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赵 维平内容提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哪几类琵琶？它们来自何处？各自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琵琶又具有怎样的文化地位等问题在我国的音乐史学界缺乏明确地认识。因而带来了一些历史的混乱。文章通过原始文献、考古史料等对出现在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阮咸（秦琵琶、秦汉子）、四弦曲项琵琶和五弦直项琵琶等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作了实证性的考察。试图澄清至今为止在我国史学界对琵琶历史中的混乱不清现象。关键词：丝绸之路、琵琶、五弦、阮咸引言琵琶，这件起端于丝绸之路上古老的乐器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在我国最早出现的是秦汉时期的弦鼗，后演化成秦琵琶也称秦汉字阮咸。接着张骞和班超的两次西征打开了一条丝绸之路。汉魏以来由波斯、印度通过佛教传来了四弦曲项琵琶和五弦直项琵琶，就这样琵琶在我国延绵发展，逐渐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并对中国音乐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里如果我们将琵琶放置在以西亚为起端，经中国大陆，至日本奈良的正仓院为终点的丝绸之路上来看的，实际上琵琶的发展还在延续、展开。至少在隋书音乐志的高丽乐的条目中就已经明确地记载着“琵琶和五弦”等乐器；之后琵琶又经日本遣唐使之手将其带到了日本；唐以后琵琶又传入越南等地。这样琵琶这件极富生命力的乐器又在东亚诸国的不同地区展演、开花，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展示出绚丽多彩的文化样式。但遗憾的是，就是这件古老而又深为人们所爱的乐器在我国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至少对于琵琶的起源、以及它们来龙去脉等本原问题还没有清晰的认识。我国目前最具权威的音乐辞书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对琵琶作了如下的描述：半梨形音箱的琵琶，曲颈，颈上有四个相（柱）约在350年前后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北方。因其头部向后弯曲，以区别于当时的直柄圆形的汉琵琶，故名曲项琵琶；因其经过龟兹传来，又称龟兹琵琶。其他如五弦琵琶、六弦琵琶、忽雷（二弦琵琶）、火不思等都属于这一系统。到宋代以后，曲颈琵琶迳称琵琶，而直柄圆形的琵琶，则称阮咸。（转曹安和1989511）上述这段对琵琶历史的简短陈述中至少存在着以下几处谬误：1， 曲颈四弦琵琶并不是从印度传来的，而是来自波斯，传入中国的年代应在汉魏时期，应早于四世纪中叶。2， 曲项琵琶最初传入我国主要逗留于天山南麓的于阗，而不是龟兹，历史上的龟兹琵琶或胡琵琶更多的应指五弦直项琵琶而不是四弦曲项琵琶。3， 四弦琵琶与五弦琵琶等在形制、传播路径和文化现象上都不尽相同，如果琵琶的演奏方法上还勉强可把它们看作一个系统的话，但把火不思也归为同类就有点离谱了。因为火不思是由元代阿拉伯地区传入的乐器，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乐器相距遥远，两者就其年代和文化内涵都不尽相同，构成一个系统实为牵强。4， 在中国的史籍中“琵琶”指曲项四弦琵琶；“五弦”指五弦直项琵琶，这一区分至少在隋书音乐志中就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它们并不是在三、四百年后的宋朝之后才被命名的。80年代的中叶我国出版了一本关于琵琶乐器史的专著中国琵琶史稿（参见韩淑德等，1985），该书对曲项琵琶的历史渊源的考证过于简单，缺乏应有的文献及考古学方面的资料，有关曲项琵琶和龟兹琵琶的关系问题与上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琵琶条目持同样的错误论点。对于五弦琵琶的叙述仅用了一千多字，作为琵琶史的专著缺乏翔实的资料和深入的研究。琵琶这件作为对我国艺术发展产生过巨大冲击力的乐器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予以足够的认识。对此，笔者想就中国历史上的三类琵琶乐器：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和阮咸，作一番研究、考察。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引起诸多学者对琵琶类乐器研究的重视作用。被称作丝绸之路的终点，日本奈良的正仓院里珍藏着近1300前由中国的唐代传入日本保存完好的三种不同的琵琶。它们是：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一面）、螺钿紫檀阮咸（一面）、四弦曲项琵琶（二面）。