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学思变的艺术人生宋文治(19191999年)，又名宋灏，江苏太仓人。曾任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美术馆鉴定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江苏美协副主席。出版有宋文治山水画选集、宋文治画谱、宋文治画集、宋文治山水画作品选集等。 宋文治，被誉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现代绘画创新的开拓者之一”。他坦言他的艺术人生就是两点：善学和思变，并一辈子贯彻着他的这一治学理念。这位在20世纪美术史上具有历史地位的艺术家，他的艺术道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为我们对中国画“传统与创新”关系的思考提供有益的启发。平凡而另类的出生江南自古出文士，江苏太仓位于娄江之东，故又名娄东，古属吴地，是明代发展起来的“吴门画派”生成之地。“吴门画派”强调的就是画家的“士气”，属文人画范畴。宋文治正是出生在这块充满着文人士气的地方。太仓有一户叫宋爱人的人家，生有一子三女。独子宋梦周排行老三，在太仓县城西郊镇中街开一小面店勉强维持生计。1919年农历九月五日（阳历10月28日）宋梦周的妻子马杏梅生一女婴不幸夭折。恰巧此时邻居告之在城中育婴堂收进一刚出生的男婴，十分可爱。宋梦周的姐姐和妈妈马上乘小船沿娄江进城，到育婴堂，见到这个男婴很是喜欢，就抱回家收养，起乳名永林。这个男婴就是日后成为一代山水画大家的宋文治先生。由于宋梦周不善经营，家庭生计日渐困难，马杏梅经人介绍去上海外国人家做女佣。她离家后，面店日益败落，家庭生活愈加困难。宋梦周的姐姐宋伟（音）特别钟爱宋文治，认为他聪明好学，将来定有出息，便将长女杨冰定亲给他。由于这层关系，宋伟常常接济他们。靠亲戚们的接济，宋家才能勉强度日。宋文治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平凡贫苦的普通人家，幼年的困苦对他的一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造就了他自强自立、坚韧不拔、奋发图强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他敦厚温和、朴实无华的为人。他曾经写道：“我是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里的孩子，在旧社会受到经济的压迫，受到失学的痛苦，因付不出房租受到地主强迫迁屋，自己东奔西跑找亲戚找老师帮助，我才有了继续求学和工作的机会，在这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我的艺术生命。” 因此，他也十分珍惜后来国家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与支持，一直怀揣着拳拳爱国心。勤奋好学的青年时代宋文治在太仓这个习画成风的地方自然也就滋生了对绘画的喜爱之情，再加上他天资聪慧，从小就展露出他在绘画方面的天赋。中小学时，他的美术课成绩总是名列第一，其间有作品选送参加国际儿童画展，获纪念奖章。听亲戚说：“永林小时候调皮得很，但就是喜欢画画。”13岁那年看到苏州美专的同乡在娄江边写生，从此就埋下了想去苏州美专学习的愿景。但宋文治一直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中国画训练，而是从购买芥子园画谱自学开始的。由于家庭条件的限制，中学肄业后他就失业在家习画。经由上海亲戚介绍，得以到上海福州路路口的秀堂广告社当学徒，主要学习美术字和装潢设计这其实是影响他一生艺术道路重要的一步。此时的大上海东西文化汇集，各种社团、美术展览层出不穷。只要一有时间，宋文治就到各个画廊去看展览，不放过任何一个能看到名家作品的机会。就在短短的一年半学徒生涯中，他看到了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吴湖帆、冯超然、张石园等等众多名家的作品。这使得宋文治大大开阔了眼界，对中国画的鉴赏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宋文治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一边不断勤奋地作画，与画册反复对照临摹。作画内容也十分广泛：山水、花鸟、人物、鸟兽无不涉及，为他今后作画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之所以后来宋文治选择专心创作山水画，是他认为所有绘画门类中，山水画所包含的技法是最丰富，变化最多，同时表现力也是最强的。我们从目前能看到的其早期作品中不难发现，他画其他题材的能力也是很具功力的。好景不长，由于在上海无法维持生计，得苏州亲戚帮助，宋文治离开上海来到苏州谋生。