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仇鳌在建国初期的交往编者按：仇鳌(1879-1970)，字亦山，原名炳生，湖南汨罗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组织领导全国第一次反清学运“义葬陈姚”，并参与组织萍浏醴起义。曾任同盟会总部湖南主盟人，也是国民党创始人之一。在辛亥革命、反袁护法、抗日救国、推进民主共和等方面均有卓越表现，是毛泽东的同乡和老师。 /1/view-13083018.htm受毛主席之邀北上共商国是1949年8月5日，同盟会元老仇鳌与程潜、陈明仁领头主持的湖南和平解放运动获得成功。仇鳌在长沙坚守到8月下旬，亲眼目睹湖南和平解放大局已定。他因兴奋过度，身体不支，遂离城返乡，赴汨罗冲里仇九思堂养病。8月底，毛主席发电报邀请仇鳌、程潜、李明灏等人进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年过古稀的仇鳌给毛主席回电说：“只要人民能解倒悬之苦，安居乐业，决意功成身退，卸甲归田，淡泊自守，安度余年。”毛主席接电后，再次发电报邀请，并指示中南军区林彪司令员、肖劲光将军派人到湘阴县寻请。1949年11月17日，毛主席亲笔拟写电报，诚恳真挚地再邀仇鳌来北京。湖南省政府仇亦山先生：先后两电均敬诵悉。来京赐教，极表欢迎。何日命驾，尚祈电示。毛泽东戌?S主席还放心不下，又提笔亲拟电报，发给湖南省主席程潜。长沙程颂云先生：汉口长沙两电敬悉，安抵极慰。仇亦山先生来京赐教，极表欢迎。惟仇先生体弱，冬季北上是否适当，为避寒计，似以开春北来为宜。如无此种顾虑，则可随时动身，请与仇先生商定见示为盼。毛泽东戌?S仇鳌深为感动，遂不再推辞，携秘书陈曼若由冲里仇起程赴京。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安排住进北京饭店。当时，正值毛主席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进行中苏友好条约谈判。新年过后，毛主席由莫斯科归来。他亲自在中南海颐年堂设宴，为仇鳌接风洗尘。仇鳌到达中南海时，毛主席早就在丰泽园门前迎候。他亲手为仇鳌打开车门，搀扶老人下车，问候道：“先生一路劳顿，辛苦了!”仇鳌深情地说：“老朽让毛主席费心了!”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意味深长而又风趣地说：“与先生一别多年，您老人家怎么忘记了我的名字?我是毛泽东，毛润之，可没改名叫毛主席呀!”仇鳌无比欣慰地说：“好!好!还是称呼润之的好!”在毛主席的搀扶下，仇鳌走进颐年堂，与在场的章士钊、符定一、林伯渠、李维汉等一一握手问候，然后从秘书陈曼若手中取过一对红蜡光纸封面的黑篾皮小篓，双手平托给毛主席，诚恳地说：“内人再三叮嘱，润之主席最爱吃长沙九如斋这味香甘甜的麻菌。”毛泽东双手接过双篓，连声答谢：“盛情难却，盛情难却呀!谢谢老夫人惦记!收下了!”在座各位多是饱经风霜、相识数十载的“老湖南”，大家无拘无束，海阔天空，谈到同盟会、辛亥革命，再到民国、抗战，赞颂中国解放、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之余，不禁感叹岁月不饶人。在座各位都表示，他们或年过花甲，或年逾古稀，虽有满腹经纶，只怕老朽无用了。毛主席诚挚地说：“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小时候上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佛，母亲生病也曾求神仙保佑。旧社会的东西都对我产生过影响。有段时期受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到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我们年轻时候，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先走稳中国路。”稍停一会儿，又语重心长地说：“哪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毛主席又对符定一、仇鳌深情地说：“你们都用各种方式教育过我，帮助过我们的革命。宇澄(符定一)先生是我出湘潭进长沙考入省立高等中学的校长。入学之初，符校长把我这土里土气、满口湘潭话的年轻后生叫到校长室，仔细问我父母兄弟家境情况，家住哪里，在哪些先生手下读过书，然后取出纸笔，出题目，要我伏案作文。先生阅毕，当场录取了我，还授一册资治通鉴供我阅读。亦山先生亦是积极维护、全力推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功臣。1916年亦山先生从日本归来，曾详尽地为我们剖析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成败利弊，为我们在探测大本大源问题时，增添了知识和才干，受益匪浅。亦山先生还身体力行，帮助我主办了湘江评论。”仇鳌谦和地说：“湘江评论中一些论点，是润之用其大彻大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之所为!”毛主席环视一周，问在座各位：“今日我不说，你们大家都不晓得吧?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时，亦山先生赞助最力。1921年7月，共产党初立，他就为我党创建湖南自修大学之事亲自出面，力排众议，协调周旋，还给我们筹集到每月400多块大洋。这笔钱在当时很顶用，为我们党的事业帮了大忙。对于为我们做了好事的，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李维汉补充说：“我接替主席的湘区党委工作时，处境极其艰险。1925年，亦山先生刚从苏联回国，我和何叔衡力请亦山先生再任校长，出山办学，我党培养革命干部的湘江学校才得以稳定延续。亦山先生还在校开课，讲授苏俄见闻，内容精彩感人，教员、学生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得益匪浅。”筵席酒菜摆上餐桌，大家请毛主席上坐，毛泽东笑说：“四方为大!四方为大!今日为亦山先生接风洗尘，请同坐上席，林(伯渠)老相陪。行严(章士钊)先生陪宇澄(符定一)先生右坐，为章(刘斐)、维汉你俩年轻，就随便坐吧!”毛主席举杯祝符、仇、章三老身体健康，又向仇鳌一再敬酒致谢：“亦山先生对我党起始到建国以来的尽力维护，我们共产党人永不忘记。这次在湖南和平解放中运筹帷幄，谋策出力，为了3000万湖南人民的和平解放，全然不顾自身安危，功勋昭著，备感钦佩。”筵席过后，毛主席主动邀请仇鳌合影。几天后，毛主席再次接仇鳌到住处，请仇鳌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部长。仇鳌十分为难地说：“润之，岁月不饶人呀!我已是老迈残躯，半肺老人!担此重任，恐怕会误国误民，更负众望。我只求淡泊自守，告老归乡。”原来，1946年仇鳌发病住院，割掉了半边肺，人称“东亚一把刀”的黄家驷医生预言，寿期仅余四五年。所以，仇鳌对毛主席说：“润之啊，阎王爷的阴差，早已奉旨在途中了!”毛主席安慰道：“亦山先生，您起码还会再活20年的。”然后念出“一剑存知已，天涯万里行”的诗句。仇鳌附和道：“风尘青眼在，霜雪白头轻。”然后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轻吟道：“诗卷余肝胆，锋棱自性情。孤吟怀古冶，秋水入延平。”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在长沙闹革命时，您老赠予我们创办的湖南马克思研究会的诗作宝剑。”