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各体文学通观性探析元代诗、文、词、曲(杂剧)等各体竞盛是推动元代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元代各体文学通观意识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借鉴。元代文学研究发展至今，要求我们必须以通观性眼光，对各体文学进行整理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元代文学诗、文、词、散曲、杂剧等各体文学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创获，但也存在着各自叙述、互不关联的问题。学界虽有纠正文体彼此割裂、互不关联问题的意愿与尝试，在雅俗两大文人群体创作动机的解读上，虽有所丰富，但仍多把雅俗文学(本文雅俗文学的界定，参照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说，诗文词为雅文学，散曲和杂剧统称为俗文学)放在孤立的层面理解，对二者的互动共生性认识不足。由于缺乏整体的、通观一代的研究，元代文学的不少问题，始终难以解决;有些问题，则很难得出客观的、大家公认的结论。前者如元代文学的基本风貌，一代文学的基本特点，至今少有论及;又如有人概括元杂剧的人文精神是浪子风流、隐逸情调、斗士精神，但蕴含于其中的重建社会秩序的大义担当精神，却被忽略了，这就大大低估了元代文人的社会作用和价值。后者如20世纪关于元代文人地位的争论，元曲研究者坚持“元代文人地位低下”说，而诗文研究者反认为元代文人待遇相当优渥。各是其是，各执一端。只有打通不同文体，对一代文学作通观性研究，诸如此类的问题才能解决，文学史界对元代文学，进而对元代文人和元代社会，才能得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本文在概述已有元代诗、文、词、散曲、杂剧通观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试就元代文体通观研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一、元代各体文学通观意识概况(一)关于雅文学和杂剧的关联有关元代诗词和杂剧的关联研究，可谓寥寥。今人关注了杂剧中移植化用诗词名句、融化佳构意境的创作方法，如我们熟悉的西厢记，其曲词的突出特征就是把传统诗、词、骈文的语汇语法及其表达手法熔炼入曲。“长亭送别”一折，正宫端正好中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明显移植化用了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中“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的词句。取秋景凄凉的意境，以烘托送别的凄冷气氛，抒发莺莺痛苦压抑的心情。收尾中的“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也是化用了李清照武陵春中的“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本色派的关汉卿，也往往把方言口语与传统诗词的书面语熔为一炉。其单刀会第四折中的双调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和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曲词明显借用了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意境和词语，虽已口语化，但与苏词可谓异曲同工。以上这些都说明了杂剧和诗、词等雅文学之间的关联。还有人关注了“观剧诗”,来探讨诗歌和元杂剧的关联，如马丽丽的诗歌与元杂剧,但该文把元散曲作为广义的诗歌来看待，忽略元散曲俗文学的特点，不是本文所探讨的元诗和元杂剧的关联研究。在元代寻找一批既创作诗文又创作元杂剧、且有作品存世的作家来具体探讨雅俗两大领域里的文体关联，无疑是元代文学通观研究的一个新视角。邓绍基先生虞集与十花仙杂剧即考证了“元诗四大家”之首的虞集，除了创作诗、文之外，还作有杂剧十花仙.(二)关于雅文学和散曲的关联关于雅文学和散曲的关联研究，以前人们关注的基本上是词和散曲。对于词曲关系，学界出现了以词绳曲3297、以词入曲432、以词为曲599、词曲互渗等说法6280,使不足百年的元代词曲递变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当下，对元代词、曲关联的研究，多以词、曲兼作的作家为视角，也就是同一作家的词、曲比较研究，如杨果、胡祗遹、王恽、白朴等，其中以白朴为最。