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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师友之道晚清知识分子或相互鼓舞,或相互博弈,甚至是相互批评和“攻奸”,但正是这些异同,使中国近代史凸现出波澜壮阔的场景和丰富多彩的画面。研究梁启超的师友之道,恰好可以认识这些时代先锋的共同爱国心志和迥异的做人风貌 回顾晚清这段历史可知:其一,中国近代史是由一批批“知识精英”引领、发动的,他们是时代的先锋;其二,因各自的背景不同,其救亡图存之“方”互有差异,他们或相互鼓舞,或相互博弈,甚至是相互批评和“攻奸”,但正是这些异同,使中国近代史凸现出波澜壮阔的场景和丰富多彩的画面。研究梁启超的师友之道,恰好可以认识这些时代先锋的共同爱国心志和迥异的做人风貌。康梁结缘始于西学 梁启超1873年生于濒海傍山的边陲小镇新会县茶坑村“十代耕读”之家,由于严父的精心培养,12岁成秀才、17岁中举人。如果不是1890年京试落榜、回程路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他必定要沿着科举之路走下去,以获高官厚禄:一年前在广州乡试时,其优异成绩深得主考官二品尚书李端?的赏识,将其堂妹许配给他,按其常规,首次落榜后当重读帖括之学,准备下次京试再售。然既知世界五洲而面对大量西书“以无力不能购也”的梁启超,其心时时作痒,闻首倡变法而又西学颇富的康有为“新从京师归”,何不前往一拜? 康长梁15岁,出身于因镇压太平军有功而暴发的新贵之家,11岁在祖父的官舍读到前线战报,便“慷慨有远志矣”;在梁启超出生的第二年(1874年),他便读到瀛环志略、地球图等,从此“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其后将中西学融会贯通,开始了理论创制;1888年惊闻中法战争前方失利的消息,他立即以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为题给皇帝上书,提出外国列强靠着突飞猛进的国力已经把世界各地瓜分完毕了,如今他们虎视眈眈,合起伙来侵略我国,对这“非常之变局”,皇帝应下“罪己诏”,尽快变法。对于这位目光如此敏锐、胆略如此壮伟的先觉者,“举国目为怪”。 而急于求得新知的梁启超,顾不上“怪与不怪”了,待康有为新归后立即前去拜访。本来,少年举人梁启超还有点自负的本钱,哪知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谈天说地,纵论古今中外,整整一天,乃滔滔不绝,这让梁启超“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回来后竟彻夜不能寐。康不愧为中国近代启蒙第一师,所创万木草堂被现代人讥讽为“康党党校”,在此康氏率众弟子撰成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划时代的著作。前书认为两千年来中国专制制度乃以伪经为基础,因而其政权不具备“合法性”;后书则“证明”,至圣先师孔子,是一位托文王而改制的民主政治家和宗教改革家,他不仅为当世立法,乃为万世立法,我们今天应该立孔子为教主,进行民主改革。经过数年之熏陶,对于康有为这种打着“孔旗”反“孔旗”的手法,梁启超可谓已驾轻就熟,在1896年8月开张的时务报上,他举着孔子及儒教的旗帜,宣传乃师的变法主张。据统计,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共发长短文章计篇,其中“论说”50篇,大谈“西国立国之本末,合于公理,而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义”。一时间,国情聚变、民情风动,时人并称康梁,而“从通都大邑到边陲乡寨,无人不知有新会梁启超者”。虚心接受严复的指摘梁启超与严复初识之细节,已难以考实,然而较频繁的交往肯定在梁主编时务报期间。严复长梁19岁,出身于福州一个中医家庭,13岁考入船政学校后便学习英语和系统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普及教育;在1877年至1879年赴英国留学期间,潜心研究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回国后在天津北洋水师任职,继续研究并开始翻译英国近代思想家的著作,深明中国何以被动挨打之“故”。对于时务报鼓吹变法,他积极呼应,但又对其宣扬孔圣教以及以儒学附会西方民主学说的“今文经学”手法则深不以为然。此时,正值他翻译的天演论已经完稿,其书阐扬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此乃自然社会进化之通则,人类社会由野蛮入文明、由君主制至民主制均是在此规律的作用下,由民德、民智、民力不断进化之结果。有此鲜明的历史观念作依据,他便借评梁古议院考宣传“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之机,写信给予点拨,望他不要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相互比附。