上述琵琶应该是在玄宗朝的盛唐或在此之前所传入日本的乐器。琵琶和阮咸这几类琵琶乐器在中国的隋唐时期曾在宫廷俗乐中占具了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民间也广为流行。特别到了唐朝其盛行之广可从许多唐代文学作品和史籍中得以应证。我们知道在上述三类的琵琶中除阮咸为中国固有的乐器外，四弦曲项琵琶及五弦直弦琵琶均为外来乐器，它们在中国逐渐成熟之后又传到了东亚诸国。正仓院作为丝绸之路的终点，留下了由西域传到中国又东渐日本的活着的见证。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琵琶究竟是怎样传入中国的？笔者想通过历史文献及一些考古史料来考察琵琶的发展历史。 如果我们打开中国的史籍就会发现我们都能找到上述三种琵琶的纪录。尤其是琵琶乐成熟的隋唐时期。中唐杜佑的通典卷144、乐四，琵琶的条目中可以列出以下几例：A: 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傅玄云：“体圆柄直，柱有十二。”其他皆充上锐下。B：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C：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D: 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颈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三柱。晋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同，因为谓之阮咸。这里A条中的“清乐奏琵琶”为笔误，应为“秦琵琶”，即当时俗称为秦汉子之器。D条，阮咸也称秦琵琶。因此，A和D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同一件乐器，即称作阮咸或秦琵琶。此外B条的曲项琵琶和C条中的五弦琵琶便是传到日本正仓院的三件琵琶的具体记录。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历史。一， 四弦琵琶 在正仓院里的两件四弦琵琶均为曲项琵琶，或称曲颈琵琶。由于它们与阮咸和五弦琵琶的直项形制不同，颈部的上端呈90度直角因而被称作曲颈琵琶。在中国的史籍中五弦琵琶往往被略记为五弦，而四弦曲项琵琶一般直称为琵琶。如果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土生土长的“汉琵琶”或叫着秦汉子、秦琵琶的话，那么四弦曲项琵琶并不是源自中国。通典云：“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对此在释名释乐器中载：“枇杷本出于胡中” 。如果我们把历史再朝前推移，六朝的宋书卷十九乐一中引用了西晋的文人傅玄的琵琶赋曰： “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欲从方俗语，故名曰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很明显四弦琵琶并不是源于我国的中原之器，而是在汉代前后传入中原的西域乐器。对此，隋书乐一中亦道：“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也。”那么中国的四弦曲项琵琶究竟来自何方？汉朝的武将张骞两次出使西域（BC.139126、 BC.119），逐渐打开了一条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使西域诸国的多元文化得以进入中原，它对我国南北朝至隋唐的文化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隋初的七部伎、大业中的九部伎及唐初的十部伎、胡乐舞的大量流入、百戏、歌舞的盛行直至唐教坊的成立等，这些都与西域文化的渗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时期西域文化的形成主要来自印度的佛教与现伊朗波斯文化的两股势力。从三世纪下半八世纪，以天山北道的龟兹古都（现新疆库车地区）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在当地的一些壁画中从三世纪下半叶六世纪出现了最初犍陀罗艺术的特征，接着六世纪后又在犍陀罗艺术基础上形成了波斯艺术特色。语言上出现了近似梵语的吐火罗乙型语种（主要流行于龟兹、焉耆一带）。另外这一地区固有的土著文化构成了西域地区最为丰富且独具个性的艺术文化。在这些早期的壁画艺术中可以发现类似中国阮咸的直颈琵琶，到三世纪末四世纪初开始出现一些近似于棒状的五弦直颈琵琶的画像和浮雕。这些作品是受当时印度、吐火罗文化圈影响的重要特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西域地区的第二个文化中心便是天山南道的于阗（今新疆的和田地区），她的艺术特征与天山北麓的龟兹乐不同，在和田地区出土的陶器中可以发现有一些四弦的曲项梨形琵琶（见下图一，二，转岸边1968：128-129图2-3）。这是一群由三至七世纪所形成的西域地区最早的文化发展期。