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苏联(之三)在总结苏共执政失败的原因时，最具争议的便是对戈尔巴乔夫和由他发动的那场改革的评论。是否需要改革?改革导致苏联解体的那些事件是否可以避免?一场由苏共发动和领导的、旨在拯救自身和苏联社会的改革，为什么会走向它的反面?改革给社会和世界带来了什么?它留下了哪些遗产?对于这些问题，人们不停地在追问，探寻。有一本书，对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这场改革以及改革的历史命运，或许有所帮助。2005年，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国际基金会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名叫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2007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这本论文集的作者都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亲历者，既有俄罗斯的著名专家学者，也有原苏联总统高级顾问及总统委员会成员，还有美国和英国驻苏联大使，以及西方学者等。20年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反思，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仔细阅读这本书，我发现，书中无论对改革的评说，还是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都还是有说服力的。感情色彩自然会有，但是其理性的反思，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特别是谈到改革失败的原因，以及避免改革失败的可能性时，所提出的一些见解，对苏联而言，无疑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已经于事无补了。但是，对处在“改革深水区”的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我赞赏亚历山大?齐普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为了诚实客观地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应该把改革的精神动机与改革的消极后果区分开来”。的确，一场失败的改革，自然会给人们带来痛苦的体验，引发人们的质疑和责难。但是，如果感情用事，把二者混为一谈，那么，改革者就会在改革面前畏首畏尾，束手束脚，甚或恐惧失败而放弃改革。试想，苏联社会，一个在停滞状态喘息了几十年的社会，不改革，难道它就能活下去或者是活得更好吗?戈尔巴乔夫是时代的产物，他能登上总书记的宝座，说到底是苏联社会需要改革的必要性使然。改革之我见的作者格奥尔吉?奥斯特罗乌莫夫的评说是有道理的：苏共执政过程中，两个改革者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出现在总书记职位上，不是偶然的。“他们能够通过严格垄断的党和国家制度几十年的培养和提拔，他们二人自然按照时代的要求忠诚和诚实地为这个制度服务。但是这两个绝非偶然地出现在制度最高层的人明白，必须彻底改变和战胜这个制度。”其原因也不是“叛徒”、“叛变者”所解释的那样简单，大权在握的总书记为什么要“叛变”呢?所以问题很清楚，苏联社会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怎么改。当然，改革是异常复杂的。“怎么改”直到今天人们还是众说纷纭，各种方案都有，这个“如果”，那个“假如”。可以想见，当年由改革引发的纷争在所难免。正像瓦季姆?梅如耶夫指出的，改革的最大分歧在于：“改革的倡导者想改良旧制度，而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则以旧制度不可改革为借口，把完全摧毁它作为自己的任务。”改革的失败，固然有戈尔巴乔夫自身的弱点和错误，但是，“这场悲剧绝不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俄罗斯的悲剧”，因为其他因素同样发挥着作用。例如，关于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改革中的作用，就有多篇文章提到。这里引述一段利利娅?舍夫佐娃的描述和反思：“改革的过程本身使社会迅速激进化，因而社会很快感到了社会主义革新模式的束缚，于是社会向前走了。我记得自己当年的焦虑和对戈尔巴乔夫经常感到愤怒的状态。我觉得他当时做一切事都太慢了，实在是太慢了。他跟不上了。这不仅是我的印象，我的许多同事和朋友也这样认为。”“然而在这么多年之后开始思考时会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那个年代心情急迫并攻击戈尔巴乔夫，却没有向他提供一些积极有效的建议。具有民主思想的精英也没有创立关于发展市场和形成新的政治架构的完整思想，尤其是没有创立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结合的思想。总之，我们大家冲向被改革打开的大门，但同时我们没有充分考虑细节，考虑制度架构和机制、考虑改革方面的辅助性工作。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上拥有民主知识分子的支持，但他的专家基础很薄弱。问题甚至不在于他没有吸收专家或者不了解他们，问题在于当时在旧制度开始崩溃的时候俄罗斯没有能够筹划新结构的人。”这样的文字让我深有感触，仿佛又回到了与苏联人一起经历那场剧变的日日夜夜。在国内，人们总是在问：苏联怎么会一夜之间就垮掉了呢?而在苏联，没有人会觉得它是在一夜之间垮掉的。不要说改革前的几十年人们所经受的一切，就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7年，实际上，每一天都在发生着人们意想到的、或是意想不到的事情。被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唤醒的社会，形成了巨大的民主浪潮。我还记得，当时苏联主要城市的主要广场上，几乎天天都是集会的人群，在这片沸腾的政治海洋里，该发生和不该发生的，都在发生着，这些事件纠结在一起，足以毁掉人们的理性和平常心。实际上，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中后期，任何有关改革的深思熟虑都是不可能有的奢望。人们希望快马加鞭，希望奇迹的出现。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没有制度设计和明确的指向，在被唤起的社会民主浪潮推动下，演变成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改革进程的最终结果，不是改良性质的，而是真正革命的性质。社会因素在发挥作用，那么作为苏联社会“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的党呢?它发起了改革，却没能在改革中承担起责任。作为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难辞其咎。但是，作为党，一个庞大的组织，它在改革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维克多-库瓦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一文中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他把苏共分为三个部分：党的机关，各级官僚，党员群众。