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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改治标,政改治本所谓改革,要从民生政策抓起,保障民权,在公民社会逐渐培育成型后,进行司法体制、新闻体制、社会组织管理方式的改革,最终实现转型目标。对改革的动力问题,虽然社会矛盾突出,但社会矛盾正是继续改革的动力所在。我认为,就基层体制改革而言,财改为治标之策,政改才是治本之方。 财政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你只是想在财政方面有所作为,我觉得财政可能解决某一些问题,但它同样带来另外一些问题。我们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员与民众的问题。也就是民生民怨的问题。我认为民怨的解决应当从基层做起,以基层为单位做起。我们的想法,说是给基层财政更大的财力,从财政分权解决实际问题,但实际上这种分权,它不是个政治分权,只是一个财政分权。所以它治标不治本。我认为中国的问题实际上都在县,那么要解决民怨问题和基层的民生问题,就要让县一级拥有完全政权。那么按本地人的意志,什么叫本地人意志,就是要对本地人负责任的问题。所以它不是一个财政问题,它是一个制度问题。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的政治制度是有这个意思的。我们现在选我们的法律,实际上已经规定了,县一级人民代表是直接选举的,但是它这个选举,不是真正的按照民主化选举来做的,所以他选的代表,不一定就能够代表本人的意志,而且,人大代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官员都当人大代表,而且一个可能人大代表非职业化,所以在县一级政权中间,你就感觉到,这些人实际上也选出来了,但他不一定能够做什么。这也不是财政能做的。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按照现在的法律体系做实,你这个政权就实现了自治。中国要改革,中国政治要避免发生大的动荡,就应该把县一级政权做实了。本地的人按本地的意志管理好本地人的事情。每一个县,都对他的民众负责任,那么他们实际上就对整个国家负责任。国家就安定了。基层矛盾是改革的动力县政改革需培育地方政治家。现在县乡干部异地为官存在很大问题,其中经济成本、政治成本、政治资源分配不公平、反腐败成本等都在增加。其次,司法地方化是当前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司法机关成为了某些地方党政搞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甚至成为了地方主要领导人打击异己,巧取豪夺的工具。县级法院要改为由省直管,人、财、物脱离地方,这是可以做到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犯了错,法院要敢判,这样判决下来老百姓还不相信司法吗?县委书记要到省里去开后门,难度大了。而且法官不要是本地人,而要实行流动制,还要实行终生责任追究,不管到了什么地方,追究到底。用司法监督地方不乱来,减少腐败,侵害老百姓权益的事情也少了,然后慢慢走向平稳,平稳后进行下一步改革。即放开社会组织、放开媒体,媒体现在也不可能完全放开,但起码要保证不因言论获罪。10年内要制定新闻法,这是历史潮流,中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媒体的开放,不过最核心的东西没有。到今天,一方面社会利益固化,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增加。这么多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利益表达,所以并不完全固化。现在维稳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把这种秩序固定下来,这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维权活动给社会统治带来一个挑战,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就必然要采取措施。这种挑战本身就是不同的利益表达,就是一种改革的动力,农村之所以要免除农业税,不是因为突然的开明,而是当时的社会压力,湖南农民出来搞农会,导致征税成本增加。改革的动力就包括统治者管理成本的增加,因为管理成本增加、社会反抗增加,就必然要寻找一条新的出路,社会矛盾就是改革的动力。总而言之,对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我提出的应对之策是:推进县级政权改革,放开人大选举,解决司法地方化问题,维护公民法定权利。我称之为必由之路。不管有钱或没钱的,都不愿意社会动荡的爆发,博弈的本身就是力量,力量的中间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方向性问题,所以一定要对中国充满信心。有路线图才能有方向我研判的未来十年改革路线图是从十八大开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12年到2015年,以民生政策调整为前提、以民权保障为基础,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第二阶段是2016年到2022年,以政改为前提,以公民权利发展为基础,推动国家转型。之所以以2016年为分界线,是因为2016年是县级政府选举之年,我们在县人大代表的选举上应该有所突破。路该怎么走?既然方向已经确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寻找这条道路,要给人民以信心,分阶段达到目标。政治改革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也不只是执政者的决心问题,而是一个方向和路径问题。现在都说要改,问题是往哪个方向改,具体从哪里入手。实际上,根据现在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超越左右意识形态之争,提出具体的政改路线图和时间表非常重要。一方面,通过向社会鲜明地表达我们的看法,可引起讨论而形成共识。在政治决策中,共识性压力是十分有效的。另一方面,让执政者认识到多种可选择的方案,减少决策盲区,增加改革的可能性。“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更为明确的方向及实现路径。有路线图才能有方向,有了方向才有动力,有时间表才有压力,才有紧迫感。提出这样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是一个公民和学者的意见表达,以期引起讨论,中国现在不能再“不争论”了。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尖锐而复杂,这其中因分配不均所产生的社会冲突最为突出,因此,选择民生问题作为突破口,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紧张,为政治改革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也容易为民众及执政者所接受。而这种改革,必须从基层开始。我认为,应该从县一级开始。(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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