同时,更进而批评康梁既变新法,就不可举孔教,那样,只能束缚人们的思想,窒息新学的发展。 确实,梁启超及其康门众弟子,在时务报时期,除了撰文时打着孔子的旗帜鼓吹变法的思想外,在行为上,皆奉康有为“教皇”,宗教狂热弥漫一时。严复对“康党”的宗教狂热定有所觉,但他并未采取“攻击”的态度,而是耐心诱导。梁接信后“循环往复十数过,不忍择手”,并感慨道:“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对严复关于孔圣教的批评,更是由衷的接受。他说:读先生的论教之语“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胡芦,被此老一言揭破”。因为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两千年来,士人之心思才力,皆为孔教教旨所束缚,不敢解放思想,今再举圣旗,岂不窒闭无新学矣?后来的事实证明:严复对梁的影响深刻而巨大,此后数年间,梁虽然仍坚持“今文学”,但他与乃师一起通过研究天演论,将其“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同现代进化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新型的历史观;而到了1902年,梁公开反对“保教”,而且闭口不谈“伪经”了,在学理上与乃师分道扬镳!这当然是后话。而在当时,梁对严也有很大的帮助,正是在他的协助下,天演论数章于时务报发表,从此,“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成了中国人变法图强的划时代的口号。爱国激情升华谭梁友谊如果说梁、严之交,驱使梁迅速朝理性的方向转变的话,而他与谭嗣同的结友则充满了感情色彩。谭长梁8岁,与“南海一岛民”的启超相比,他的出身要高贵得多其父乃二品大员。然而,嗣同生母早故,“遍遭纲伦之厄”,性烈气张,六比科场皆落榜下,故生下冲破天罗地网之心;甲午海战败后,他曾痛心疾首,遇梁启超,读康有为著作,即投康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亲召,“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成了光绪帝最为信赖的助手。当知西太后阴谋夺权后,他只身一人入虎穴,策反袁世凯,劝其率兵“护皇上”,可惜此举失败;西太后发动政变后不久,他便前往日本使馆,与已经逃到这里的梁启超会面,那时,他们都可以出逃,但是两位做了一个奇特的决定一生、一死:“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谭说罢便相与梁一抱而别,回家等了两日官兵才来扑捉。就义之前,留言寄梁:“强邻分割即在目前,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翦除国贼,保全我圣上。嗣同生不能报国,死亦为厉鬼,为海内义师之助。”不久便与其他五君子一起,蹀血菜市口。启超不负挚友之托,亡命日本后,以保皇的形式继续发动民族民主主义运动,同时将谭嗣同的仁学整理出版,终于让世人仰观到这位“思想界之彗星”绚丽的光彩。与黄遵宪的忘年交 在戊戌变法时期,还有一位与梁启超亦师亦友的人物。他就是新诗派的倡导者、外交家黄遵宪。黄长梁25岁,在梁4岁时,他就中了举人,本擅长写诗,然而自出使日本,处理流球事务之后,亲饮明治之新风,写下日本国志,以作祖国变法之镜;后又出使欧洲与新加坡,见中外之差与日俱增,故无法忍耐,作赠梁任父同年曰:“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期望梁启超能像精卫填海一样,挑起重整破碎河山(侉离分裂)的责任。事实上,梁到时务报做主笔,乃黄所盛邀;至长沙时务学堂执掌总教习,由黄所促成。黄对梁之厚望,以私言不是父子乃胜似父子,以公论不是师生乃超越师生,见梁有成则喜、则赞,见梁有失则忧、则教。百日维新失败后,黄对本人遭贬并不在意,而当他得知梁已经逃出魔掌、在日本又开辟新的战场后,则老泪纵横,写下“何时睡君榻,同话梦境迷?即今不识路,梦亦徒相思”的诗句,表达其对梁的百般思念;其后数年相互通信十余万字,给予梁多方指导与鼓励。逝世前,曾书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表达其追求民主制度的坚定信心。而梁正是在黄的教诲与诱导之下,百折而不回、万劫而不却也。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还有许多朋友,今仅选其四,足见其师友之道,因呈救国难而汤汤,因与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相关联而长长也。(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编审、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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