展的责任与义务,从而达到规范预算目标的目的。因此,健全政府预算管理法律法规是规进预算目标扭曲的最有效手段,这也是法制社会完善法律法规的内在需要。2、加强预算单位与上级政府和预算审批部门的沟通。通过预算单位与上级政府和预算审批部门的有效沟通可以将双方的信息更全面、真实的传达给对方,避免了一些上领导不顾客观规律和财政状况,制定一系列好高骛远的目标。有效的沟通可使双方了解对方的真实需要与困难,避免了双方在预算上无效率的博弈,增强了预算单位与预算审批部门的互信。3、设计绩效预算与绩效考核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平衡政府绩效考核中各项所占比,加大一些社会发展中公共利益指标的权重。绩效预算能够在经济层面衡每个预算投入与收益的关系,决定该项工作是否值得实施,并对整个预定目标有全面正确的把握;在社会层面上由于政府绩效考核与公共利益指标挂钩,迫使融入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使其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了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对预算目标扭曲起到了规范作用,同时也很好的兼顾经济社会同步发展。4,、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减少政府预算中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自由裁量预算行为存在的客观基础,我国政府预算的委托代理链条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改善预算外部环境,关键是减少信息不对称,对此可以有多种途径和方式。在代理理论框架下,预算参与被看做是一个信息交换过程,对消除信息不对称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研究也表明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预算代理人),出于更优的资源配置、业绩和报酬以及部门或个人需求等,并不一定提供完全的信息,甚至可能隐藏或提供虚假性信息,反而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而且预算参与也是需要条件的,预算的透明度、预算参与的意愿和能力都缺一不可。为了增强预算透明度的法律依据,应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提升到法律层次,修订增加预算信息提供和披露方面的规范性内容,包括细化预算内容,扩大预算信息的公开范围,规范预算信息公开的程序和方式等。同时要建立预算信息公开绩效评价体系,把其作为官员政绩考评的一项内容,落实预算信息公开的责任追究制度。同时要加强人大代表预算知识的学习,提高其审查预算的能力。参考文献:尼斯坎南/1971/官僚机构与代议制政府百度文库尼斯坎南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邓子基/2010/财政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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