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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湾战后早期经济发展的评价经济快速增长 众所周知,中国后经济快速增长,曾经连续10多年保持10%左右的GDP增长速度,赢得世界的惊叹。但许多人不知道或不记得的是,中国台湾省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也曾经历过类似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为后来的经济繁荣打下重要基础。关于国民党当局败退至台湾后,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岛内早期经济发展的评价,目前台湾与大陆学者都在进行大量回顾性研究,以便找出导致后来台湾经济“起飞”、一度跃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内在和外在原因。从近年台当局公布的一些早期经济数据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参见表1、表2)从表1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台湾经济增长的速度,以最具代表性的GDP而论,25年间共增长了7倍,平均每年增长8.2%,这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再以促进台湾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出口而论,25年间共增长了242倍,平均年增长率为26.2%,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表2数字是对这一时期台湾经济现代化程度的统计,在1952年,台湾就业人口中农业部分占到61%,工业只有9.3%,完全是一个农业经济社会。而到了1977年,农业人口已减到33.8%,而工业则增加到26.5%,说明此时已经完全实现大量工业化了。再就经济结构而言,则工业化的程度更大。1952年台湾农工业生产占岛内GDP总额的比例分别为35.7%与17.9%,到1977年已改变为13.4%与38.7%了。而表现最明显的则莫过于出口,1952年与农业有关的出口值占台湾总出口的比例为91.9%,工业品出口仅占8.1%,到了1977年各分别为12.5%与87.5%,差不多倒过来了。这25年的发展,也多少改变了台湾全社会对于经济生活的观念、想法、行为与习惯,以及社会的结构。以往数千年在农业文化下所形成的一套传统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改变,代之而起来的是适合于工业社会的一套。由于旧的秩序已被破坏,新的秩序尚未完全确立,也就不免有紊乱脱节及由此而产生的许多不健全的现象。更由于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包袱,这种转变不免于痛苦与滞缓。但无论如何,整个社会是在转变,转向更有利于经济及工业的快速发展。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关于这一时期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台湾与大陆学者通过大量研究,提出很多有益的见解,尽管观点各异、众说纷纭,但其中大家一致肯定的因素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人的民族性。当西方人士注意到二次大战后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时,立时便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是凡是华人(包括海外华侨和外籍华裔)居多数的地方,如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香港等,都是经济发展有惊人成就的地方。而中国人不是主要居民的地方,如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虽然当地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但领导这些地方经济发展的仍是居少数的中国人。这足以证明中国人有从事经济发展的天赋,这种天赋包括智慧、勤奋、刻苦耐劳、精于计算及富于冒险。但何以在这种优秀的民族性之下,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居于屈辱与贫穷落后的地位呢?这是因为:(1)这种优良天赋受到两千多年历史文化的严格束缚,不能发挥;(2)个别时期政治及社会的混乱,缺乏有力的领导,没有使这些天赋发挥出来的环境。一旦这两种不利因素除去或减轻,使这种天赋有发挥,立即便反映在高度的经济发展成就上。第二,国民党当局败退至台湾后,获得相对稳定的政治及社会环境,尽管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对岛内长期投资可能产生一定心理不良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十分显著,经济仍能维持适当的增长,这一稳定的环境为岛内民众提供了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上述优良民族性的机会。第三,台当局采取了相对自由与开放的经济制度。由于台湾所标榜的经济制度是民生主义,而其的核心是自由经济,即市场经济,允许保有私有财产及追求私人利润,奖励扶植私人企业。其另一个特点是对外开放,选择最有利的途径以吸收资本。因此在这一时期,台湾私人企业家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其经营才能与企业家精神,在利润的诱导下,开扩新领域,从事新冒险,而且台当局还给予支持与鼓励。又因为对外开放,便不断引进新观念、新技术、新的管理方法与组织,以及大量海外资本,这对台湾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起到重要帮助。而且没有这样一个经济制度,那些中华民族的优良特性也难以发挥。第四,台当局中主持经济工作的部分有识之士的领导,在这一时期岛内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为适应转变时期的环境,图谋打开一条新的出路,所做的大胆革新与冒险的尝试,其所表现的负责、勇敢、智慧以及不懈的努力,促使台湾经济走上进步和发展的道路。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两个特殊的机构贡献较大,一个是负责农业发展的台湾农业振兴主管部门,另一个是负责工业发展的台湾美援运用主管部门。台湾农业振兴主管部门的前身是1948年依照美国援华法案在大陆南京成立的一个中美联合机构,由委员5人组成,包括3位中国人和2位美国人,由中方委员担任负责人,负责利用美国援助资金和物资,提高台湾农作物产量,发展畜牧、林业、渔业、水利,以及成立农民组织,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建设农村社会,发展农业金融及改善乡村卫生状况。在上世纪50年代初,负责岛内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工矿生产事业发展的是“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该机构于1953年撤销,由新成立的行政主管部门下属经济安定主管部门下面的工业主管部门接替其职能,主要任务为利用美国援助发展台湾除农业以外的生产事业,其成员不到50人,承担策划推动台湾工矿事业发展的工作。1958年该机构并入行政主管部门下属美援运用主管部门,正式负起台湾全面经济发展任务,并为达完成此任务而进行各项革新。现在台湾的主要出口工业多是在这一时期由上述机构帮助奠定,后来的台湾大财团也多在这一时期形成。第五,大陆撤退来台资金及技术。1949年前后,随国民党当局赴台的大陆军民约200万人,其中大部分为军公教人员及其家属,以及部分难民,企业界人士及其资本设备迁台的甚少。