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摘要：银行提高核心竞争能力的最好利器便是金融产品创新，文章利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取得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相关数据，使用因子分析法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具有解释性的因子后利用最小二乘估计对影响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创新规范性对创新绩效有显著作用，而领导的支持程度和创新的专业化程度对创新绩效没有明显的影响，是否是上市商业银行或者国有控股也对创新绩效没有明显作用。 关键词：金融创新；创新绩效；因子分析创新是事物向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同的创新文化、创新意识以及创新模式等都可能会导致事物走上不同的发展方向，主动创新、自主创新更容易适应新环境以及应对新环境带来的挑战。一般来说，创新有利于事物稳健发展。金融体系快速发展、逐步完善的现实以及大量关于金融创新的文献已经证明，金融创新是整个金融体系健康运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金融创新有助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也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一、 数据收集与分析1. 数据收集途径。本文用来进行金融创新绩效研究的数据均来自于调查问卷。具体编制和修改步骤如下：（1）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了解有关金融创新、创新动因、创新绩效以及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参考其中权威研究的理论依据以及得到普遍推广的实证性研究文献中的量表。在此基础上，结合本人在商业银行数年的从业经验形成问卷的题项，设计出问卷初稿。（2）通过与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进行讨论，就所需要研究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测度题项的设计向研究团队中的各位教授征询意见。通过不断的推敲和改进，形成了问卷的第二稿。（3）笔者运用业界的调查与访谈结果进一步完善问卷。笔者将问卷发给多位商业银行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以征求他们对该调查问卷的意见：所设计的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能够真实反映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实际情况，相关变量的测度是否可以准确衡量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真实情况。根据各位管理人员的初步测试结果对调查问卷做最后的修改完善，形成问卷的终稿。2. 问卷对象概况。整个问卷调查过程用时5个月，一共发出300份问卷，收回109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06份，问卷的实际回收率为36.3%。调查对象所在的银行主要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一共有78位；另外26位从业人员分别供职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不包含邮政储蓄银行。（1）调查对象在公司服务年限的分布特征。根据被调查者填写的公司服务年限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服务年限最长的为17年，最短的为1年，平均服务年限为5.85年。被调查者服务年限在3年以上的占94.3%，有40.6%的被调查者在自己公司服务了6年以上。这说明问卷填写人大部分拥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对自己所在银行比较了解，因此答案的准备度相对可靠。（2）调查对象工作职位及年龄分布特征。106位调查对象中基层管理人员有55位，所占比例为52%；中高层管理者有49位，所占比例为46%；还包含2个普通员工。我们发现问卷填写人的职位分布十分均匀，基层管理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几乎各占50%。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管理人员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看法，有利于提高定量分析的准确性。二、 实证研究本部分主要使用因子分析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具有解释性的因子后利用最小二乘估计对影响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分析。1. 变量设计。问卷采用封闭式问题设计，共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对特定问题给出若干定性陈述供选择或请问卷回答者填空；另一类是问卷回答者需根据自己所在银行的现实情况与问卷陈述的吻合程度进行选择。问卷共有三个我们想了解的关于创新的特征：我国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实施程度、创新的实施动因以及创新的微观绩效，分别对应于正式问卷中的一至三部分。每一个部分中设有若干问题从不同角度衡量每个特征的现实情况。除此之外，我们还设计了一些与控制变量相关的问题，被安排在第四部分的企业背景和第五部分的问卷填写人资料中。以下对各个构念及控制变量分别做出说明。（1）产品创新的实施动因。正如前文所述，在利率市场化、客户需求多样化等新的金融环境下我国商业银行将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应对转型压力，产品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我国商业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佳绩。本问卷从五个方面考察我国商业银行进行产品创新的动力：交易成本、理财需要、规避监管、科技推动以及风险控制。显然，这些推动因素中既有外部环境的压力，也包含自身的需求。（2）产品创新的实施程度。本问卷考察产品创新在某一银行的实施程度时，考虑创新形成的整个过程，即从创意来源、创意讨论、创新决定、创新规则以及创新频率等创新过程中的各个方面来衡量实施程度。（3）产品创新的绩效。正如文献综述中所提到的，关于金融创新的微观绩效衡量有很多可用的指标。本问卷主要考察六个项目：成本降低比率、会计利润增长率、投资回报增长率、市场占有率增长、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以及管理层的满意度。（4）控制变量。为了更好地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绩效，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一些问题用以提取控制变量，从而使定量分析更精确、更稳健。是否为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的下属公司。这是一个虚拟变量，当公司为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的下属公司时，设定变量值为1；否则为0。所有制性质。这同样是一个虚拟变量，当公司属于国有银行（国有独资银行或国有控股银行）时，设定其变量值为1；否则为0。企业规模。根据企业规模变量的性质为其选择了三个可替代变量，分别是主营业务收入、上年末总资产和员工人数，统计分析中以主营业务收入作为呈报的基础，其他指标用于敏感性测试。2. 因子分析结果。