在斯忒恩的著作古代的于阗一书中把这一地区的文化推定在公元三世纪或此前（参见岸边1968：123）。从这些出土的明器中较难说清其弦数的多少，但是该乐器为梨形、横抱着用拨子来演奏、在共鸣箱的下端有一块打着结的小板，像似现代琵琶上的缚弦。可以发现这些特征与中国的四弦曲项琵琶相一致的。但是，这种曲项琵琶实际上在天山南麓的龟兹古国也曾少量出现 新疆克孜尔尕哈石窟第三十窟后室前壁的一列中南起第三幅为弹琵琶飞天图，鲜明可见飞天女横抱琵琶为四弦曲项，四个固定弦的轸子。据此可以推定在当时的西域地区，即天山南北两地曾出现过较为分明的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也就是说龟兹古都以五弦直项为主；而天山南麓的于阗地区则以四弦曲项为中心的不同文化形态。当然曲项琵琶也曾出现在天山北道的龟兹而形成交叉现象，但这一时期就总体而言，原则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但是据中国的曲项琵琶如通典中记载：“曲项，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就是说四弦曲项琵琶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这样其时间要比上述的于阗和龟兹美术至少早三四百年。那么这一段时间上的差距又该如何解释呢？也就是说三、四百年前的文化怎么会受到后来文化影响的呢？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的目光仅仅停留在我国新疆地区、河西走廊以及进入中原的外来文化的话，是无法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必须将视线投向丝绸之路的前端，即传入我国新疆地区之前的西亚。诚如本文开头所述，西域文化与早期的印度佛教和波斯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的原型以及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的方式是揭开琵琶渊源的关键所在。在西域文化史上，位于现在阿富汗的南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犍陀罗艺术（Gandhra art）在佛教艺术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个建立于公元一世纪，逐渐盛行于六、七世纪的佛教的浮雕视觉艺术留下了古代波斯与印度文化的深刻痕迹。在音乐上，一、二世纪已经出现了一种类似中国四弦琵琶的梨形柳特琴（见图三，转岸边1968：128-129图6）。从这幅图片上大致可以发现这种琉特型乐器与我国新疆南道的于阗四弦曲项十分相似。这件乐器呈梨型、曲项（形状）、横抱（演奏方法），琴弦的尾部似有挂弦的缚弦，可以推断犍陀罗的梨型琉特与于阗的曲项四弦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这个乐器后来在四至七世纪的萨桑朝艺术中逐步形成波斯的琉特琴乌德（d），它对西方音乐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形成了后来的梨型琉特类乐器（pear-shape lute）。而这种在萨桑王朝所形成的梨型、四弦、曲项的琉特琴（乌德）与天山南道的于阗四弦琵琶是一脉相承之物 对此，前出岸边成雄唐代樂器、C.Sachs;Real-Lexikon der Musikinstrumente 1913；Friedrich Behn; Die Laute im Altertum und frhen Mittelalter. 1919.等都有相同的见解。也就是说曲项四弦琵琶的发展流向可以简要地作如下图式：即犍陀罗 萨桑朝的波斯 于阗 我国中原的四弦琵琶。犍陀罗的文化交融着波斯与印度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性文化。这里主要考察四弦琵琶的历史流动，以上曾提到了天山南道的龟兹棒状五弦直项琵琶，也曾出现或者路经过此地。因此犍陀罗文化也曾对这两个地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是中国的琵琶与上述所提到的波斯萨桑朝的曲项琵琶有着直接的关联。六至七世纪的萨桑朝曾出现过一种四弦的琉特琴，叫Barbat或Barbud。而Barbat一词与公元一世纪前后出现在古希腊的Barbiton（一种弦乐器）在语言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德国音乐学家萨克斯（C.Sachas）又认为Barbat一词的源语可追溯到梵语Bharbhu(意为强烈地拨弦)。就是说萨桑朝的Barbat最早源于原始印度地区的Bharbhu，而Bharbhu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则形成了古希腊的弦乐器Barbiton，并由此逐渐形成波斯的四弦弹拨乐器Barbat（参见岸边：1968：129）。因此Barbat这件四弦乐器虽然于六、七世纪萨桑朝的盛期在美术作品中得到了明确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