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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与实 2010年第8期稍为留心,便可看出有好多地方“名”和“实”不相符。虽然我们的耳朵被古往今来的“正名”、“名实相符”等声音噪聋,可“名”仍未见正,“名”“实”也仍未见全符。大概惟其不正,才终日吵着正;不符,才终日吵着符吧。我觉得问题实在还不在这里,虽然“名正”才能“言顺”,但如果只求正名,不顾实际,名正了,言却仍未必顺。历代权臣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便是只求正名的极致。近代称总统、官吏为公仆的现象也可以归在这一类中。“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何尝不正,然而言能顺吗?总统以及官吏是民众的公仆,是役于人者,名何尝不好听?然而远在外国的不必说,自民国以来,从袁世凯到曹琨,哪一个公仆听人民指挥?哪一个县吏不可以无理地打得老百姓口喊“大老爷饶命”?仆是都说是仆了,黔首全变成了主人,然而还存在着奴欺主的悍仆啊!由此看来,名称实在并不是怎样重要的东西,事情还是从实际上着手好些。把老虎硬称为绵羊,名字是平和得多了,但它并不能因此不吃人,也许时间一久,人们一听到绵羊也就害怕了。不从实际改革,而只在名字上翻花样,实在是最无聊的一件事情。改了名字,不过仅仅是改了名字而已,最多是改了招牌,与其他事情是没有一点关系的。常听说“换汤不换药”这句话,意思是说事情的实际并没有什么改变,若只在名字上翻花样,可以说连汤也没有换。我们想想,从清代的都督到北洋军阀的督军、督办,有什么区别没有?初时好像名称不如以前的显赫了,然而它渐渐会随着年月响亮起来。小焉者如夫役、工役、工人,近日改为工友了,机关上、学校里,常听到这样的称呼,然而那声调实在和这字眼不调合。我想,被叫者一定也不会感到内中含有什么情意的。同样的,先生称小学生也改成“小朋友”了。我住处的邻居是一所保育院,常隔着篱笆墙看见先生们在教育那一群儿童,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那声音和字眼也极不调合,因为常是怒目戟指地叫,一双铁腕常在一排西瓜样的头颅上来回地敲,或者扭着耳朵向下拖,或者提出几个来跪在院地上:简直像审判官前的一群囚犯,也像贪狼嘴边的一群小羊,又哪里是先生与学生,是什么“小朋友”呢?所以我说,改名称固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在名称上调花头实在最无聊,倒是“实至名归”一句话,说得还有道理。清末就曾经制了各色各样的“帽子”,谁要是触犯了朝廷,被认为大逆不道的时候,就掷出一顶“革命党”号,或者“叛逆”号的“帽子”,不管你脑袋大小,不管你喜欢与否,轻轻的往你头上一按,你就得坐牢,或者砍头。据说在民国初年,有一个时期是很有生气的。那时候,有些青年,尤其是学生,绝大多数人自己戴上一顶“帽子”,什么我也某党,我也某派,其实他们啥也不懂,不过是藉此装装门面,表示自己也还有“主张”,或者“信仰”;而那时节大家都是很客气的,党也好,派也好,任随尊意,别人并不干涉你,大有自由之势。可是好景不长,不久袁世凯要做皇帝,反革命了,于是那些顶“帽子”出风头的,反受了“帽子”之累了。由是以观,原来杀人者在杀人以前总是要在被杀者的头上戴一顶叫大家看起来是十二分妥当,而自己又偿了排除异己之愿的“帽子”,然后堂哉皇哉地绑赴刑场,(或者不必绑赴刑场)。至于被杀者呢?既没有干涉人家给你随便戴“帽子”的权利,因而敬而远之,事到临头,又没有撕破“帽子”的力量,十之*都在酷刑之下,在别人写好的罪状之下画个押,“恨恨而死”。古今中外,“帽子”与脑袋,似乎总有不解之缘似的。【原载1941年8月15日第2卷第5、6期合刊野草】题图 / 假相 /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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