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历历情谊深(七)图文小记之二十四：经叔平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1/view-13083005.htm两年前，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经叔平以91岁的高龄病逝。1939年，经叔平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过上海新华实业厂、上海华明烟厂、上海华成烟厂经理，奋力拼搏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战线，以其由小到大的实业发展报效祖国。公私合营后，他又担任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主委，民建上海市委秘书长，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1957年，他奉调北京担任全国工商联常委兼副秘书长。他同时连续担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从1962年到全国政协机关工作不久，即认识了经叔平同志，并很快相交相熟。当时我在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在这个办公室之下还设立了8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学委会分会的办公室，其中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合并为一个办公室，正好8个分会，经叔平同志正是民建、工商联学习分会的实际负责人。应该指出，在“*”爆发前，学习工作已经成为政协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它实际包括了爱国民主人士的思想改造的问题，约200人的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除了每周分别参加各自学习组的23次学习活动外，还要安排报告会、参观学习等其他内容。为了沟通情况和方便安排，政协学委会办公室每周都要召开一次由各分会派专人参加的情况通报会，由分管政协学习工作的一位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主持，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一般都委派分管学习工作的副秘书长或宣传部部长出席，成员基本上固定。我作为政协委会办公室的工作干部，全程参与会议的通知、安排、记录、写简报工作。这也是我到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后最早结识爱国民主人士的机会，我和经叔平同志之间，也是通过这项工作，很快便相交相熟的。这时候，经叔平同志也不过40多岁的中年人，我则是20多岁的刚出大学校门不久的小伙子。我对经叔平同志的最早印象，就是精明能干，头脑清晰，高高的个头，戴眼镜，尽管当时已很少着西装，但仍透露出一种绅士的风度。由于我们同是浙江人，又都在上海读的大学，彼此又多了点“乡亲”的关系。在我认识他之前，就有同志向我介绍，经叔平同志是爱国工商业家，英文极好，作风正派。没多久，我就在实际工作中感受到，民族工商界的大小“老板”中，真的有众多的杰出人才，经叔平同志就是其中之一。1966年夏秋，“*”爆发，全国政协机关被迫关门，停止对外办公，学委会办公室的工作也自然中止。我和经叔平同志作为机关干部，在各自的单位关门搞运动，社会上也动乱不止，彼此的情况连耳闻都很少。经叔平作为民建、工商联机关的负责人之一，又是工商界人士，自然在“打倒”之列。至于他有没有受到皮肉之苦，我已记不确切了。就这样过了三年，即1969年秋天，全国人大机关、全国政协机关、各民主党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机关等13个单位在中央任命的同一个军代表室的领导下，本着“五七道路炼红心”的精神，把这13个单位的大部分人员(在民主党派机关则为全部)都送到湖北省荆门沙洋的一个劳改农场里，把一个队的劳改劳教犯调离他处，办了一个俗称“1357”(指13个单位一起走“五七道路”)实为全国人大政协五七干校。为了便于管理，更便于各个单位边劳动边搞运动，不是按人数打乱编连，而是人大机关为一连，政协机关为二连，依次13个单位编12个连队，大的连队100多人，小的连队只有几十人。其中民建、工商联为两个单位合一个连队。本来，即便按当时的要求，所谓五七战士只包括各机关的党员干部和党外的普通干部，并不包括已经当了全国政协委员的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然而一切规定都可以“变通”。在当时的人大政协机关五七干校的队伍中，除了以“走资派”、“叛徒”等罪名被打倒的武新宇、张执一、申伯纯、连贯、史永等部级、副部级中共领导干部，还有王艮仲、经叔平、李文杰、朱洁夫、虞效忠、叶宝珊、徐萌山、冯亦代、彭子冈等非中共知名人士，他们有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是民主党派中央的有关负责人，有的是早已“摘帽”后来在“*”中再次受冲击的“右派”。在当时，从我这样的30岁左右的年轻“五七”战士到经叔平这样的50岁出头乃至于六七十岁的老“战士”，尽管大家从北京下放千里迢迢的湖北沙洋农场之前，都在口头上多次表态要在“五七道路”上“炼红心”，求得“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一旦真的进入那个“五七干校”又苦又累的大环境之中，所有人的心都会往下沉，沉得发紧，嘴上不敢说，心里却都有“充军边塞”的感觉。因此，尽管各有不同的经历，各有不同的包袱，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未来特别是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深感前途莫测，没有出路。20世纪80年代末，我曾写过一篇万言长文，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尽管人们不会公开吐露这种心声(指对干校的未来和个人的前途之忧)，但在私下，在一些相识相知的老朋友之间，却很难保持永久的沉默。记得有一位与我相熟相知又不在一个连队(单位)的老同志，他比我年长20岁，是几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到干校不久的一天晚上，一个偶然的机遇，我们有过一两个小时的私下长谈，开始是聊大天，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什么都谈，就是不谈各自连队(单位)的“斗批改”运动。说着说着，他话锋一转，忽然长叹一声说：“我看你才届而立之年，兴许锻炼几年，还能得到起用，回不去北京还可以在地方分配工作。像我这样年过半百，又背着包袱，恐怕这里就是埋葬我这把老骨头的地方了。”我安慰他说：“那可不一定，您太悲观了。您是政协委员，只有出身成分问题，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又精通外文，说不定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场呢!”这次谈话我当时不敢对别人“扩散”，今天我写此文，也不想说出他的名字。他现在年近古稀，却依然为国事奔忙我在上述所说“不想说出他的名字”的人，就是经叔平同志。在那篇长文发表的时候，经叔平同志不仅是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而且又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常务董事、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董事长等新职，我总是顾虑说出他的名字不妥。而在20余年后我将这个小秘密公之于众，并不担心会有损经叔平同志的形象。那是因为在“*”的非常时期，在“五七干校”那样的特殊环境下，对未来暂时失去信心的又何止是经叔平同志一人呢?责任编辑：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