其中每一个部分在改革的背景下都有自己的要求，自己的作为，自然也就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长期党内生活的不正常和党员地位的不平等，必然导致党的官僚化和党内的分化，这种局面，一遇改革的急风暴雨，想使其团结一心，共赴时艰，无异于痴人说梦。正如二十年后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研究报告所说：“党在苏联是社会行动的唯一渠道、社会成功的极其重要的条件，因此吸纳了各种不同政治观点和思想信念的人，只是表面看上去牢不可破地磐石般团结一致。事实上这是不同政治意识形态集团(从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到隐瞒自己观点的分子)的大杂烩。”同时，“大家都清楚，苏联是党的国家，其中的苏联共产党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和国家的机构紧密交织，互相联结，因此党的削弱便自动导致国家日趋瘫痪。”看看这些评说是有益处的。尽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走出了某些传统的羁绊，但是，面对现实和改革的征程，我们终究要解决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依然是戈尔巴乔夫当年改革时所面对的。回避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负责任的。然而，向前走，的确需要智慧。最后，我还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是书中的一篇调查报告：“俄罗斯人20年后看改革”，报告是由俄罗斯社会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根据调查数据写就的。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民众对改革的评价，这些评价包括：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原因、改革的主要成就、改革的负面效应、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应该从改革中吸取哪些教训、对苏联解体的评价，等等。这些评价对我们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人心所向。尽管国度不同，时代变迁，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人性是相通的，有一些价值追求和价值判断是人类共同的。作为执政党，如何才能顺应民意，争取民心，前车之鉴值得吸取。 为公共管理新范式作出贡献的还有商学院的学者们。他们发展出所谓的途径，即强调将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中，并仍然关注组织结构与过程。途径的公共管理重视的不再是内部行政管理的机制与过程，而是受管理主义影响，主张师法企业，以企业管理的方法来提升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经过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孕育和进化，公共管理的途径和途径逐渐汇合，形成公共管理的新范式。年月日日，来自全美的位学者汇集于项目发源地的雪城大学（ ）麦克斯韦学院，举行第一次美国的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这可以说是公共管理范式诞生的象征性标志。在此之后，全美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于、年召开多次研讨会。依据张成福、陈振明等教授的观点，公共管理范式具有如下特点：公共管理是一种新治理。传统公共行政学强调的是政府（行政机关）管理。而公共管理中的管理者，除了政府行政机关外，还包括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关，非营利部门或非政府组织，甚至私人部门。它强调的是治理，即由众多行动者组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和众多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公共管理范式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重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强调以最高管理者的战略设计、政策设计为焦点。这使得战略管理、项目执行、绩效评估等主题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在管理方法上，公共管理讲究实用主义。认为公共部门与私部门所使用的管理方法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主张在维持公共性的基础上运用私部门的管理手段或管理精神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民众的需求。公共管理强调价值调和与责任。公共管理强调价值的调和，不仅重视经济、效率，同时也重视公平、正义和民主。公共管理在主张弹性、自主管理的同时，强调责任的重要性，并认为只有发展客观有效的绩效测量标准，政府的责任才能落实。公共管理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性。公共管理产生的基本原因，除传统公共行政学旧有的学科局限外，还有回应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公共领域中出现的大量新现象、新问题的挑战之原因。政府部门的改革、再造、创新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体。可以说，随着时代发展、政府改革的持续，公共管理理论亦将不断发展。公共管理具有理论上的包容性。传统行政学主要是建立在政治学的基础上，尤其是将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为其理论基础。公共管理则基本上是一个科际整合的研究领域，它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借用了许多理论与方法。因为公共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多学科共同努力，只有在不同学科的渗透和融合中才能找到途径和答案。参考文献：陈振明公共管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成福公共管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黎民公共管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张国庆公共行政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 侯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