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归田录中的“人才梦”归田录是欧阳修晚年重要的作品之一，内容涉及北宋前期的人物轶事、社会风情和官场轶闻等，情节生动，文字练达，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归田录成书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该书以“归田”为名，寓其归隐之意。欧阳修在自序中即阐明了其创作宗旨：“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谈笑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 欧阳修为官四十余年，官至参知政事。他深知人才的重要性，认为“天下之治必与众贤共之”“古之所以成事者，必有国士共之”。故而一直主张朝廷应优选人才，并进而提出了选用人才的原则和方法。事实上，相比时论、条陈和信函等零散的材料，归田录更能够直观地反映欧阳修的用人思想。一人之身体有胖瘦、高矮之分，打扮亦有香臭、脏净之别，这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则总有一些人“出其类”过甚，从而引起人们的稀奇之感。归田录即辑录了多条相关身体的轶事，表明了欧阳修对高矮、胖瘦、香臭的看法，而这种看法直观反映了欧阳修的部分用人思想。1、胖瘦有宋一代，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都有了大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大为提高，但多数人并没有达到丰衣足食的地步。物以稀为贵，所以，人们对“胖”有一种普遍的欣羡，“以谓享富贵者，必有异于人也”。如张齐贤“体质丰大，饮食过人”，而且特别喜欢肥猪肉，一吃就是数斤之多。常人服用天寿院风药黑神丸，一次不过一弹丸，他却要以五七两为一剂，“夹以胡饼而顿食之”。在罢相知安州期间，他曾与宾客会食，厨吏在厅侧放置一金漆大桶，窥视他所食，“如其物投桶中”，到了傍晚，“酒浆浸渍，涨溢满桶”。郡人都惊叹不已。欧阳修显然并不认同这种看法，故而笔锋一转，以“清瘦如削”“饮食甚微”的晏殊作参照，认为“此亦异于常人也”。张齐贤、晏殊，一胖一瘦，皆官至宰辅，位极人臣。再如，两浙人氏盛度和丁谓并以文辞知名于时，盛度“丰肥大腹”，丁谓“竦瘦如削”，时人谓之“盛肥丁瘦”。盛度、丁谓二人后均拜宰相，位高权重。再如晏殊的幕下宾客王琪和张亢。张亢身体肥大，“琪目为牛”；王琪瘦骨嶙峋，“亢目为猴”。二人以此相互讥诮。王琪曾嘲笑张亢说：“亢触墙成八字。”张亢则针锋相对：“琪望月叫三声。”三则轶事，胖瘦对举，六人皆位至显官，足见朝廷用人并不在于胖瘦与否。2、高矮以体格而论，南方人多矮小体弱。如广西“男子身形卑小”（岭外代答），福建“人材短小”。宋代招募士兵讲究身高，南方人多因“格尺不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常遭到嘲笑。故他们多崇慕身材高大之人，福建地区甚至流传着“长大者必为贵人”之类的说法。福建人章得象“身既长大，而语声如钟”，后官拜宰相，更是印证了传言。相对地，北方人身高体壮，然亦不乏“出其类者”。如河南人王洙侍读“身尤短小”，为官处世却不卑不亢。景?v年间，李照作乐，每每对人说：“声高则急促，下则舒缓，吾乐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当丰大。”王洙讽谏他说：“君乐之成，能使我长乎？”后朝廷果不再用此乐。对于前者，同是南方人的欧阳修反问道：“岂出其类者是为异人乎！”后例即否定传言。显然，他不认为朝廷用人与身材高矮有关。3、香臭到了宋代，香成为了文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如真宗朝学士梅询就“性喜焚香”，他每天早起视事之前，一定要焚上两炉香，“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待到官所，他便挥动袖子，“郁然满室浓香”。故时人皆称之“梅香”。那么，“香”是否即可以作为朝廷选人的标准呢？显然不能，欧阳修转而又提到了一则有关“窦臭”的轶闻：窦元宾“不喜修饰，经时未尝沐浴”，还是“以名家子有文行为官职”。或许“香”“臭”的社会风评不同，可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当世名臣。4、脏净打扮有“香臭”之别，亦有“脏净”之分。例如，有个叫李憨子的“里巷庸人”，善于弈棋，虽“状貌昏浊，垢秽不可近”，但却颇为人称道，“云举世无敌手”。