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作者：廖文辉导论最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原来相对冷清的清史，成为史学研究的热门学科。从事该学科的学者人数之多，学术会议召开之频繁，发表论文数量之大，堪居史学诸学科之冠。尤其是自2004年启动“国家纂修清史”项目以来，在“盛世修史”思想指导下投入的空前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更为国内外其他诸人文学科望尘莫及。回顾三十年来清史研究的发展，成果确实令人瞩目。成果的取得，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为数甚钜的清代档案文献的开放以及整理出版，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础。明清档案曾与莫高窟藏经洞的出土文献、殷墟甲骨文以及汉晋木简一起，并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四大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部分馆藏向学术界开放，尤使学者查阅利用明清档案有了远较从前更为便利的条件。其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密切，对西方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引进，已经构成这一时期清史研究的最突出特点。其中如对明清江南经济与人口的研究、华南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的贡献，乃至对清代乡村、宗族等问题的研究、对下层社会和百姓生活史、心态史的研究等等，都从西方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中受到启发。也有一些，或是有中国学者参与，如美国“加州学派”对中国经济史、人口史的研究， 或者就是中外学者共同合作的项目，诸如以华南学者为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等等。总之，最近三十年来中国清史研究的进步，与借鉴、吸收国外的理论与方法是分不开的，与国外学者特别是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日益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也成为越来越普遍采用的研究方式。换句话说，中国历史学，特别是清史学，正逐渐地走向国际化、普世化和全球化。正如上述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加州学派以及江南经济史学等新的研究趋势体现出来的一样，总体来说，国内学界对这些国外的理论、学说甚至史观、范式的吸收是积极主动的，这从许多西方的名词、术语和概念都在中国流行一时就可以看出来。但在这样一种潮流之下，却也有一个不和谐音，那就是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清史”。一 “新清史”由来简述“新清史”产生于何等样的学术背景，它的学术源流又是什么，已经有专文做详细阐述，此处不赘。简单说来，它产生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一是与清代档案、尤其是满文档案的新发现有着直接的重要关系；二是受到西方史学理论多方面的学术转向的影响，这些学术转向包括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后殖民论转向、文化转向和族群转向等等。总的来说， “新清史”包含着一种“去中心化”的工程，这点可以从它对于清帝国边疆地区的重视看出来。美国纽约大学的卫周安就写的很清楚：这一修正性认识的核心内容，就是新清史所揭示的 ：在清鼎盛之时，它并不视中原为他们帝国远为辽阔的区域，包括了亚洲腹地的疆域 ：蒙古、西藏和东北（今天有时称之为满洲）和新疆的核心 ，只是一个部分而己，尽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可以将这个“去中心化”工程的根本思路归纳为，它是对一些历来被人们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历史叙事提出的挑战。对所谓“汉化论”的质疑可能是最典型的一例，中国史学界关注“新清史”，就是从有关“汉化”问题的一场争论开始的。（一）争论的由来概括说来，如果从1996年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在全美亚洲年会上发表演讲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算起，这场有关清史研究的著名论争，已经是17年前的事了。罗友枝（时为美国亚洲学会会长）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当时已年届八十的何炳棣（Ping-ti Ho） 花费两年时间撰写了我对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友枝“再观清代”一文的答复（“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一文。虽然这时尚未出现“新清史”这一名称，但这两篇文章可称为“新清史”出台的重要标志。有关这场争论，国内目前的评介已经不少，但为下文表述方便起见，这里不得不再做一个简单回顾。罗友枝这篇再观清代的讲演，直接针对何炳棣1965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的某些论断（何氏的这篇演讲本身当时也被视为西方学术界挑战学术主流的一个例证）。二人的议题都是讨论清朝的历史贡献。对于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对于清朝统治的成功，二人亦无异议。只是对于清朝统治成功的原因，罗友枝向何炳棣提出了挑战。她认为清朝能够在中国成功维持近三百年的统治，主要不是因为他们被汉人同化了，而是清统治者有效地利用了与内陆亚洲诸非汉民族的文化联系来巩固了全国的统一，尤其是在边疆地区。罗友枝认为满洲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民族的大汗而非中国传统王朝的皇帝身份出现的。她反对将大清王朝与“中国”合二为一，强调以一种“满洲中心观”来评价大清帝国的重要性。