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点思考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一、经济制度改革回顾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大会确定了调整、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迄今为止，这场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一1984年）为改革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是农村微观经济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成功的一个举措。第二阶段（1984一1991年）为改革的发展阶段。该阶段把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第三阶段（1992一至今）为改革的深化阶段。在总结了十几年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终于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整体推进、全面配套的阶段。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1.贫富差距扩大。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直接影响是贫富差距扩大，这在中国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存在贫富差距问题。报告称：“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高达50%。”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国外学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二者的关系十分关注。他们观察到，中国在经济体制方面改革力度很大，取得很大成功，但在政治体制方面却力度不大。美国学者利茨坦斯丁观察到，中国是经济改革大大超前于政治改革。他提出要实现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平衡。3.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滑坡。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之际，都必然带来价值观的转变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把国外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的消极思想引入中国，给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巨大的冲击和震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价值体系的巨大混乱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三、笔者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点思考1.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它既注重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又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也面临一些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中既存在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仍然过多的问题，也存在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权威性需要提高的问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更好地结合起来。2.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这一基本制度。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完善国有经济的体制机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3.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法规和监管体制，规范市场秩序。要加快改革财税体制，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4.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出发，才能准确把握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面临的主要矛盾，找到缩小收入差距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问题的关键是要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收入差距：一类收入差距发生在普通劳动者之间，主要是因不同部门、地区、行业之间劳动者的素质或贡献和生活费用的差别造成的。这类收入差距的产生有其合理性，体现了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但其中也存在不合理因素，比如，许多私有企业工人工资长期低于生存工资水平，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在相当程度上由劳动者自身承担;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约束机制不够健全，高管人员收入水平和职务消费缺乏有效约束，等等。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加以解决。另一类收入差距是由财产占有（包括生产资料、房地产、各种金融资产和自然资源）上的差别造成的。这类收入差距是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为保障和政府的有效调节，而是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任其发展，则会导致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那么，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根源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决定分配。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不可能是劳动收入，而只能是财产收入。据有关资料，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最高省与最低省的收入差距，以及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大约都在3倍左右或更多一些。但是，由于所有制结构和财产关系的日益多元化，最贫穷阶层和最富裕阶层在财产占有上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上的差距，却只是小巫见大巫。特别是财产收入差距中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因素，更是引起人民群众普遍不满，危害极大。 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加大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另一方面，要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深化初次分配制度的改革。具体来说，一是关键部门和重要领域的生产资料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并完善其监督管理机制，保障其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二是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鼓励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获得应有的报酬;三是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四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五是完善国有企业分配制度，切实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保证同工同酬，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六是在非公有制经济中，积极稳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和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逐步解决一些行业、企业职工工资过低的问题;七是完善公共资源占用及其收益分配机制，加大对高收入财产性收益和自然资源利用的税收调节。5.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形成了两条明显不同的道路，即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向世人昭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而且还在于它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或改革方式。实践证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一种成功的改革方式。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不是还需要采取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决定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些基本条件如改革的性质、目标和具体的国情等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与改革初期相比，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渐进式改革方式的具体特点必然也会有所不同：一是随着经济体制日渐成熟，人们对改革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这就有可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整体设计，统筹安排，系统推进。二是随着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人们对改革的认识也会产生明显的分歧，这就需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民主决策，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三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逐步成熟，增量与存量、新体质与旧体制长期并存的双轨制过渡方式的空间越来越小。四是整体配套和重点突出的领域和环节发生了变化，国有企业作为经济改革中心环节和价格改革作为经济成败关键的特殊地位不复存在，社会领域、民生领域和保障公平的改革日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