关于词、曲的关联，陶然金元词通论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指出元词与元曲都从对方那里吸取若干因素为己用，产生了“词入于曲”以及“词的曲化”现象。他指出，“词入于曲”体现在词调入曲、词境入曲、词事入曲三种形式。“词的曲化”主要体现在内容的曲化、语言的曲化、风格的曲化，并以大量的词曲兼作的作家创作来证实元词和元曲在相同的文学背景下共生而互动的文坛状况6261-280.张石川在白朴与元初词曲之嬗变中梳理词曲研究时，对词曲关联的研究归纳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互文模式，另一种是互动模式。所谓互文是指同一作家不同文本间存在着的关联性，或者说某一部作品所具有的意义在其他作品中可以找到相应的解释所谓互动，强调的是不同文类之间产生的交互影响74-5.该文还就两种模式的利弊作了评析。不过在他自己展开研究的时候，又多受文类概念的影响，用“以词入曲”的提法具体分析白朴作品中文类渗透的现象。还有人借助音乐来谈元代词曲问题，对此研究视角出现的不足，李昌集曾有所批评，他在关于“词曲递变”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在词曲递变方面不仅仅涉及音乐，还有文化学，甚至在学术维度上关涉文学语言学、文学风格。而在这些方面，有的表现出泛泛而谈，更有甚者出现明显的错误-缺乏基本的音乐常识(乐理和技术),对古代“音乐文化”理解甚浅，拼凑堆垛资料。如有文章称音乐为唐之“法曲”,词体发生于唐代宫廷乐舞之变革，是“宫廷文化”产物，与民间毫无关系等893-94.李昌集指出，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元代词曲的关注，文学研究者，不坚守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却较多陷入音乐等非文学史层面去了。他在该文中强调说：“今天词曲递变还是个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学史命题。因此，窃以为目前以有实证条件的文体递变为出发点和指归，然后再联系和扩展到其他方面，词曲递变才是一个学术真命题。”893-94也就是说，词曲递变应回归文学史层面去讨论。以文学史为视角，来研究元代文学中词曲问题，要比陷入音乐等非文学史领域要好得多。其实，元代的诗和文章、诗和散曲、诗和杂剧等，都应该在文学史层面去展开讨论。从这个角度讲，李昌集对词曲递变的主张对我们思考其他文体通观研究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三)关于雅俗各体文学的关联元代诗、文、词、曲(杂剧)等各体竞盛，它们之间的关联研究是最难的，这是打通雅俗两大文学领域的研究，也是推动元代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元代文学研究中打通不同文体作通观研究的意识早已出现。20世纪50年代，孙楷第先生的元曲家考略，就是由诗文文献入手研究元曲家生平的经典性成果。90年代，左东岭先生在元代文化与元代文学9中曾较早从文人心理的角度来综观不同文体的创作。1994年邓绍基先生在为李修生先生元杂剧史写序时指出打通“元人杂剧和元人诗文”两个既分裂又联系的“世界”,对元代文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和巨大空间108.世纪之交，查洪德先生在元代作家队伍的雅俗分流11189一文中指出：“元代文坛出现了作家队伍的雅俗分流，这两个队伍并非对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和谐共生的。”在前贤基础上，拙作金元之际北方雅俗双栖作家群体与散曲-以受元好问影响的双栖作家群为例12尝试对元初北方的雅俗双栖作家进行梳理。总的来说，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极少，还亟须深入。二、注重元代文学文献通观性的整理要进行元代文学通观性研究，首先，我们需要注重元代文学文献通观性的整理。将元代作家传统的诗文词和新兴的戏曲文献统一起来加以整体关联研究;众所周知，文学文献是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文学演变的历史实录，是文学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和原始起点。文献的匮乏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研究者的视角和思路。胡明先生说：“一切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唐诗研究大抵有两大范畴：史料的整理与史料的解释。前者追求的是文学史实的完整认知，后者注重的是文学史实的理性阐释。”13胡先生当时是针对唐诗研究有感而发，其实这同样也适用于元代文学通观性研究。