俩人彼此会意，抚 掌而笑。毛主席说：“您老人家执意不做官，那就和我一起住到北京来。那样，我找您老人家方便，你要见我也容易了。”仇鳌点头同意。不久，即携全家老小，迁居北京。最先向毛主席提出反腐败问题的人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前夕，仇鳌给毛主席写了洋洋千言的长信，就执政党的革命和建设问题提出意见：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易停滞与腐蚀。从来讲主义谈政策，在宣传的革命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可顾忌，易见成效。适革命在打仗上成了功，迄至掌握政权，进行主义的建设，千头万绪，学浅不够，经验毫无，不能独立，不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时期，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时期，正如孟子所谓“劳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的中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阻碍。此则当前问题，未可丝毫忽略得的。好在你党有一个革命武器，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不仅自己党员，就是党外人士，尔应争取共同握着，相互运用，则一切艰难皆可克服。谨祝你和你党万岁!半肺老人仇鳌一九五一年七一前夕仇鳌写完长信，要儿子仇东吾抄写副本，自家保存，将正本寄出。让仇鳌意想不到的是，10月8日清晨，一位解放军战士来到仇鳌位于东直门草厂胡同14号院的家中，向正在散步的仇鳌行过军礼后，递上一个大信封，说道：“仇亦山先生，毛主席给您的信!”仇鳌认识到，毛泽东已接受他针砭时弊、箴言相规的上书。此后，更让仇鳌始料不及的是，在新中国大地上很快发生了中国共产党人针对腐败恶习，毫不手软进行改革的诸多行动：1951年11月19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严惩贪污，为保卫国家财产，保卫党和国家机关的纯洁而斗争社论；1951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社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51年11月30日，毛主席在华北局11月29日呈送的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上执笔批语：“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的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发和惩罚，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1951年11月29日给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1951年12月1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1951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大字登载“中共河北省党委第三次代表大会揭发天津地委刘青山、张子善等巨大贪污案”；1952年元旦，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元旦团拜会上，毛主席致祝词说：“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们全体人民、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952年3月11日，周恩来总理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教育了国家工作人员，教育了全国人民，并将在全国范围内肃清旧社会的污毒，树立新社会廉洁、朴素的风气，使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使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在“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国家建设工作即速转入新阶段。过此以后，不论任何人，如再有此类违法乱纪、破坏国家经济政策和财政制度的行为，均将视为危害国家建设事业，定予从严惩处，绝不宽贷。1952年4月22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毛泽东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令：兹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公布施行。不久之后，即1952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受中央委托，将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红印章的任命书，送到仇鳌手中，任命书内容如下：兹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任命仇鳌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特此通知主席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仇鳌风趣地说：“毛主席给了我一个名正言顺的为民执法资格。”在“三反”“五反”运动的日子里，仇鳌经常被接去开会，商量事宜。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人为纯洁革命队伍、捍卫革命成果所做的各种努力。不久，在一次聚会上，毛主席当着仇鳌的面，感慨地对周围人士说：“我们共产党就需要亦山先生这样的诤友。”陪毛主席宴请溥仪溥仪是所有被特赦的战犯中，唯一受过毛主席接见并宴请的人。仇鳌曾经以“陪客”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见。1961年的一天清晨，毛泽东邀章士钊、仇鳌、程潜、王季范到中南海家中小酌。他风趣地说：“今日请各位乡亲前来，要陪一位大家都熟识，又很难见面的客人。”毛主席故意不说出名字，只说：“你们都熟悉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事先可以给你们透点口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在座的湖南四老你一句我一语地猜测起来。仇鳌说：“辞旧迎春佳节将至，我们四陪客，均是辛亥革命老人，相陪的肯定是德高望重的朱德老将军。”毛主席不语。王季范小声试探着问毛主席：“主席可见过?”毛主席淡淡一笑，说：“头一回!”四位湘籍陪客更觉不明就里。这时，工作人员领着一位身穿藏蓝色中山装，面目清瘦，鼻梁上架着一副黑圆边眼镜的男人走进颐年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