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国家对官员宿娼的管理摘要：身体一直是受社会规训的对象。官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身体行为，包括男女关系，势必受到一定约束。宋代国家逐渐禁止官员与官妓宿眠，律令、官箴在此问题上都有反映。究其原因，除了宋代伦理道德观的强化，还由于文官政治的发展，官员的行为需要更加符合行政体系的运作规范，加强对官员的身体管理成为国家实施权力的一个借力点。自宋以后，禁止官员宿眠官妓成为定例。 关键词：宋代；官员身体；官妓身体是政治、经济、文化及诸多社会关系的载体。在古代中国，身体作为政治世界最基本的单位，被一以贯之地阐发为家、国、天下的基础。礼记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起点；正当的男女关系，是修身齐家的重要内容。为君子者应克己奉行、切实履践，所谓：“夫妇之道，王化之基，男女正位，天地大义。平日所讲修身齐家之道，当真履实践，勿为口耳之学。”但是，与古代中国性别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相联系，娼妓制度包括官员宿娼行为长期存在，到宋朝以后逐渐有所变化，国家开始禁止官员宿眠官妓。在以往的研究中，宋代士人与妓女的关系较为人关注，相关成果较多，而官员作为士人中的当权集团，与不在官士人有着明显不同，对于他们与妓女的关系虽有论著涉及，但尚无专门研究。本文尝试从宋代国家对官员宿娟的态度及管理，分析国家对官员的身体控制。所谓“娼”，在宋代包括家妓、官妓及暗娼等等，其中家妓在“家”这个屏障的遮掩下，与媵、妾的界限模糊，其身分地位因其与主人关系的亲疏而各异，家长常常可以自行决定家妓之良贱身分的转换，从而使国家对家妓的直接管理难以实现；暗媚则因其行为隐蔽而不易纳入官府的日常管理。因此，本文所指的“娼”主要限于官妓，她们由官府直接管理，其与官员的交往也就处在国家的视野之下。一、朱熹与唐仲友之公案的争论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朱熹以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出巡台州，发现知州唐仲友诸多问题，遂上书奏劾。涉及的关键人物之一是台州营妓严蕊。夷坚志载：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伯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卿霖提点刑狱，因睬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齐东野语因夷坚志“不能详”其事，遂颇费笔墨地详加记述：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未几，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即日判令从良。继而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这些文人不惜笔墨，为一个妓女正名，认为严蕊是色、才、艺俱佳，且不屈于强权之人，不愧名列行首。严蕊因此“声价愈腾”，为士人追捧。朱熹与唐仲友之公案，牵涉人数较多，数百年来判定其孰是孰非的争论不曾停歇，而有关该事件的起因则始终语焉不详，有待学者进一步厘清。本文选取这则公案，是因其反映了宋代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的较丰富信息，有关此案的记载也比较丰富。撇开严蕊不论，也暂不辨事件的真伪如何，我们最关心的是案件主角唐仲友被劾的罪名究竟是什么?我们来看按劾人朱熹的说法。朱熹先后六次上书奏劾唐仲友，细数其行为乖谬。六次上书中，共出现7次“不公不法”的字眼。罗列的罪责主要有：“催督税租委是刻急急于星火，民不聊生”；“贪污不法”；判案“多是曲法枉断”；“私造兵器”，等等。与妓女相交也是主要问题。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状、按唐仲友第四状所述最详，其中，第三状具奏24条，涉及妓女的6条；第四状具奏20条，将前状的有些内容归并，有些加以强调，涉及妓女的共10条，内容包括唐仲友“不曾承准本州公文行下妓乐司照会”欲与严蕊落籍；“自到任以来，宠爱弟妓，遂与诸子更相腧滥。行首严蕊稍以色称，仲友与之蝶狎，虽在公筵，全无顾忌”；为妓弟制造衣服，使“一州惊骇”；让“弟妓早晚出入宅堂”；接受妓女请托，“严蕊及弟子朱秒人宅打嘱仲友”；等等。朱熹甚至调查出，连著名的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也是仲友亲戚高宣教在宴会上所撰，这与传说中系严蕊乞求脱籍时所作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从逻辑上看，朱熹六状是层层递进的关系，第三状到第四状的内容更加翔实。状中涉及妓女的条文逐渐增多，这是否意味着更为严厉的指控?朱熹描述唐仲友与严蕊的关系，多次使用“腧滥”一词，这是否暗指宿娼?使用“跄滥”措辞是出于含蓄文雅，还是因为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在描述唐仲友男十八宣教与官妓往来不绝时，朱熹明确指出其“到家(笔者案：指官妓王静住处)宿卧，至四更回州”；“与弟子沈玉情涉”，并由此怀疑仲友与妓有染。那么，宿娼到底构不构成处罚官员的理由?“私造兵器”在历朝都是严重的罪责，朱熹将宿娼与这一罪名并列，到底算不算“小题大作”?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要考察的。二、唐宋时期对宿娼管理由宽到严的演变从唐仲友案出发，结合唐宋时期其它相关案例，庶几可以厘清官员宿娼是如何成为“不公不法”事件的。唐宋时期，官员在人仕以前与妓女来往密切是平常之事。唐代甚至有“曲江会”，即官妓与新科进士的聚会。北里志记载：“京中饮妓，籍属教坊”，“惟新进士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都多有参与。陈寅恪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倡伎文学有密切关系，孙檗北里志所载即是一证。又如韩?以忠节著闻，其平生著述中香奁一集，淫艳之词亦大抵应进士举时所作。然则进士之科其中固多浮薄之士。”宋代太学生与妓女亦多往来，至有“学舍燕集必点妓”之说。