本节将会对银行产品创新实施程度以及创新绩效进行因子分析，首先判断这些问卷中的变量是否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对此我们将使用巴特利特球度检验（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和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然后对因子分析的结果做出具体的解释，为后面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1）银行产品创新实施程度分析。本问卷从创意来源、创意讨论、创新决定、创新规则以及创新频率等创新过程中的各个特征出发，分析创新在银行部门的实施情况。对问卷中的项目进行主成分分析和方差最大旋转，检验结果显示，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93.927，相应的概率p十分接近零，此时应拒绝零假设，原有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同时，KMO值约为0.7，根据Kaiser给出的KMO度量标准可知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由表1因子分析的结果可知，第1个因子反映了创新规范性（用D1表示），即我国商业银行对即将面世的正式的创新产品都会通过书面文件进行充分地信息传递并出台相关的管理规范；第2个因素可反映了领导支持程度（用D2表示），即领导对创新活动的支持会提高各个部门的创新积极性，鼓励各级员工积极思考，也会针对创新产品进行讨论。第3个因子反映了创新的专业化程度（用D3表示），即我国商业银行创新的指导思想是否深入，产生途径是否多样化。显然，我们不能只以创新频率这一个指标衡量我国商业银行在创新方面做出的努力，领导大力支持并且创新机制完善的商业银行的创新实施程度相对较高。（2）银行产品创新绩效分析。本问卷中包含六个用以衡量银行产品创新绩效的项目，即成本降低比率、会计利润增长率、投资回报增长率、市场占有率增长、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以及管理层的满意度。对这些项目进行主成分分析和方差最大旋转，检验结果显示，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132.047，相应的概率p十分接近零，则应拒绝零假设，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不太可能是单位矩阵，原有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同时，KMO值约为0.7，根据Ka-iser给出的KMO度量标准可知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由表2因子分析的结果可知，第1个因子反映了客户占有率及管理层态度，可以视为非财务业绩（用P1表示）；第2个因素可反映了各种会计指标，可以看作财务绩效（用P2表示）。这和前述文献中所提到的已有金融创新微观绩效的衡量指标相一致。3. 回归分析结果。利用上一部分中因子分析所提取的因子对创新绩效和创新实施程度进行回归分析，主要考察创新的绩效，自变量为创新的实施程度和前述的控制变量。具体模型如下：P1=a+bD1+cD2+dD3+control variableP2=a+bD1+cD2+dD3+control variable其中，控制变量如前文所述：我们设lis为虚拟变量，一个虚拟变量，当公司为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的下属公司时，设定变量值为1，否则为0；设own为另一虚拟变量，当公司属于国有银行（国有独资银行或国有控股银行）时，设定变量值为1，否则为0。P1、P2以及D1、D2、D3分别是因子分析中提取得到。我们分别以P1和P2为因变量，D1、D2和D3加上虚拟变量lis和own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到，不论创新绩效使用财务指标还是非财务指标来衡量，对其有显著影响的只有D1，即创新规范性，由于书面的规范性文件出台之后一般预示着新金融产品的产生，因此也可以用创新频率来表示。而领导的支持程度和创新的专业化程度对创新绩效没有明显的影响，是否是上市商业银行或者国有控股也对创新绩效没有明显作用。根据我国商业银行创新的实际情况，我们对此做出相应的解释。首先，我国商业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创新活动日趋活跃，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消费信贷覆盖了住房、汽车、教育、旅游以及装修等多个层次的消费；中间业务的品种也不断增加，如信用证、票据承兑、代客理财、信用卡以及代理保险等。这些微观层面的业务品种创新以及服务功能创新等给银行带来了活力，经济效益明显。微观层面创新的活跃促进了我国商业银行服务功能的完善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为商业银行带来了收益，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创新数量与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关系。我们认为领导支持程度与创新绩效关系不显著这一结论也是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化进程是“市场主导型”模式，那么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化进程可以被称为“行政干预型”模式。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领导对金融创新的支持往往带有行政色彩，支持创新的行为可能是为了迎合国家政策，而不是以银行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领导支持程度和我国商业银行支持程度并无显著关系。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是否国有控股与创新绩效无显著关系。对于创新的专业化程度并不会显著提高商业银行创新绩效的原因，我们也可以从我国银行业现状中找到答案。近十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大多表现为引进或者借鉴西方商业银行已有的业务和产品，可以被称为吸纳性创新；真正由我国商业银行首创、具有我国特色的原始性创新较少。这种状况决定了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易被复制，也就是同质化现象，这也导致利用创新获取超额利润的创新产品生命周期较短。因此，D3（创新的专业化程度）对P1（创新绩效的非财务因素）的影响为负也就合乎情理了。另外，正如前面所述，我国商业银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日趋活跃的创新都是来自于微观层面，而在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因受到体制和经营模式等的制约并未取得实质性发展。尽管随着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股改上市，我国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革，也对独立审计、审贷分离、集约经营等管理模式上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是在法人治理结构、银行组织架构等深层次问题的改革方面并未取得突破性变革。因此，上市商业银行相对于非上市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并无明显优势，是否上市也就不是决定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但是从长期来看，商业银行宏观层面的创新终会取得突破，这将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的稳定发展。三、 小结本文利用调查问卷得到的数据对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金融创新的实施程度以及创新绩效进行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通过因子分析，我们得到可以衡量我国商业银行当前金融创新产品绩效的两个因子（非财务因素和财务因素）的得分，另外还得到用来衡量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实施程度的三个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