不过,即使数量很少,对当时台湾的经济稳定与经济发展贡献却极大。一直到今天为止仍是台湾最主要的工业,特别是纺织业、木材加工业和化工产业,当时几乎全部为大陆资本所经营。再加上光复初期由大陆来台参与接收公营企事业的技术人员,以及台当局为恢复生产对岛内公营企事业所作的投资,实际构成上世纪50年代最初几年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这当然不是抹杀台湾本地资本、技术与企业家的贡献。由于台湾在日本殖民时期,差不多所有重要生产企事业机构及资本都属于日本,技术人员也都是日本人,这些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除极少外,本地人士难以接收。再加上战时的破坏与消耗,民穷财尽,更谈不上资本累积。所以在最初几年,台湾本地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大。而1949年前后赴台的200多万大陆移民及后裔,其性格多富于冒险与开创精神,能吃苦耐劳,更善于适应环境及经贸变迁,只要有适当环境,即可发挥其创业致富长才,在技术、管理、资本及市场等方面很快掌握主动地位,成为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主力。第六,美国援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台湾对外收支恶化,实际上已陷于崩溃时,由于及时得到美国援助,方才止住不断失血。到1965年6月底,前后15年间台当局共接受各类美国援助148,220万美元,平均每年约1亿美元。依其用途可分为三大类:(1)为非计划型援助,即进口一般物资如黄豆、小麦、棉花、牛油、肥料等,在市面出售或分配给加工厂或用户,一方面充裕物资供应,抑低这些物资的价格,一方面收回新台币存入相对基金帐户,以减少通货膨胀压力,对当时实现经济稳定有重大贡献,相对基金则用作生产短期资金、基本建设及社会教育建设的资金;(2)计划型援助,即根据台湾建设计划如电力、铁道、工厂等,进口机器设备,直接协助台湾经济发展;(3)技术援助,资助台湾派遣技术人员赴外国学习及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台协助。第七,相对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二战结束以后,国际经济环境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主要是战后建立了以美元和黄金为主体的国际货币制度,由于美国国力空前强盛而得以顺利运作;同时由于美国给予许多关系好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援助,解决了大部分短期贸易逆差与长期经济发展所需资金问题;石油价格低廉而稳定,1950年每桶石油价格为1.71美元,1960年为1.80美元,1973年10月开始升为3.01美元,20年时间石油价格几乎未曾改变。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几乎所有世界国家和地区对内均努力从事经济发展,对外则不断增强自由贸易,除偶有轻微的短期经济衰退外,平均来说,整个世界经济一直保持不断增长繁荣的局面。1968年虽出现美元过多与抢购黄金的现象,世界经济仍能维持稳定增长的态势,直到1973年方结束这种美景,前后历时30年,这自然大有利于台湾的经济发展。经验及教训1949年国民党当局退守台湾后开始集中力量发展岛内经济,即喊出“在稳定中求进步”与“农工平衡发展”的口号,一直持续30年未曾改变。之所以采取这种发展策略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采取进化式顺序渐进的方式,因循自由经济理论,逐步克服各种困难,而非激进的迎头赶上式发展策略。在这种中庸的哲学思想与顺序渐进的策略下,岛内无论农业和工业都是在原有基础上求得进一步的发展,从无超越现实环境,创造一崭新局面的打算。以工业来说,先是在日本人遗留下基础上,检修旧的工业,而未新起炉灶;再就是发展进口替代品工业及农产加工业,然后将这些变为出口工业。一直到70年代开始,才注意于重化工业的发展。然而此时,国际上有利于重化工业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一去不复回,而日本在战争结束时即开始改变经济结构,1955年前后即已转型成功,走上重化工业的大道,韩国则是于60年代中期开始转向,现在也已有相当成就。在经济发展的环境方面,包括台当局行政机构及其效率,诸如财政、金融、贸易、科技教育等,也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求得逐步改进,而未作根本改造与完全创新,以致这些因素现在仍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以“农工平衡发展”问题为例。所谓平衡发展与不平衡发展各有优点与缺点,也各有理论上的根据。这里所要指明的是落后地区经济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他们采用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他们不知道或无能力大量采用工业生产方式。落后地区要想进步,便要改变这一方式,全力推动工业化。上世纪50年代,台当局为适应当时的环境,所采取的农业发展策略是以单位土地面积为对象,不断增加劳力与资本,以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产量。这一策略得到很大的成功。1952年每公顷土地的糙米产量不过1998公斤,1977年则增加为3406公斤,增加了70%。但由于当时农业人口的增加,以及非农业部门劳工生产力提高太快,农业部门落后太多,以至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差距越来越大,而成为60年代后期岛内最尖锐的经济问题之一。尽管台当局多年来在这方面采取了许多改进措施,也收到了一些显著的效果,但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要想配合快速工业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必须将50年代以来所采取的提高土地生产力为主的基本策略,转变为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即提高每位农民的生产力,为不断扩大耕种面积与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经营要完全摆脱两千年来自给自足的传统,改为以市场为对象的企业化的经营,亦即农业企业化,才能比较彻底地解决当前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差距问题。推行农业现代化,部分有赖于当局的适当政策与措施,部分则有赖于工业化的进度。工业化的进度越快,对劳动的需求越强,农村劳力离开农村的速度越大,留下的土地越大,扩大单位耕种面积及机械化、企业化也越容易进行。依据台湾学者估计,岛内农业要实现完全的现代化,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应在5%以下,显然须有大量农村人口外移的必要。为便利这种人口的外移,台当局必须在金融、职业教育与培训、职业介绍等方面作妥善的安排。要发展高级工业,需要对有助于工业发展的一切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做全面的检讨、重组与革新。这包括财政、金融、贸易、科技发展与教育、社会福利措施、基本建设以及行政等项,在观念、想法、组织、机构、人事制度上的剧烈改变应当一项一项的检讨,一项一项除旧布新,淘汰不合当前需要的东西。尽管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但在当时是否应该采取不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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