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是真的,我说的是假的最近看到社会科学报刊登的一篇翻译文章意识形态犬儒主义:被假设为相信的主体,作者是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被誉为“近年来欧陆出现的最优秀理论家”。他在文中讲了几个人类学的故事,很有意思:有人类学家远足去考察某一原始部落。在考察之前,人类学家就听说这个部落里的人会跳很怪异的舞蹈,戴着骇人的面具。他们到了这部落,同行的人中有人会一点点翻译,部落的人通过翻译知道了人类学家想要看的东西。于是,第二天晚上,人类学家便看到了该部落的人们真的跳着很怪异的舞蹈,戴着骇人的面具。而这正是他们所要看到的东西,于是他们回来后写了大量论文,记下了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有这么一个怪异的部落戴着那样的面具,跳着那样的舞蹈。若干年后,另一批人类学家也去了,他们会当地语言,他们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的故事。事实是:部落的人们知道远来的客人的想法后,他们连夜照着那些说法而编造出来,跳出来给他们看。所以,可以说,这些怪异的舞蹈恰恰是被发明出来的,是基于礼貌的原因而被发明出来的。原来的那些人类学家看到的,正是他们自己欲望的投射,而不是真正的本真的东西。还有一个例子是,如果我们去问今天的基督徒,是否真的相信两千年前有那么个人,跑来跑去做出那么些事情来;答案多数是否定性的。但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仍被相信?人们的相信,很多乃是为了不让儿女们失望。换言之,为了他人而继续假装相信下去。另一边,孩子也不相信,但同样他们也不想让父母失望,他们也想继续拿到每年的圣诞礼物于是,一个系统便这样不断地运转下去,即使没有任何人相信这个系统。在其中,每个人都相信另一人在相信着那些无聊的原始故事,即使这“另一人”根本不存在。齐泽克说,什么是“文化”?当一个信仰不再真正被相信的时候,它便成了“文化”。人们不再相信,但一边还在实践着那些东西,以尊重“文化遗产”的名义。上面人类学的例子,其实仍在一天天重复上演。尤其在新闻和宣传等“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如此。比如,记者去采访某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他看到的听到的写出来的全是“科学发展”,采访对象讲的也全是“科学发展”,没有“不科学”的。这看似再正常不过,其实却很不正常,怎么可能呢?但这个时候没有人这样问这样想,因为所有人都觉得就应该这样。甚至,连读者都觉得如此。比如,关于敏感问题、热点问题、突发事件等的报道,我们总会听到以“讲政治”名义,以“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名义的种种指示,以致记者也视为当然,而不会问问,难道不报就是“讲政治”就是“维护大局”,报了就是不“讲政治”就是“破坏大局”?比如,采访“弱势群体”,往往又是一边倒,采访对象说什么是什么,满纸辛酸泪,把整个世界都推到了罪恶的一边,而不问问这“辛酸”里面有没有“弱势群体”自己的不作为。要知道,“扶贫先治懒”,并非虚言。相当多的新闻和宣传,其实是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合谋”:你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甚至,很多时候,采访对象很高明,面对记者、面对镜头,不用记者开口,就知道记者想听什么好的有,坏的也有;朴素的有,雷人的也有,按需开口。所以,对所谓“民意”、“事实”之类,是该当心的。“合谋”不是全部,却很危险。危险所在,就是大家为了维护一种东西,而故意失真。而所维护的东西,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大家又都不真的去信。所谓集体心照不宣地“打左灯向右转”,集体“揣着聪明装糊涂”。有人把这称为“犬儒”,依我看,这种说法是对狗的侮辱。人事就是人事,何必拿狗说事? 把狗当人了,人搁哪儿?上上下下都在喊“讲真话、说实话”,说明真话、实话的稀缺,更说明人们还视真话、实话为可贵。心未死,就有救。新闻记者干的就是说话的活儿,更应负起讲真话、说实话的责任,负起让采访对象讲真话、说实话的责任。千万别装傻。其实,多一些真话、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