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预览内容
亲,该文档总共9页,到这儿已超出免费预览范围,如果喜欢就下载吧!
资源描述
南非白人政府在非洲人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19481978)摘 要:20世纪40年代面对越来越多非洲人进入城市,为实现种族隔离发展的目标,国民党政府推出相关种族隔离措施试图扭转非洲人城市化趋势。然而,客观的非洲人城市化进程与白人政府种族隔离的主观设计目标背道而驰。家园制度的实施事实上成为剩余非洲人口进入城市的推动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在为非洲人提供更多技术岗位的同时,该战略与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之间的矛盾导致非洲人在城市陷入结构性失业。 关键词:白人政府;种族隔离;非洲人;城市化:刘 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20世纪以来南非居住在城市的非洲人人口比例不断增加,1936年到1951年间是非洲人城市化的高峰时期,居住在城市的非洲人口增长10.1%1。为实现种族隔离的目标,二战后白人政府强化了一系列种族隔离措施试图阻止非洲人城市化进程,然而,城市中的非洲人口比例总体上仍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2,从1951年的27.2%增加到1970年的33.1%3。与此同时,城市中的部分非洲人却陷入结构性失业,到1978年城市中的非洲人失业率达到12.4%4。由此可见,客观的非洲人城市化进程与白人政府种族隔离的主观设计目标背道而驰。那么,白人政府推行的种族隔离措施为什么没能阻止非洲人进入城市?白人政府的种族隔离措施对非洲人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国外学者从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环境学、营养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角度,对1980年以后的南非非洲人城市化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关于1980年以前南非非洲人城市化问题研究,学者们主要关注非洲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伦恩?布卢姆(Len Bloom)认为南非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基本模式同其他国家很相似,根源在于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之间存在的二元结构5。G.E. 斯滕特(G.E.Stent)6和戴维?威尔士(David Welsh)7也认为推动非洲人走向城市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经济的衰落和城市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詹姆斯 G.利伯恩和威尔伯特?穆尔则分别从城市化的推动力和吸引力出发,提出各自的观点,詹姆斯 G.利伯恩(James G. Leyburn)把推动非洲人移民城市的首要原因归于税收8,威尔伯特?穆尔(Wilbert Moore)却认为矿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成为非洲人离开保留地进入城市的吸引力9。国内学者在非洲人城市化问题上,在郑家馨的南非史、艾周昌的南非现代化、孙红旗的土地问题与南非政治经济以及杨立华的南非政治经济的发展的著作中均有涉及,但未见有学者从白人政府干预的角度来研究非洲人城市化问题。对城市化的概念不同学科都试图作出相应的解释。人口学所指的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最终导致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一个过程,主要是观察城市(镇)人口数量的增加变化情况,城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提高等,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经济、社会原因后果。经济学家通常从经济与城市(镇)的关系出发,强调城市化是从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化,更为强调在不同地区中的经济结构相互转化过程,也就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转化过程。本文在分析南非非洲人城市化问题时,主要借用了人口学和经济学关于城市化的概念,探寻白人政府的干预在非洲人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一、白人政府干预非洲人城市化的背景19世纪末以来,随着南非劳动密集型矿业和农业对非洲人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开始进入城市,1911年非洲人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13%,二战结束时这一比例上升到24.3%,超过了居住在城市的白人人口,仅1936年到1946年间居住在城市的非洲人口增长60%10。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居住在约翰内斯堡的一些非洲人已购买了私有产权住房。二战期间,进口产品的减少以及盟国对南非商品的需求增加拉动了制造业的增长,1936年至1946年制造业年均产量增加5.1%,与产值增长相对应的是劳动力需求增加,加上战争期间许多白人工人参军离开工作岗位,1933年至1947年非洲人年均就业增长8.6%11。同时,1916年至1948年制造业中人均资本增加15%12,已经有5.8%和34.2%的非洲人进入技术和半技术工种岗位13。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非洲女性进入一个新的就业领域家政服务,1932年至1938年间在约翰内斯堡从事家政业的非洲女性从5 000人增加到22 765人14,到1946年城市非洲人中女性比例占到三分之一15。单身女性出生或移民到城市不仅吸引男性移民到城市,而且带来了城市中第二代非洲人的出生。越来越多非洲人进入城市引发了白人社会的担忧。1946年白人政府成立了汤姆林森(The Tomlinson)委员会专门调查非洲人城市化问题,该委员会在其最终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每年有85 000班图人进入“白人”地区16,而且“越来越多离开保留地的班图人长期定居在了白人地区”17。对此,委员会认为“南非目前的趋势无疑会导致两个种族(白人与非洲人)更多的融合”18。这种融合最终会导致政治权力转移到班图人手中19。因此,该委员会提出,白人想把南非政治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唯一解决途径是让班图人实现独立20,从殖民地建立之初,南非就在种族之间推行地域隔离,政府在1913年的土地法和1936年的土著人管理和土地法中明确规定把41 262 000英亩土地最终划归班图人21,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班图人的民族家园。