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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故园 2012年第3期奶奶和树初夏时节,我到浙江奉化溪口镇游览。在参观蒋介石故居丰镐房时,听导游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丰镐房的“报本堂”前原有两棵桂花树,花色一黄一白,开黄花的人称金桂,长在西厢房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氏的卧室一侧;开白花的人称银桂,长在东厢房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卧室一侧。两棵桂花树一直长势茂盛,丰姿绰约,特别是到了金秋时节,枝叶繁密,花香满院。然而在2003年,东厢房一侧的银桂却突然日渐枯萎,植物专家虽多方救治,但终无法救其生命。见此情景,有人说“莫不是宋美龄女士也大势去也?”不久,宋女士真的驾鹤西行了,令人唏嘘不止。现在挺立在东厢房门口的银桂树是后来人们重新补栽上的。是不是真有这么“邪乎”?没有亲眼所见,没有亲身经历,断不敢枉加评论。但不管怎么说,我仍希望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它寄托了人们的一种幽思在里面,况且名人逸事向来是俗人如我者茶余饭后最好的谈资,何必去较真呢?这个故事也让我想到了我的奶奶和奶奶的树。只不过,上述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代“国母”,千古丽人,而我的奶奶则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下小脚女人;这个故事的主体是名贵的金桂银桂,而奶奶的树则是乡下常见的杏树、枣树、柿树、李子树和花椒树。但奶奶和她的树的故事却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千真万确。打小时候开始记事起,我就记得在我家的房前屋后,生长着各种树木。因为少小贪嘴,对于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其中的果树了:杏树一棵,长在房屋后面,树干有五六尺高,春天来了,花开烂漫,惹得蜂蝶为之群舞,只是一夜风雨过后,便落红遍地。柿树一棵,长在西山墙外面,每到秋天,果实累累,特别是大年,秋风吹尽黄叶后,只剩下红红的柿子,像燃烧的灯笼,一串串挂在树枝上,煞是好看。枣树三四棵,散落在没有围墙的院子里,其中一棵大的,是我迄今见过的最大的枣树了:树干又高又粗,高过三丈,粗到两个人合围才能勉强抱住:整个树冠像一把巨伞,覆盖着大半个院子,无论刮风下雨,秋霜冬雪,年复一年地屹立在院子中间。花椒树九棵,是当年奶奶亲手栽下的。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这九棵花椒树,高约一丈五左右,茎枝疏生,向上斜刺,多少年如一日,在我家房子南侧的空地上站成一排,像哨兵一样,日夜守护着我们的家园。每当春天来了,带刺的枝条上就会吐出嫩芽;初夏时节,树上便开出团团鹅黄般细碎小花,大约十来天的光景,这些花就落了,随即就可以看到比米粒还小的果实;入秋后,果实由小变大,颜色由绿变红,一粒粒,一簇簇,像晴朗夜晚天空中的繁星,掩映在苍绿的叶子中间,浓烈的麻辣香味在我家院子的上空飘荡着,一直飘进大人、小孩的心里。最多的要数李子树了,大约有二十多棵,只不过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它的学名,大伙都叫它灰(音)子树,至于为什么这么叫,就不得而知了。我曾猜测,许是果实未成熟时颜色灰暗的缘故吧。其实,这些李子树并不是我家的,只是紧挨着我家宅基地生长着,高矮一致,树干几乎一般粗细,树龄看起来有二十来年。这些李子树原是临村一个地主家的,解放后被收为公有,成为生产队集体财产。因为是果树,又长在村边儿,就需要派人专职看护。看护员是一对老夫妻,男的原是地主家的长工,懂得一些果树的技术活,所以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大集体时社员们看来极好的差使。奶奶的外婆家恰是临村的,和男看护员是本家,从辈分论,奶奶应该叫人家“舅舅”,父亲叫人家“舅爷”,到了我们这一辈,当然就叫“老舅爷”了。老舅爷天生一副好身板,一米八的个子,腰板笔儿直,大嗓门,说话如洪钟,从不拖泥带水,老远就能清晰地听到。据说当年在地主家干活,几十个长工、短工里,他吃得最多,干活也最多;老舅奶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见人就笑,而且和自己的男人相反,永远不会大声说话,大人、小孩儿都喜欢她、亲近她。李子园里老俩口安身的窝棚,常常是来来往往,人迹不断。