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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与社会嵌入性风险摘要:文章探讨了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并基于社会网络嵌入理论提出了社会嵌入性风险的概念。通过对中国转基因育种项目的案例分析,研究了技术创新的社会嵌入性风险的特征,并对如何防范这种风险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技术创新;社会环境约束;社会网络;社会嵌入性风险一、 引言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创新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作用表现的越来越明显,以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技术等为核心的IT产业主导了世界产业的发展,人类逐渐进入信息化时代;自19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更是通过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由工业经济时代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当前,物联网、大数据和云服务技术逐渐渗入到世界各国经济体的各行各业,改变着人们身边的每个角落。但是,技术创新并不单单是技术人员的事情。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对社会起着重要影响作用的高智力活动,同时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技术创新活动不仅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也会受到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制约,由此产生的技术创新风险也将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对于技术创新所面临的风险,早已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周寄中、薛刚(2002)的文献中将技术创新可能面临的风险归为决策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组织风险、资金风险、信息管理风险、企业文化风险、外部环境风险等八大类,分别归属于战略层、组织层和项目层三个层次。李晓峰、徐玖平(2008)则将技术创新的风险分为企业内部风险(包括管理风险、技术风险、生产风险和财务风险)和企业外部风险(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两大类。对于这些分类,从大类上看,都是完整、没有遗漏的。但是,对于来源于企业外部环境的风险因素,一般只关注到宏观经济、政治环境、法律法规、自然环境、市场需求等变化导致的风险,却很少有人关注到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嵌入性风险。实际上,这是一类非常重要而又长期被忽视的风险因素。“嵌入(Embeddedness)”的概念是1985年由Granovetter(1985)提出的,他认为过去对经济活动的研究中,只是注重了市场需求和供给因素,关注交易成本,而忽略了市场是由社会的人所构成的,也有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遵循着社会结构构成的秩序,因而应该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嵌入的角度研究经济行为。后来,Ostgaard和Birley(1996)基于英国集群企业的研究,发现商业网络与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交叠现象,从而证实了商业关系、创新行为的社会网络嵌入性。随后,Uzzi(1997)进一步指出,经济行为都是在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环境中发生的,是基于信任而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在网络嵌入视角下,研发创新活动的主体都是存在于社会经济网络和关系网络中、以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关系相互连接并相互影响。本文正是基于社会网络嵌入理论,对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和网络化范式进行重新审视,进而探讨其社会环境约束特征,提出技术创新的社会嵌入性风险这个新概念,并通过发生在当前中国市场上的典型案例对这种风险进行初步研究。二、 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与网络化范式1. 技术创新的内涵与基本特征。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在一定市场环境下实施的创造性活动。这种活动以企业为主体,但不局限于企业,而是由企业与其他合作企业、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等共同完成的系统性工作。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生产并提供新的产品,或者从根本上改善产品的质量;(2)引进新的生产方法、技术或工艺流程;(3)为产品或服务开拓新的市场;(4)获得一种原材料或者半成品的新供给源;(5)实行新的企业组织方式或管理方法。由于技术创新是在一定市场环境下的创新性的活动,因而必然受到市场需求的引导,其行为具有市场导向性。市场需求是创新理念的源动力,只有满足市场需求的研发活动,才能转化出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才能通过市场的检验、获得市场的认可,也才更有可能获得各种融资渠道的资金支持。因此,市场需求既是技术创新的激励因素,也是技术创新活动的约束条件。技术创新活动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为技术创新活动是一种创造性、探索性的工作,其结果总是不确定的,不仅技术本身具有不确定性,新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生产过程等都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具有天然的风险性。由于技术创新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技术创新活动所涉及的各方面的专业技能很难被一家企业同时掌握,而且一家企业也不愿意独自承担巨大的风险,因此基于企业单位间的互补和合作就必然会产生。在同一个技术研发链或者相关技术领域的企业,就会很容易地集聚到一起,或者形成多方合作的网状结构,集聚性和网络化也就越来越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一种重要特征。2. 技术创新的系统集成与网络化范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越来越呈现出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特征,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技术改进等研发活动也出现了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新趋势,各种研发工作不再由单一机构独自完成,而是由多个研发能力互补、利益相关的研发机构共同实施和实现。这种技术创新的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行为互动,使得技术创新活动也成为多个行为主体的系统集成。在这种新的系统集成创新模式下,各企业和其他研发机构一起共建实验室或者工程技术中心、建立各种形式的技术联盟与合作,形成多方合作共赢的网状研发创新关系,即创新网络。在一个创新网络中,各研发机构可以将精力集中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而将不擅长的工作交由网络中的其他合作机构去完成,从而大大提高了研发产出效率、降低了研发成本。通过网络式的合作关系,企业专注于发挥自身的核心能力,与合作伙伴共同形成组合优势,产生资源协同效应,更易于实现技术突破。通过合作创造的价值使得研发网络的各方都能受益,而这种协同价值是任何一方单独行动无法实现的。 在网络化范式下,技术创新活动将更多地采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将技术创新所涉及的各种资源、信息和行为主体都集成到一起,形成网络化的研发系统。技术创新网络中不仅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组织机构,而且组织机构间的联络关系也错综复杂。