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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事 生死与之大银幕上放映着口述历史短片,崔永元先生应该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坐在角落里,斑驳的光影划过他上扬的嘴角。中、外、男、女,一张张面孔闪过,一段段沧桑流逝。最后出现的是一张女士的脸,柔和地笑,“我八十八了。” “你看看这些,我觉得就是短短的这几分钟你就会有感慨,一个人陷到这个里面以后,很难对世俗生活再有兴趣了。这就是我老想远离,老想远离的原因。我想全身心地干这件事,别再因为冯小刚、朱军,因为这些事去烦恼我,我觉得这些事过去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49岁的崔永元对着往事微笑,或者嘲笑,把人生的种种高端和低谷拼接成蒙太奇。1996年,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沉浸在一夜成名的兴奋中。“走在街上,卖菜的也认识我,卖冰棍的也认识我,警察见着也给敬个礼。至少有两年都找不到北,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可厉害了那时候。呼风唤雨那种。当我下去做节目,或者出差,对方出个开道车非常正常。我都来了,警车不开道,你警车留着干嘛用的。”2001年,理想主义者崔永元身陷抑郁症的折磨中。“很难受,痛不欲生,心里念叨的就是死,只想死这件事,无非就是怎么死。标准就是别太血腥,快速,别太痛苦和难受,哪怕跳楼也摔得漂亮一点。我在网上专门搜索了很多种的死法,关键词就是自杀。怎么死都有危险,有人说上吊是最快速最无痛的,但是也有人不那么说,这个也有失误的可能,必须吊到足够的时间,如果没死的时候绳子断了,这可倒霉了。我不愿意死得太难看,因为抑郁症患者都是完美主义者,最后一下子还不能不漂亮。其实这个完美主义就是既害人,也救人。要没有这个完美,基本上也就没今天这个采访了。就是结束了。”2012年,准历史学者崔永元对人物记者说,他找到了一条能够让自己生死与之的道路口述历史。“我觉得自己蒙着了,可能不做记者就当不了主持人,不当主持人就得不了那病,不得那病就找不到口述历史,可能都是一串安排好了。”“你一定是跟美国中情局合作”5月29日午夜,崔永元先生觉得有点晚了采访结束,他得去工作一会儿了。北京的北郊怀柔,“万泉新新小镇”路灯已歇,崔永元显然走惯了这里黑灯瞎火的夜路,他一边走一边接一个工作电话,人物记者跟着他,仍然被一簇路中间陡然出现的植物绊了个趔趄。从他接受采访的电影传奇馆,行无一箭之地,就是他的清澈泉公司80多人团队所在的3层小楼,他的家则在50多公里外的北京市区。未来10天他的工作日程安排紧密。小崔说事要采访三个作家。谢天谢地你来啦准备录五期节目,要和创作团队商量编剧、排练。台里机制会有改变,他要和几个部门开会,商量成立“崔永元工作室”。6月2日要做两个慈善活动,先去云南,“给孩子加双运动鞋”,然后去甘肃,建一所新的乡村小学。在此期间要做两个“口述历史”受访者的安抚工作。有个受访者对记者存疑,崔永元要证明“这确实是我派去的人”。还有一个年轻记者工作中惹得受访者不舒服,他要解释,告诉人家怎么回事。国外的、国内的朋友来了想要跟他见面,插空,尽量。要治疗受伤的肩膀和腰。他迷迷糊糊从家里二楼摔下来了,因为安眠药还没过劲。崔永元的抑郁症依然挥之不去。每年都会来一次。今年特别严重,春节的时候十几天都起不来床,不吃饭,不喝水,老是有怪念头,怪念头就是自杀的念头。他认识的重度抑郁症患者,面对面交流过的,这5年之内,有一多半都没有了。他经常凌晨两点甚至三点钟才从这儿离开。4000个口述历史需要他整理,每个月有300个小时的素材,他根本干不完这些事。“这个事,往崇高了说,就是民族的口述史,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往通俗了说,它是我活命的依据了现在。没有这个事,每年发病怎么办呢?现在想着这个事的时候,就是舍不得。都干了10年了,都收集这么多了,好多采访对象都磕了两年了,最后再努力一下,他们就接受采访了。不能放弃了。”他几乎每天都要和助手林卉商量资料的整理和分类,每天怎么进展。最难的是技术要跟他对接,说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讲得昏天黑地的,他听不懂。他是著名的数学和物理不灵。他只能说他的想法,想做成什么样。技术说你这个一个公司做不到,现在三个公司能做到,这三个公司里有一个公司还有幺蛾子,有一个公司还想吃回扣。崔永元说这些东西你别跟我讲,我不想听这个,你跟我讲技术层面的。然后技术跟他讲这个接哪个。“听得我脑袋都大了。”所以崔永元今天作了一个决定,热备份听不懂,咱先做冷备份吧。热备份就是搭建信息检索系统,它在运转,可以随时查。冷备份就是一箱一箱的硬盘,把它锁在保险柜里,恒温恒湿睡大觉。花钱最多的就是热备份,因为连软件开发都是自己做的,没有任何一个公司生产这个系统。这事崔永元努力了7年了,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离他的想象还有十万八千里呢。精密检索还做不到,片段检索还做不到,文字和影像同步检索也做不到就是在电脑上查到一段文字之后,一点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像。他去国外学习,结果人家告诉他,全世界的口述历史系统中,他那个已经是世界领先了,没有比他更先进的了。去年崔永元做新锐导演计划,请了八个电影大师到中国,顺便请他们来看了看口述历史的东西。大师们惊着了。“他们说你一定是跟美国中情局合作的,是他们掏的钱,能不能架一条光缆在我们家,在电脑上可以看。”好多上市公司盯上了崔永元,说你有这么丰富的历史资料,包装一下上市非常好。中国惯例,你去找那些历史影像资料,一分钟就要你一万、两万块钱。崔永元说你们最好去美国看看,去哥伦比亚大学看看,去美国国会图书馆看看。然后人去了。一看,全是公益的,赔钱。 崔永元想在中国开这个先例,公益,免费。