李子园紧挨着我家,我是奶奶的宝贝孙子,看护员又是奶奶家的亲戚,我到果园里的机会自然比村里其他孩子就多,吃的果子当然也就多得多,以至错认为那些李子树就是我家的了。大约是在我即将上小学的时候,这些李子树就全部被生产队挖掉了,理由很简单,社会主义集体不能有副业,地里种庄稼是天经地义的事,长着果树那可不行。后来,想起这些李子树,留在我记忆里的除了那香甜的果味外,就只有老舅爷、老舅奶面对零乱倒地的李子树时悄然落泪、满脸无助的样子上面说到的这些树,都和奶奶有关。那时候,在我们家里,奶奶虽然是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却是名副其实的“当家人”。爷爷天生好脾气,从不和奶奶争什么“权力”,特别是爷爷过世后,奶奶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家长”,家里的大事小情一般都由她说了算,家里的一切物品也都由奶奶支配,当然也包括这些生长在自家宅基地里的树和它们结的果实了。所以说这些树是奶奶的树(李子树除外),一点也不为过。奶奶喜欢她的儿孙们,也喜欢她的树。在我的印象中,年迈的奶奶,经常是一手捂着肚子(胃病的缘故),一手拄着木拐杖,扭着“三寸金莲”,在宅基地里转来晃去,就像是一个女王巡视着自己的领地,一会儿抬眼望望这棵树梢,一会儿低头看看那棵树根,脸上写满满足的笑意,就像看到孙儿时的模样。奶奶为什么这么爱树?她活着的时候,没有人问过,成了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命题了。但奶奶为什么会亲手栽下那九棵花椒树,我却知道原由,那是后来父亲告诉我的。我家祖上世代为农,靠种地为生。到了爷爷这辈,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的,直到1949年解放后,我家的生活才和其他农家一样,慢慢好起来。父亲说,1950年春节刚过,奶奶便从十多里外的娘家拿回来九棵花椒树苗,在她的几个孩子的帮助下,亲手一棵棵栽在刚刚划分得到的宅基地上。奶奶说,花椒成熟后是红色的,预示着日子红红火火;之所以种九棵,取其“久久长远”之意。总之,缠着小脚的奶奶,虽然说不出更多的大道理,但内心却像任何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中国的老百姓一样,渴望过上好日子,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我觉得奶奶喜欢花椒树,还在于它较高的使用价值。在我们北方农村,花椒是最为常见的佐料,味麻辣而持久,有了它,饭菜会变得有滋有味。每到秋天,花椒成熟变红之后,奶奶便会亲手拿起剪刀,小心翼翼地剪掉每棵树上的串串果实,一颗花椒粒也不会拉下,然后放在干净的被单上,晾晒待干,再除净枝叶杂质和黑色的种子,取其果皮,用棉布袋子装起来,以备常年之需。奶奶是个过日子的好手,逢年过节改善生活,都少不了要亲手采来花椒叶子,或者用干花椒,放在炒菜或者面条锅里,那独特的辛麻芳香便立刻扑鼻而来。记得奶奶最拿手的菜就是花椒炝锅青菜了:那个年代物质贫乏,白菜、萝卜缨是最常见的蔬菜了,炒这些菜时,奶奶一定会投入几粒花椒,待炸至变黑时捞出,留油炒菜,菜香可口诱人。现在,生活好了,家里备用的各种调料应有尽有,但再也吃不出原来奶奶用花椒做出来的饭菜的味道了。和其他村妇一样,奶奶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不少医疗常识,知道花椒不仅是上等的佐料,还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散寒除湿,止痛解毒。家人头疼感冒时,奶奶一定会在饭菜里多放花椒,病人吃了就会出一身大汗,病情随之减轻不少;要是有个牙疼什么的,奶奶又会拿来花椒粒,放其嘴中,用牙咬着,立马见效,等等,诸如此类。后来,我长大看书才知道,花椒富含人体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确实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对其早有记载:“其味辛而麻,其气温而热,入肺散寒,治咳嗽,入肺防温,治风寒湿痹,水肿泻滴,入右胃补火,治阳衰。”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有奶奶每每采摘花椒时哼唱的欢快小调:“姐姐窗前有棵椒,扎着馋猫汉子腰。瞪着两眼四下瞧,红的多来绿的少,绿的是叶子,红的是花椒。花椒花椒一大篮,拿回咱家好过年”呵呵,多有情趣!1979年农历正月初四,年还没有过完,奶奶便因病去世。就在当年,她亲手栽下的这些花椒树便不再发芽、不再开花、不再结果了,一棵棵相继干枝、枯萎,直至死去。莫非,树和人真有相通的情脉?三哥的心事原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到三哥了,没想到国庆节回老家,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他。