但是,通过网络间的协调配合,他们能够在共同的目标指引下相互协作、相互影响,使得整个研发网络呈现出整体性和协同性。三、 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与社会嵌入性风险1. 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与社会嵌入性。技术创新是围绕科学技术创新的一系列创造性活动。由于科学技术具有自然属性同时还具有社会属性,因此技术创新活动不仅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同时还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研发活动的创新成果有可能推动社会的巨大进步,同时也可能给社会带来一些潜在的灾难(例如原子能与核工业技术、转基因与生物克隆技术),可能带来人类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使得社会网络结构和关系发生剧变。因此各种社会环境因素必然会对研发活动提出一定的制约,使之始终处于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视角看,技术创新活动是镶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与社会环境实现互动,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生活服务等各种环境,而且总是处于这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之中,这就是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嵌入性。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环境约束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结构体系、社会文化观念、社会政策制度、社会信息传播、社会信任关系等多个方面。社会结构体系是指社会整体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各个方面;社会结构中的各个节点的认知观念及其相对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态度倾向和约束影响力。社会文化观念是指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各种观念、风尚、需求、习惯、伦理、心理倾向等,决定了社会成员对研发活动的态度倾向。社会政策制度指社会构成的基本制度、法律法规、政府的政策导向、经济制度体系各种行为规范和行为导向的总和,对技术创新活动起着直接的约束作用。社会信息传播包括信息的产生源、传播渠道、媒体舆论导向、信息传播的技术与传播速度等因素,因为其对社会文化观念起着引导作用,因而会间接对技术创新活动造成约束。社会信任关系指社会成员的信誉信用、相互间对承诺的信任程度等,其中政府作为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机构,其政策抉择和监管执行的公信力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非常重要。2. 技术创新的社会嵌入性风险。通常我们谈到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环境,更多的是探讨如何优化社会环境以支持研发活动、促进技术创新。但是,技术创新活动并不总是被社会环境所接受,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活动的作用也并不总是正面的。如果技术创新活动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抑制作用,对技术创新机构来说就会出现风险。这种风险不是由技术本身带来的,也不是由资本短缺、市场竞争等经济因素直接导致的,而是由社会网络关系带来的,是研发活动在嵌入社会网络关系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因此称为社会嵌入性风险。这种社会嵌入性风险,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化解,也不是简单地通过政策法律等手段能够直接影响和解决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转基因育种的技术创新项目。转基因育种就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从一个生物体中提取结构、功能清楚的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以获得新性状、培育新品种的过程。2011年,全球29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达到1.60亿公顷,占全球作物种植总面积的10.7%;美国在全球转基因作物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球的43.0%。近20年来,中国在转基因作物育种领域也紧跟世界步伐,有了较大发展,列入研究清单的项目主要包括转基因抗虫棉、抗病毒水稻、抗青枯病马铃薯,以及分别具有抗赤霉病、白粉病及黄矮病小麦等。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随后农业部在此基础上发布了4个配套规章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管理办法。2006年,中国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技术列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的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2008年,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将在15年内投入资金240亿元人民币,用于优势基因的挖掘、转基因品种选育和转基因作物品种的产业化。2009年,中国第一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水稻品系“华恢1号”和“Bt汕优63”获得安全证书,开始准备进入后续的品种审定、申请加工证书和经营证书、进行商业化种植。但是,正如本文前述的,技术创新活动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在转基因育种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各界对其安全性就一直存有疑虑,这种疑虑在转基因水稻临近商业化的时候,在诸多社会知名人士的参与下和媒体的推动下演化成了一场社会争论风暴,争论的论题远远超出了生物技术的范围,涉及到法律、伦理、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参与方也包括了媒体、国际组织、科研院所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普通民众面对海量的信息,也根据自身的理解和判断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争论拨动了公众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敏感神经,国家权威部门发放的“安全证书”本身的含义已经完全被忽略,而且无论是农业部官方辟谣,还是61名院士联名上书,都未能平息社会各界的争论。随后人民日报、央视和新华社等媒体开始明确表态:新华社发文称转基因食品是“大趋势”,央视发表评论称转基因尚未发现任何有科学根据的安全问题。但是,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和社会公众的质疑,转基因水稻作物的后续品种审定、加工证书和经营证书的申请一直没有获得主管部门的审批。2014年8月17日,两个转基因水稻作物的安全证书到期,安全证书的续期申请也没有按时获得通过。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目前来看还是遥遥无期。在转基因育种项目的研发过程中,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属性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转基因作物育种项目的研发过程中,出于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的考虑,社会各界不能顺利接受这项新技术,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是新技术产品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由社会网络关系的反作用带来的。这种制约作用带来的风险,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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