文学文献的整理与文学文献的阐释是一体的两面，二者不可偏废。但目前，元代文学文献通观性的整理认识存在不足，以致在通观研究意识出现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通观研究的做法。比如有人用文类学概念论及元代文体的关联问题。在诗文为高等级文类的场域中，低等级文类的文学经典的形成具有比较复杂的原因。这种原因大概来自于社会时代和主体经历两大方面。就社会时代方面而言，可以元曲为代表。在外族对汉人的统治秩序下，以诗文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遭到颠覆，“九儒十丐”的社会地位自然逼得像关、马、郑、白“四大家”等传统文人向俗文学中寻求寄托生活之道，无心插柳柳成荫，传统诗文的积淀与俗文学的二次熔铸，催生了戏曲文类的成熟及其经典作品的产生14154.该文全篇主要论述的是文类和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由于内容涉及元代传统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关联问题，在这里也有商榷的必要。首先，是“九儒十丐”说。早在20世纪末，台湾学者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详细考述儒户设立经过、数目、权利与义务以及出路问题，指出其地位略同宗教教士，优于军站民匠，所谓“九儒十丐”并非事实15.也就是说，元代儒士的地位并不如此低。其次，说元代以诗文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得以颠覆也值得商榷。在元代，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诗文，而不是戏曲。这种看法，学界多有论述。如查洪德先生论文元代作家队伍的雅俗分流言：“从作家队伍和创作量两个方面看，当时的文坛都是以传统雅文学为主导的”11;杨镰先生发表在文学遗产2002年1期的论文元诗文献研究言：“通过元诗文献研究，结论出乎意外。元不但不是传统的诗文正在消退而让位给新型的代言文体的时代，而且诗的繁荣普及大大超过了宋：这就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元代文学的布局，必须换一个视角看待元诗。”结合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元代文章，无论是蒙元初期还是元代后期都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特色。元初重要文臣胡祗遹在翰林院庭壁记中指出：“文章之功亦大矣!至于生前，因文辞以济事，如训诰、如誓命，从群听、惬群望、定大业、剪大凶者，又岂特以饰口舍之虚言哉?”16从中可见其对文章功用的态度，依然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胡祗遹去世后三年，王恽在故翰林学士紫山胡公祠堂记中说：“举世皆曰儒者执一而不通，迂阔而寡要，于是士风大沮。惟公起诸生，秉雄刚之俊德，负超卓之奇才，慨然特达，力振颓风，志大学，致实用，谈笑议论，挥斥流俗，文章气节，振荡一时。”17卷四十王恽之所以高度评价胡祗遹的为人及其文章，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和胡祗遹在诗文方面有相同的文学观，即文贵实用，以文章为救世行道之具。即使他们也参与当时新兴的俗文学散曲的创作，但仍以写作诗文为主。钟嗣成在其录鬼簿中所列刘秉忠、胡紫山等高官文人之后接着评价：“右前辈公卿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于乐府留心。盖文章政事，一代典型，乃平昔之所学，而舞曲辞章，由于和顺积中，英华自然发外”指出了以上诸名公的身份、地位及创作，并说明了他们在经世致用的诗文创作之余，还创作散曲的事实。整体上来讲，这批文人还是以诗文创作为主，散曲创作为辅。这都说明至少活跃在中统、至元时期的高官文人依然维系着这种社会价值体系。即使我们认为具有浪子情怀的关汉卿这样的杂剧大家，他的作品也值得再审视，如一贯被认为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窦娥冤，并不是一味地反封建，把矛头指向统治阶层，而是对社会道德重建的呼吁，对社会良好秩序的期盼。元代杂剧作家从事杂剧创作也不是都一味地为了生计，而是把杂剧创作作为和诗文有同样的价值追求的工具，如郑廷玉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一位草芥书生，由儒家文化教养所决定，他不具备关汉卿玩世不恭的浪子情怀，对蒙古铁骑入主中原所造成的生灵涂炭、礼义尽废痛心疾首，与大多数经过血与火洗礼的落魄书生一样，在备受煎熬中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