何炳棣在回应罗友枝的文章中，则将重点集中在满洲统治者进入汉地之后是否“汉化”、汉化是否是清朝统治成功原因的问题上。他以“儒化”来代替通常使用的“汉化”一词并对所谓的“儒化”进行了详尽和深入的阐述，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凡非汉民族进入汉地，打破了原本的一统局面，在政权转移、又掺杂着尖锐复杂族群矛盾的局势下，当务之急都是要“争正朔、明法统”，努力将自己纳入华夏的正统链中。非汉民族只有争得了“正统”亦即统治的合法性，才能够在汉地立足，并为进一步的开疆拓土打下基础，满洲人建立的清朝也不例外。将二人的这场交锋称为“论战”未必准确，因为何炳棣尽管雄辩，但我们迄未见到罗友枝和她的支持者对他的正面答复。事实上，罗友枝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清朝除开继承了明朝的领土之外，还开拓了大片疆土，那些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基本上没有长期被汉族王朝统治过，他们也未曾接受过任何儒家的思想和文化，而这恰恰是清朝与明朝等中国传统王朝的区别，这是此前研究清史的学者关注和研究不够的领域，也是何炳棣在文章中没有重视的问题。（二）“新四书”及其他在罗友枝与何炳棣的相关文章问世前后的短短几年间，美国清史学界几部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专著相继出版，议题都涉及到清朝统治的满洲因素，势头之强劲令人惊诧，因为作为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特定领域，对于与满族史相关的清史研究，中国学界几十年中都鲜见如此集中地、大量地出版过如此重头的研究成果。这几部后来被学界一些人誉为“新四书”的专著，按照出版时间的先后，依次是：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加州大学出版社，1998。张卫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半透明的镜子：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路康乐（Edward JMRhoads）：满与汉：晚清到民国初期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0。王琴、刘润堂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欧立德（Mark C.Elliott）：满洲之道：清朝的八旗与族群认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除了这些著作之外，柯娇燕早在1990年就曾撰写过一部在学界颇有影响的著作：孤军：满洲三代家族与清世界的终结（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关注了满洲族群意识和认同等问题，并为学界视为经典。与此同时，美国的清史问题1990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也应该视为“新清史”的先兆，一篇是柯娇燕的前近代中国族群问题的思考，另一篇是欧立德的旗人与民人：十九世纪江南族群的张力。1994年夏，美国学者在密歇根大学召开会议，会后由米华健(James Millward)、邓如萍（Ruth Dunnell）、欧立德和傅雷（Philippe Fort）等人主编出版论文集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新清帝国史”（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简称“新清史”）一词从此成为这个清史研究学派的被公认的名称，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此未必认可，对此我们在下文中还将详述。而我们下文中还会一再将其称为“学派”（school），为的则是叙述的方便。事实上，“新清史”并未局限于对满洲的研究，而是更进一步，拓展延伸到宫廷活动、边疆政策乃至美术史等诸多领域。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成果，有米华健1998年的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白瑞霞（Patricia Berger) 2003年的虚静帝国：清代中国的佛教艺术和政治权威；濮德培(Peter Perdue) 2005年的 中国西征：清朝对中亚的征服，16001800年；艾宏展（Johan Elverskog）2006年的我大清：帝制中国晚期的蒙古人、佛教、与国家；张勉治（Michael Chang）2007年的马背上的王朝：满洲少数民族宗室统治在中国的建立，17511784等。 其中一些著作偏重于对清朝西北边疆的研究，却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西北史地研究方式，而如美国学者所说，是希图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加以考察(“placing China in world history”)，为中国研究提供一个“世界史视野”。从“新清史”引发的讨论，目前仍有方兴未艾的趋势，对于“认同”、“民族主义”、“帝国”等名词，以及对“被发明的传统”、“地缘实体”与“国族目的论”等所有质疑民族国家之自然性质的概念，都被纳入“新清史”关注的内容，促使学界对清朝以及中国历史上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的解析和思考。二 从冷漠到热议：中国学术界与“新清史”的初次交锋“新清史”发展至今已经十有余年，国内学界对它的态度，从开始时的冷漠到后来的关注，经历了一个颇耐人寻味的过程。2000年，定宜庄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回顾一文，其中第二部分详细叙述了罗友枝与何炳棣的那场论争，也谈及“新四书”的出版。2002年，定宜庄又在满族研究发表美国学者近年来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简述，再次谈到罗何之争和所谓的“新四书”。但这两篇文章在清史和满族史学界没有引起丝毫反响。此后数年，虽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