在汤姆林森报告的基础上斯揣敦(Strijdom)政府在发表的白皮书中指出:“政府反对种族融合以及可能的中间道路,种族隔离政策正在逐步得到贯彻执行。”22在一次与企业家的讲话中,斯揣敦明确指出南非白人要想保持白人种族和西方文明在南非社会中的控制地位,最关键的举措是在导致白人灭亡的种族融合与保证白人垄断南非政治经济优势地位的种族隔离制度之间做出正确选择23。 二、白人政府干预非洲人城市化的种族隔离措施为阻止种族之间出现融合,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白人政府明确表示,非洲人的城市化趋势必须加以控制,非洲人劳动力是南非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只能作为流动劳工暂时居住在城市,不能获得与白人平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为此,国民党政府强化一系列种族隔离措施来力图阻止非洲人的城市化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为实现建立“种族隔离”白人国家的最终目标,白人政府逐步把保留地制度演进到家园制度。非洲人家园制度与保留地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从法律上讲以前历届白人政府承认非洲人和白人同属于一个政治实体南非。1951年国民党在其颁布的关于“黑人家园”的第一个法律文件班图权力法和1959年颁布的促进班图自治法中否认南非是一个统一国家,把南非分割成白人南非和若干个“非洲人民族国家”,旨在最终把非洲人家园从南非“分离”出去,实现所谓非洲人“独立”,建立非洲人国家。依据白人政府的计划,非洲人家园“独立”以后,非洲人的一切权利都只能在非洲人独立国家里享有,在“白人南非”地区不得享有任何政治权利,等到所有10个非洲人家园都成为独立国家之后,白人在占全部国土87%的“白人南非”范围内成为人口占多数的种族,白人由此可实现建立“白人南非”国家的计划。为此,白人政府强制推行种族隔离的非洲人口再安置政策,大批非洲人被迫离开城镇,多数人被迁到各个非洲人家园。与此同时,为保证家园制度的实施,白人政府以班图教育代替教会教育,在非洲人中传播“独立发展”的价值观,1948年马兰(Malan)政府上台后,任命艾泽伦(Eiselen)委员会专门考察非洲人教育。艾泽伦委员会认为教会学校培养了在南非要求实行非殖民化和多数民主的非洲人精英,建议关闭教会学校,以班图教育代替教会学校,传播“独立发展”的价值观。1953年当时任土著事务部长的维沃尔德阐述了白人政府对非洲人教育的原则:其一,非洲人教育区别于欧洲人教育;其二,教育为人们提供生活的机会,对非洲人而言,就是在乡村生活或当移民劳工;其三,教育必须向非洲人灌输如下的思想:他们不能与白人享受平等权利,他们的发展只能限于他们自己的范围之内。依据这一原则,1953年南非政府通过了班图教育法,第二年生效,该法规定在教育体制中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把各省的非洲人教育置于土著人事务部之下,没有经过该部批准,不得建立任何学校。班图教育法同时规定,非洲人学校的教学必须符合“班图教育”的原则,限期关闭以往教会兴办的学校,新办的非洲人学校须设在土著人保留地,不得设在城市地区。除政府拨出固定数目的非洲人教育经费以外,超支的款额均由非洲人自己负担。另外,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为减缓并阻止非洲人的城市化进程,白人政府鼓励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力图减少资本主义经济对非洲人劳动力的需求。1967年南非通过的人力资源计划与施行法给予企业投资补贴以及对机器和设备减税等优惠政策,通过降低资本成本,白人政府鼓励以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成本比20世纪60年代下降了一半24。其中,1946年至1970年间南非制造业中资本构成发生巨大变化,总成本中的资本构成比例相对于劳动力构成成倍增加25。三、白人政府的干预对非洲人城市化的影响那么,白人政府采取的这一系列种族隔离措施是否减缓了非洲人城市化进程?从表1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居住在城市的非洲人人口比例呈继续上升趋势,从1951年的27.2%增加到1970年的33.1%,城市中的非洲人口比例总体上仍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26。到1970年,有5百万以上的非洲人留在城市27,这一数目相当于1/3的非洲人,是1946年人数的3倍,非洲人人数比白人多出50%28。也就是说,白人政府推行阻止非洲人城市化的措施没有产生预期效果,非洲人城市化进程继续进行。那么,白人政府推行的种族隔离措施为什么没能阻止非洲人进入城市?1. 家园制度推动剩余非洲人口转移到城市南非家园经济的最大特征是土地面积极其狭小,这一局面的出现是白人政府干预的结果。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白人殖民者先后对科萨人、苏托人、佩迪人和祖鲁人等采取军事行动,以武力掠夺非洲人土地,并通过立法确保白人拥有南非绝大部分的土地所有权。1909年的南非法确认了白人对南非非洲人土地所有权掠夺的现实,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严格划定了南非白人与非洲人土地所有权的地域范围,当时划分出的保留地面积为898万公顷,占南非国土总面积7.3%,剥夺了非洲人对南非绝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权。1936年南非通过土著管理和土地法禁止非洲人在保留地以外占有或购买土地,虽然新增加约1 800万英亩的土地“让与”非洲人,但保留地面积只占南非总面积11.7%29。1959年的促进班图自治法再一次对南非的土地分配作出规定:571 014名白人农场主拥有71%的南非土地,12.4%的土地属于保留地3 387 384名非洲人所有30。于是,南非土地分配出现严重的种族不平等现象,家园地区非洲人人均占有土地12.696英亩土地,而白人农场主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则多达423.2英亩31。虽然白人政府也意识到家园面积过于狭小,并试图通过购买扩大其面积,但由于遭到白人农场主的强烈反对,到1970年家园面积仍然只占南非总面积的13.3%32。在南非家园狭小的土地面积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非洲人人口却在不断增加,从1936年到1970年家园的非洲人人口分别为:1936年2 962 396人,1946年3 267 185人,1951年3 307 234人,1970年7 138 197人,从这一组数字可以看出,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家园人口从2 962 396增加到7 138 197,人口增长近3倍33。其中,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非洲人口增长呈相对稳定增长状态,然而,从1951年到1
网站客服QQ:2055934822
金锄头文库版权所有
经营许可证:蜀ICP备13022795号 | 川公网安备 511402020001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