那天天下着小雨,当我踏着泥泞赶回村子里时,天色已近黄昏。刚走到村口,风雨中一个模糊而又熟悉的身影在前面晃动,仔细一看,是三哥!我的心不禁一颤,激动地喊了一声“三哥!”同时,加快步伐,赶到他跟前,顾不上地上溅起的泥水打湿了裤腿。三哥闻声扭过头来,用手揉了揉眼睛,“哦,是老六啊,回来了!”“三哥,没想到进村第一个就能见到你!”我一边从外衣口袋里掏烟,一边仔细打量着眼前的三哥:苍老荒芜的脸上堆满了皱纹,一顶被雨水湿透了的破旧草帽压在头上;弯腰躬脊,前心贴后心,几近九十度;左胳膊上挎着一个竹篮子,里面装了大半篮的青菜,一把沾满泥土的镰刀放在上面;右手拄着一根没有剥皮的疙疙瘩瘩的树棍,显然是随手捡来的。三哥用挎着篮子的左手接过我递过去的烟卷,嘿嘿一笑,算是表示谢意。他没有点燃烟卷,而是用手摸摸索索地把它夹在左耳朵上面这是农村常见的烟民们的动作,只是三哥的这一动作比起他人来要笨拙得多,因为他一辈子只用旱烟袋抽烟。“六弟啊,想不到还能见着老哥吧?听说五一你回来看过我,还给了钱,只是那时候我躺在床上一直昏迷,不知道你来过。”三哥的声音显然有些沙哑。“是啊,今年五一节回来,听说你病得厉害,我就去家里看你,你躺着不见动静,听孩子们说已经四五天不醒人事了,不吃不喝,想着你急着要去那边见三嫂呢!”我故意轻松地说着玩笑的话,想逗他开心一点。三哥又是嘿嘿一笑:“昏迷那阵儿,我还真见着你三嫂了,可她不让我过去,说是任务还没有完成,又把我推回阳间了。”想不到一向木讷的三哥还能说出这么幽默的话来,我便打趣道:“老家伙,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你还有什么任务要我做啊?”“大孙子今年二十五了,还没有对象啊!”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对他自己说。然后,木然地自顾自向前晃去,和着风雨留下一路的叹息。“操心的命,啥时候才是个完呐!”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在心里说。我和三哥并不是亲兄弟,他是远房的堂哥,在家族里同辈份众多兄弟中,他排行老三,所以我叫他“三哥”。而实际上,三哥和我父亲是同岁的。听父亲讲,小时候上学,三哥学习很差劲,经常是“茶馆里的模范倒查(茶)第一”。每当先生讽刺挖苦时,他总是憨憨一笑了之,从不顶嘴,过后,成绩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大家都说他是“软废物”。一直到后来,几个孩子也陆续上学了,却像他一样,一个个早早辍学回家了,割草、拾柴、做家务,下地、干活、挣工分,没有一个上到初中毕业的。要是有人好心劝说三哥让孩子继续上学时,他就会不温不火地丢过去一句:“都去当官儿,谁来抬轿?”把人噎死!心甘情愿当“轿夫”,当然就做不了“官儿”了。俗话说“能处不在一路”,别看三哥读书不行,可人家种菜却是一把好手。当年大集体时期,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四面环水的寨子,面积不大,一公顷的样子,但土质肥沃,种啥长啥,生产队五百多口人吃菜全靠它了。而三哥是当时生产队的三个“菜板儿”(对专职种菜人的称呼)之一,无论是白菜、芹菜、韭菜,还是大葱、土豆、白萝卜、红萝卜什么的,只要是我们这里适合种植的,样样在行。逢年过节,队里分菜的时候,是全队社员最高兴的时候,也是三哥等几个“菜板儿”最得意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他们听到的奉承话最多,见到的笑脸最多。试想,一个普通老百姓,还有什么比群众抬举更令其开心的事情了?也正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后来生产队划分给自家的自留地全部被三哥用来种蔬菜了,而且他种的菜色正、好吃、品种全。隔天一逢集,三哥一定会把自己种的能够上市的蔬菜用架子车(后来是自行车)拉到集市上出售,天长日久,四邻八乡赶集的老百姓都认识他,也都认他的菜。所以,三哥的菜不愁卖不出去,当别人摊位上的菜还没开市时,他早躲在小酒馆的一个角落里,用手指蘸着口水,一遍一遍数着当天的收获了,面前的酒碗里一定是最便宜的散装白酒,而且永远是二两。也正是在三哥的影响和带动下,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在自家的自留地里种植蔬菜,成了远近闻名的蔬菜村,近几年蔬菜大棚更是成了村民们的营生地儿了。所以,我赞成三哥的“轿夫”心态,因为它源于一种实事求是的率真、平凡的境界,绝没有一点点做作的成分在里面。人生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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