对此，欧阳修借胡旦之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以棋为易解，则如旦聪明尚或不能；以为难解，则愚下小人往往造于精绝。”朝廷用人与脏净亦无干系。此外，在欧阳修看来，朝廷用人亦当不拘囿于年龄。年龄的大小或可代表资历的深浅，但并不表示能力的高低。如“国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罢相时父母皆在，人以为荣”。欧阳修生活的时代，“享富贵者，必有异于人”渐已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以致“世以其异故贵”。这一方面有违朝廷选才任能的一贯态度；另一方面，更易导致“命由天定”等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扩散，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故而在上述身体轶事的书写中，欧阳修处处针锋相对，巧妙地运用对比的手法，化流言于无形。此举实有拨正不良风气，重树社会价值观念的意图在里面。欧阳修意在申明朝廷用人并不以胖瘦、高矮、香臭、脏净、长幼为衡量标准。尽管如此，欧阳修也并未完全否认个人形貌的作用。如真宗“每御崇政赐进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二北宋时期，选才、用人是个双向选择的问题。朝廷冀求人才兴邦，故“博采广求而多蓄之”（又论馆阁取士札子），“天下之治必与众贤共之”（再论水灾状）；士人则希以个人所学获得朝廷的重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科举考试正是朝廷与士人双向选择的主要渠道。不过，人的身体差异并非这一选择的必要筹码。欧阳修认为选拔人才只有不拘资历，才能广开才路。为了拓宽择人之路，广招人才，欧阳修提出“尽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论军中选将札子），即打破论资排辈的旧框框，破格选拔人才。1、对用人者来说，朝廷选拔、任用官员需要有知人之明，容人之量。关于择才的必要性，欧阳修在论李昭亮不可将兵札子中即有论述，他认为：“方今天下至广，不可谓之无人，但朝廷无术以得之耳，宁用不才以败事，不肯劳心而择才。”所以，朝廷优选、重用人才的同时，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用人先得识人，人贵有知人之明。如杨大年有“知人之鉴”，曾为朝廷发现并培养了许多可堪大用的人才。扬州人仲简“以贫拥书大年门下”，杨大年见而奇之，“教以诗赋”。后仲简进士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阁侍制以卒”。谢希深颇富文才，应进士举时，“以启事谒见大年”，杨大年即自书其文于扇，并为之延誉，“由是知名”，官至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又如宋祁为布衣时，“未为人知”，独大臣孙?见而奇之，“遂为知己”，后宋祁官至显位，有所厚报。再如，薛居正亦有知人之明。明镐未显之时，薛居正即“待之甚厚，直以公辅期之”“常辟以自随，优礼特异”。后明镐“果至参知政事以卒”。用人须有容人之量。如太祖时，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所为多不法”，不仅“贷民钱不还”，还“掠民女以为妾”，以致老百姓都去找太祖告状。太祖非但没有因此责备汉超，反而处处为他辩解。于是“汉超感泣，誓以死报”。又如真宗之时，鲁宗道往往“易服微行”，私饮于酒肆，后为真宗知悉，诘问其实，宗道具以实对。真宗未追究其责，反以为他“忠实可大用”，后果成一代名臣。用人之道即在于优容他人，从而使人尽其才，报效朝廷。此即欧阳修所谓“任之必专，信之必笃，然后能尽其才而可共成事”。用人须赏罚分明，不失信于人。欧阳修认为“赏及无功则恩不足权，罚失有罪则威无所惧”。“赏罚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所以，他建议“有劳效之人，量其大小，一赏而止，若其别著能效，则拔擢自可不次”。同时，用人者不可失信于人，否则亦会影响其威信。如太祖时，有人诬告西山巡检郭进“将有异志”。太祖“以其诬害忠臣”，本欲杀之。“进得而不杀”，并对他说：“如果你能攻陷一座城池，我便赏你一官。”一年后，那人竟真的“诱其一城来降”。太祖意欲反悔，那人说道：“使臣失信，则不能用人矣。”太祖恍然大悟，于是“赏以一官”。用人须明辨忠奸，远离小人。