1937年，日军进犯上海，祸及苏州，宋文治又被迫离开苏州回到太仓老家。1938年由他的小学美术老师介绍，宋文治得以在太仓浏河小学任教美术，这是他第一份以美术为职业的工作，其间创作更勤，开始作画赠友。1941年，宋文治去上海探望母亲，得知苏州美专（沪校）招生，再次点燃了他儿时的梦想。在上海亲戚的帮助下，他终于如愿以偿，在苏州美专（沪校）学习。可惜时隔半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上海租界，苏州美专（沪校）被迫停课。抗日战争胜利后，宋文治又进入苏州美专（沪校）继续学习，最终圆梦。这段时间的正规学习使得宋文治在绘画造型能力方面大有提高，并系统学习了素描、透视、水彩等技法，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重要基础。这是他迈向中国画创作第二个重要的一步。转益多师的十年1947年，宋文治到上海近郊的安亭师范任教。直到1957年被调入江苏省国画院工作，宋文治认为这十年是他的艺术创作道路中重要的转折点。正是这十年，宋文治转益多师，在传统中国画师傅带徒弟的教授方式中汲取各种养分，并与这些优秀的绘画大师们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其中他与朱屺瞻先生和陆俨少先生的交往更是被后人传为佳话。由于是同乡，朱屺瞻先生是宋文治认识的第一位大师。见宋文治聪明好学，朱屺瞻先生不仅将自己珍藏的墨宝真迹给他临摹学习，还出面介绍宋文治拜张石园为师。张石园先生对“四王”研究颇深，自身造诣也很高。宋文治主要向其学习“四王”山水，掌握山水画的基本技法。对于“四王”的看法今人已日趋清醒和理性。“四王”在总结前人笔墨技法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和心得，对于后人的学习和研究是有其贡献的。特别对于想要系统学习中国传统山水画技法的人，“四王”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入门选择。太仓是“四王”的故乡，学习“四王”之风甚盛，宋文治学习“四王”就十分自然了。认识陆俨少先生是机缘巧合，但主要还是归功于宋文治的慧眼和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1948年他到南翔镇怀少小学交流教学经验，顺道游览南翔名园古漪园时发现园内各风景点的木牌上的书法均出自高人之手。晚饭时偶遇邻座一老先生，手里拿了一把纸扇，宋文治借扇观赏，发现上面的书法与木牌上的为同一人所写。观后极为钦佩，讨教后才知是陆俨少先生所作，而这位老人正是陆俨少先生的族兄。经过老先生引见，由于种种原因，第三次才得以见陆俨少先生。宋文治对陆俨少先生一见倾心，认定是自己一辈子崇拜的国画家，终生视为老师和知己。陆俨少先生对宋文治也是倾囊相授，还亲自介绍他拜吴湖帆先生为师。也许同是姑苏人，吴湖帆先生的清秀雅丽十分符合宋文治的审美标准，吴湖帆的绘画和书法都被他所吸收，并成为他日后风格形成的重要来源。由此，他从“四王”入手，后追宋元。在安亭师范的十年中，他与众多名家和同辈出色的画友均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友谊。如刘海粟、谢稚柳、陈佩秋、唐云、程十?等等。一个一穷二白的教师之所以能与这些名家建立保持关系，不得不说是宋文治勤奋好学的精神以及在绘画上聪颖的天资打动了他们。1955年冬，安徽省宣传部和省文化局领导到上海物色画家去合肥工作。陆俨少先生约了孔小瑜、徐子鹤和宋文治前往应聘。在合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安徽方面除了安排画布置画之外，还组织他们去周边的水库、黄山等地写生创作，并从中挑选了较好的作品代表安徽参加了全国国画展览。宋文治的桐江放筏和黄山松云入选，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这是他最早深入生活后尝试将传统山水画与当下生活相结合的作品。从画面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用传统技法描绘的山、水、石头和树木，再加以当时现实生活中人们劳作的场景。两者结合在今天看来虽有些生硬，但在当时已算是较早进行艺术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尝试和探索了。也正是这种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这幅作品被人民画报重点报道，宋文治因此开始崭露头角。安徽方面极力希望他能留在安徽工作，但宋文治并无意留在安徽，又回到安亭继续教书。 重要的艺术转折点1958年2月，江苏省国画院筹委会正式成立。6月，经筹备委员会的推荐，宋文治正式调入江苏省国画院工作，任副画师，时年39岁。此时的国画院由傅抱石领衔，聚集了亚明、钱松?、陈之佛、魏紫熙等一批江苏最优秀的画家。宋文治与他们一起深入生活，相互学习和交流，正式开启了以绘画创作为职业的艺术生涯。