“现在中国人全掉钱眼里了”。今年2月,他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打算建好后,分两步对公众开放,第一步对学者和从业者开放,记者、学生都行,你要什么资料,无偿提供。第二步,对全民开放,谁都可以。崔永元请人物记者去看看。“因为很多人你采访不到,但是我们有最原始的采访。”现在中央电视台也明确地表达支持他的口述历史,认为这是一项很好的事业,“以前有领导说我不务正业。现在已经有两拨台领导到这里看我的系统,从来没有过的。”“你看这个多鲜活呀”2001年抑郁症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心理医生对崔永元说,“你能不能尝试着到另一个舞台上去表演。另一个舞台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最爱,你会为了它,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有这样的舞台吗,你想想。”崔永元想,“就是电影,我就喜欢电影,后半辈子放电影我都可以活下去。那就做电影吧。”这就是电影传奇的发端。从电影传奇转到口述历史,如果有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那就是采访王为一,珠影的导演,2003年1月,当时他80多岁了,采访了7个多小时,那是当时采访时间最长的。现在口述历史采访一个人物的纪录已经是85小时了。王为一说了很多,他讲聂耳写的国歌。1959年曾有一部电影,说聂耳拿起笔就想起了东北义勇军,然后热血澎湃,写了这么一个。 但是在当事人的回忆里不是这样,他们都管他叫聂子,他年龄很小,蹦蹦跳跳特别可爱,他到各个剧组说,你们拍什么呢我帮你们写个曲子,你们拍什么呢我给你写个歌吧,这么个人。可能也是天性活泼,第二也想挣点钱,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个状态写出来了。另一个录音师回忆说,他是第一个听国歌的人。为什么?那天上班,他跟聂耳坐一个电车,看见了,挥了一下手然后聂耳就跑过来了,拽着他说我的歌写好了,你想听吗?他说行。当时那个车上那么乱,聂耳就对着他耳朵唱了一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那是他第一次听。“这些东西让我特别激动。我说你看这个多鲜活呀,只有他们能听到。”还有王为一说他跟赵丹特别好,赵丹只要一梳头什么的他就知道,今天要约会去了。然后等到他回来,一看表情,就知道今天结果怎么样。有的时候垂头丧气,有的时候特高兴,不停地唱歌。这激起了崔永元极大的兴趣。这跟以前想象的,书里描写的,或者一句话说的那个赵丹完全是两回事。2006年崔永元走长征路的时候,派了一个小分队去采访了100多位老兵,主要是滇缅会战的老兵。当时他意识到这个很重要了,但是不好意思跟媒体说。“媒体知道会说你什么意思,你走着长征去采访国民党什么意思?”还采访了110多位音乐人。好几拨留学生,第一拨叫4821,1948年去留苏的21个人。还有从法国、德国、美国回来的,奔赴新中国的。西南联大的,燕京大学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系列。走到现在,5个采访团队分别负责战争、知青、企业家等系列。崔永元随口说出印象中鲜活的细节。比如,采访的一些当兵的,无论八路军,或者是国民党的兵,都问你为什么要当兵。这是一个常规的问题,都问,听到的答案千奇百怪。最好玩一个,他去参军的时候人问,你为什么要当兵?我想吃饱饭。不对,你是为了革命。革命是什么?给你讲讲革命是什么。全都讲完了,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现在我问你为什么要当兵?我想吃饱饭。你说半天,我就是为了吃饱饭,要不然我当什么兵啊?“现在我们看电视剧、电影就觉得,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宝库,你们怎么不提前来看看呢?编剧水平大大提高啊。他直接说的那个话都比你编的台词好,太漂亮了一个个的故事。这些东西特别打动我。”崔永元说有的事情他几乎难以相信。一个受访者,英语非常好,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在情报机关工作,监听美国的通讯电台,发现他们居然用英文直接发令,就是哪哪的部队通过哪儿调到哪儿,不用密码,起码应该是A军团用B方式到C地区,应该是这样。可他们就直接用英语说,太欺负我中华无人了。他就报告李克农,说他听到了这个计划,李克农都不相信,然后他们就到了前线,让前线的部队来观察。就是这么调动的。走到今天,口述历史已经有了自己规范的操作方式。比如做抗美援朝,要采访谁怎么抽样,记者会先做PPT演示。“会把志愿军所有的编制告诉你,各个兵种告诉你,人数告诉你,重大战役告诉你,甚至细到我们战俘的准确数字告诉你,然后这个战俘最高的级别告诉你,现存的人数告诉你,根据这个抽样。志愿军里面有探照灯,有这么一个兵种你们知道吗?但是我们要采访到它。为什么呢?我们就要知道在这个部队编制里,这个兵种是干什么的,他们参加了什么战斗,有什么用。志愿军里面有很多拿工资的你知道吗?不是部队的工资,是除了部队的工资还拿一份工资。为什么?就是原岗位工资。因为战争打起来以后,修汽车的,修这个的,修那个的奇缺,人才没有。怎么办?从各个工厂、大学抽调专业人员去,所以他们拿双份工资。你看不做口述历史你就不知道还有这段事。”崔永元想用生动的口述来拼凑一个历史的真相,或者说,所谓的历史的真相。“因为我到现在坚定地认为没有历史真相,历史永远没有真相。所有人能做的就是看谁更接近真相,大家做的都是这件事。口述历史是接近真相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们现在是迷上了这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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