奸佞误国，如曹利用即为小人所害，被逼自缢。又如孙仅作骊山诗，有“恶仅者录其诗以进，“欲中伤之”。再如宋庠初名郊，有“忌其先进者”诽谤他，谓其名不祥，太宗“遽命改之”。为此，欧阳修提出了不为毁誉之言所迷惑，正确区分可用之人的重要方法，谓之“听察之要”：“若所誉者君子，所毁者小人，则不害其进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誉之，则可知其人不可用矣。后宋庠官至司空，“兼享福寿而终”；而诽谤之人“不见用以卒”。欧阳修不无庆幸地说：“（此）以为小人之戒。”用人要远离奸邪，而个人亦须慎重，勿为小人。2、对被用者来说，德才兼备是士人能否被朝廷选拔、重用的主要标准。欧阳修认为“考行选贤，故人皆修德而自厚；论才较艺，则下或炫己而忘廉”（答胡秀才启），因而主张“论材德而取士”（议学状）。归田录即辑录了诸多相关轶事，劝勉士人要才、德兼修。这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欧阳修承认各人的天资存在差异。如宋绶、夏竦参加童行诵经考试时，有一个行者背诵法华经达十年之久，竟未获通过。“二公笑且闵之”，各自取了一部法华经背诵，宋绶用了十天，夏竦用了七天，皆“不复遗一字”。“人性之相远如此”，是以宋、夏二人位至显官时，同试的行者仍默默无闻。每个人的资质或有不同，但欧阳修依然认为熟能生巧。如卖油翁的故事即是一例，其文如下：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但微颔之。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学”可熟能生巧，“人不学，不知道”。欧阳修诲学说即明确指出：“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诲学说）北宋前期，朝中许多大臣因不熟悉历代典章、名物之制而犯过不少错误，甚至宰相也不例外。例如，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将议改换年号，“语宰相勿用前世旧号”，于是改元乾德。其后，太祖偶见“内人镜有乾德之号”，就问学士陶?b，陶?b说：“这是伪蜀的年号。”太祖又问那内人，果如陶?b所言。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叹宰相寡闻也”。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为此，欧阳修大声疾呼“朝廷之士，不可以不学也”。如何“学”？欧阳修主张知学要读书。读书须抓紧时间，不可懈怠。钱惟演“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宋绶“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欧阳修自己更是“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三人俱以才学知名于时。那么，“学”什么的问题同样很重要。“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后儒学，贵吏事而贱文章”。在欧阳修这里，“学”的内容主要包括“儒学”和“文章”。若士人欲求朝廷重用，就必须重视这两方面能力的培养。一方面，重视儒学，务求义理。宋代前期，统治者皆重视儒学，如太祖“重儒士”，太宗“崇奖儒学”，甚至退朝后“常命侍臣讲读于迩英阁”，真宗也“尤重儒学”。“名臣贤辅出于儒学者，十常*也”（乞补馆职札子）。因此士大夫若欲获得重用，亦要精通儒学，且务求义理。如李庶几“文思敏速”，举止“轻薄”，曾与举子在饼肆中作赋，“以一饼熟成一韵者为胜”，但“为文不求义理”，因此落选，反倒是“尤苦思迟”的孙何得了第一。另一方面，文章宜简练达意，文道并重。万不可像杨亿那样，总告诫门人“为文宜避俗语”，自己反倒闹出了“未审何时得卖生菜？”的笑话。再如夏竦为文注重“文以载道”，寓孝道于“四六偶对”“最为惊绝”。欧阳修重视人的才能，但他更注重人的德行修养。他说：“论才较艺，则下或炫己而忘廉。”“如事亲不孝，行止渝滥，冒哀匿服，曾犯刑责，及虽有荫赎而情理重者，以上事节，苟犯其一，并不得收试。”（论保明举人行实札子）既然如此，那么士人拥有怎样的人品操行，才能更好地效力朝廷？ 忠君孝亲。忠君者，前述鲁宗道私饮酒肆，真宗非但不追究其责，还大加重用，只因他“忠实可大用”；孝亲者，像夏竦由于父亲死于契丹人之手，便拒绝出使契丹即是一例。方正持重。如贤相王曾就说过：“大臣执政，不当收恩避怨。”再如李沆为相亦“沉正厚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