但是，细观唐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变化，以下略作分析。杜牧是唐代风流才子，“自侍御史出佐沈传师江西宣州幕”，一路游山玩水，遍寻美色，“及闻湖州名郡，风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游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颇喻其意。及牧至，每为之曲宴周游。凡优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为出之。”这种恣意放纵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后来仍官至中书舍人。 即便是性格刚毅的刘禹锡，也与妓女暧昧不清。赴任姑苏时，路经扬州，扬州大司马杜公鸿渐为其开宴，“沉醉，归驿亭。稍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我有也。”妓女告诉他；“郎中席上与司空诗，特令二乐妓侍寝，且醉中之作，都不记忆。”刘禹锡不怪杜毁其清誉，仍“修状启陈谢”。有诗为证：“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唐代也有因妓女获罪之人，但情况较为特殊：(宗)楚客，武后从姊子，长六尺八寸，明皙美须髯。及进士第，累迁户部侍郎。与武懿宗不协，会赐将作材营第，僭侈过度，为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贬播州司马，晋卿流峰州。稍为豫州长史，迁少府少监、岐陕二州刺史。久之，复以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坐聘邵王妓，贬原州都督。唐律疏议载：“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疏)其工、乐、杂户、官户，依令当色为婚，若异色相娶者，律无罪名，并当违令”。宗楚客既“与武懿宗不协”，其违背良贱不婚原则正好授人以口实，被依律定罪就在所难免了。同属文杰的宋代柳永，就没有杜牧那么幸运。柳永“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但盛名之下，柳永的仕途并不如意，只好声称“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自嘲为“奉旨填词”，仅官至屯田员外郎，位列从六品，且宋史不具其传。宋人曾深刻地指出：柳耆卿“初磨勘及格，昭陵以其浮薄罢之，后乃更名永”，甚至留下了“其词格固不高”，尚有可取之处，而“其人则不足道”的评价。由于亲呢妓女而被人诟病的还有高似孙，因喜欢聪慧过人的“籍妓”洪渠，“遂与脱籍而去，以此得喷言”。而且，按劾唐仲友的朱熹并不是宋代以宿娼罪名来处罚官员的第一人，王安石即曾如此。熙宁三年(1070)知杭州祖无择被贬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安石听说“无择与官妓薛希焘通”。尽管“事卒无实”，但祖无择被贬，薛希焘则被“榜笞至死”。宋代的官员通妓案中，不止是官员的名誉、仕途会受到影响，妓女更成为赢接的牺牲者。三、宋代国家对宿娼管理的多源约束与妓女同士人交往密切相应的是，古史中从来不缺乏对于女色的戒惧，韩非子告诫：“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于燕处之虞，承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国语也道：“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从其恶心，必败国，且深乱。”至宋代，伴随着伦理价值观由文学向道德的转型以及文官政治的逐步确立，社会对于官员身体的规训也变得强化，从家庭到社会、国家，从家训到官箴、国法，都对官员与妓女的关系予以足够的重视。为告诫官员不可狎妓，官箴分析了妓乐的种种弊端。其一，认为妓乐分散精力，不能专注公事。今日自一命以上，孰不知作邑之难，既知其难，要当专心致志，朝夕以思，自邑事外，一毫不可经意，如声色饮燕不急之务，宜一切屏去。盖人之精力有限，溺于声色燕饮则精力必减，意气必昏，肢体越倦，虽欲勤于政而力不逮，故事必废弛，而吏得以乘问为欺。昔到元明政为天下第一，问其故，则不过曰：“日食一升饭，不饮酒，为作县第一策。”不仅如此，还有碍于公正。所以：燕会之时，非得台旨，妓女不许辄入宅堂，若旬休公暇，欲与寮宋士友会聚，只为文字清饮，彼当不以我为简也。剖决公事，自有公理正法，吾亦何心其间。其二，娟优资费为民脂民膏，以民之膏脂买笑违背作官之旨，还会影响声名。为县官者，同僚平时相聚，固有效郡例，厚为折殂用妓乐倡优，费率不下二三十缗者。夫郡有公帑，于法当用。县家无合，用钱不过勒吏辈均备耳。夫吏之所出，皆民膏脂，以民之膏脂而奉吾之欢笑，于心宁无愧?兼彼或匮乏，典衣质襦以脱捶楚，吾虽欢笑于上，而彼乃蹙额于下，况郡有郡将，如家有严君，子弟不敢狎，县家同僚彼此如兄弟，用妓之数，必至于亵，终招谤议。故县官于公退休洙之暇，宜以清俸为文字饮。不妨因而商榷职事，物虽不足，而情有余矣。所以，官箴告诫为官之人“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乐自戕也”。然而，官箴不具有强制性，更多地是代表一种理想，实际生恬中官员的行为往往与此有较大距离，要官员们真正做到谨守官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生活中就有“其不狎妓者，想独知县一人”的弋阳县官员群体。比官箴具有更强威慑力的是法律。为了促成行政体系的有效运作，国家不得不为官员们备受七情六欲扰的身体制定规范。宋代律令中，逐渐不许官员宴会招妓女侍陪，仁宗庆历元年(1041)应翰林学士苏绅所请，诏“沿边臣僚筵会，自今并不得以妓女祗应”。仁宗以后进一步变化，“嘉?v以前，惟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唯圣节一日许赴州郡大排筵。”宴会中若有妓乐，官员能否赴宴，需谨慎斟酌。南宋时，进一步颁布“敕：诸守令劝农辄用妓乐及宴会宾客者，徒一年”；“令：诸守令出郊劝农，(每岁用二月十五日)。不得因而游玩及多带公吏，辄用妓乐宴会宾客。”根据笔者的初步统计，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六迎送宴会“敕”部分有条文16例，事关妓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