这段时间也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作品较为集中的时期，如京口新貌、牛首山、放鸭、放学归来、采石工地等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宋文治已不再满足于对传统的临摹和学习，开始有意识地寻求自己的绘画语言，并很明确地以深入生活的方式入手。这些积极主动的探索对他后来形成独立风格并能成功改造传统中国山水画的程式打下了基础。宋文治刚进江苏省国画院时只是最普通的画师，与其他已有一定影响力的画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真正让宋文治成为后来“新金陵画派”主要代表艺术家之一的契机是著名的“两万三千里写生活动”。这次写生活动也成为了新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提出“艺术要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传统中国画笔墨是否能表现现实生活成为全国各地艺术创作者研究探索的主要课题。为适应形势需要，反映现实生活，“开眼界、扩胸襟、长见识”，1960年9月，由傅抱石率队，亚明、钱松?、宋文治、魏紫熙等一行13人的江苏省国画团赴国内各地旅行访问写生。宋文治在此次行程中担任后勤总管，并协助傅抱石抓作品的观摩和交流，写生团从南京出发，沿途共经过六省十余市，参观、写生、创作、交流为期三个月，探索的艺术论题是：中国画传统笔墨如何反映现实生活。在这次写生过程中以及回南京后，宋文治创作了一批里程碑式的作品，如山川巨变、广州造船厂、杜甫草堂、红岩、峨眉山公社食堂等等。在写生活动结束后，江苏省国画院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山河新貌”汇报展，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批作品以全新的面貌改变了传统中国山水画陈陈相习的固定程式，很好地回答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笔墨是否能表现当下生活和题材的问题。“新金陵画派”也因此奠定了在全国美术界的地位，宋文治也因出色的作品成为“新金陵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如今回头看这段历史，“新金陵画派”之所以能在这个时期脱颖而出，率先在全国美术界形成一股新生力量，很好地解决了“笔墨当随时代”的问题，我认为除了时代因素以及个人能力的因素之外，很重要的一点，这也是集体力量的结晶。持续三个月的写生活动，艺术家们在每一个地方都一丝不苟地观摩、写生、创作和交流。白天观摩、写生并与当地艺术家交流，晚上他们还要组织内部成员就每个人的创作作品互相交流心得和讨论如何解决笔墨等问题。开始的一段时间大家都未能很好地找到解决的方法和途径，作品仍然有些“夹生”，他们在深感传统笔墨不够用的同时也深深为如何创造新的笔墨和如何将传统中国画的韵味与现实的时代精神结合的问题苦恼。从宋文治创作山川巨变几易数稿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最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作品是经历过一步步地尝试、改变和创造之后的结果，并非一蹴而就。经过不断的探讨、尝试和交流，这些艺术家们慢慢找到了各自新的绘画语言，一步步地将“夹生饭”做熟了！但这批艺术家并不因为是集体创作就面貌相似，反而个人的风格十分明显，这也是“新金陵画派”得以成功的重要一点。宋文治不仅很好地解决了传统笔墨如何表现现实生活和时代风貌的问题，而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和风格特色，一炮打响，成为他艺术历程中重要的转折点。激情澎湃的年代从两万三千里写生获得巨大成功后，宋文治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激情澎湃的高峰期。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他走遍祖国大好河山，深入生活，写生创作。南京长江大桥、扬子江畔大庆花、银线跨太湖、茨坪常青、韶山朝晖、轻舟已过万重山、井冈山朱砂冲哨口、雷锋故居、长沙烈士纪念碑、梅园长春等等一批有鲜明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不断涌现。从这批20世纪活跃在美术界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大桥、炼油厂、高压线、革命圣地等等具体的现实生活，更多感受到的是他们对祖国的那份热爱，看到国家建设越来越好的那份喜悦，他们以身在这样的国家而自豪！正是这份深情，这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