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抄本的名目 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图书主要以抄写流传，其载体先是竹木简与帛素，随着纸的发明，尤其是植物纤维出现以后，人们便开始利用纸作为书写材料。但在东汉时，简和素依然的书籍的主要材料。即使到了魏晋时代，纸书渐多，但官府公牍仍以简为主。直到东晋末年，桓玄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605），纸才成为普通的书籍材料。而在东汉至南北朝期间，历史、思想、文化、科学诸领域著作层出不穷，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流行又产生出许多新学问、新知识，书籍的数量大大超迈前代。这些书皆写于纸上，由于原材料与抄写都很便利，因而书籍的生产、流传、收藏也较为容易，不仅使政府藏书大为充实，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的私人藏书家。据史籍记载，南北朝时书籍已趋于商品化了，不仅有书店，还有专门以抄书为业的行当。特别是在那佛教盛行的时代，一些重要的佛教经典社会需求面广量大，代抄佛经随即成为热门营生。这种风气一直沿续至唐五代。按理，宋本除刊刻当代人著作或许出自稿本者外，凡刊刻五代以前著作大多源于抄本。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唐五代以前的抄本，以佛经居多，文史、语言、艺术等类古籍颇为鲜见。 宋代雕版印刷既盛行，从而刻本取代抄本成为图书流传的主要形式，但抄本並未因此消亡。因为传世书籍众多，有些书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刊刻；或者人们因不获刻本而需通过抄录以补充藏书或配残本之缺；或者有的书出于特殊需要编纂，如帝王实录及出于个人治学所用的节本、汇编本，只要抄写便足敷使用；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的鸿篇巨帙，官方也无力付梓；也有纯粹出于爱好玩赏而抄写；种种因素，使得抄本依然成为图书流传不可或缺的形式。可见，在印刷术已流行的时代，抄本的并行流传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印本的不足。 有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即流传至今的宋元抄本极少，而明清抄本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抄本数量很大。仅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而言，其总共收录善本古籍5万6千余部，其中抄本（主要是明清抄本）有1万7千余部，居总数近三分之一，数量之多可见一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宋元旧本到了明代日见稀少，为使流传，藏书家、学问家争相传抄，毕竟翻刻费时费财，而抄录则容易许多，至少能起到为古籍续命的作用。此外，明代刻书追求形式与数量而不讲究校勘质量成为恶习。陆容菽园杂记指出当时刻书之滥，“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所谓官吏用以应酬馈赠之书，即俗称“书帕本”，往往追求时效，不顾质量，衍夺讹误，所在多是，后人遂有“明人刻书而书亡”的批评。这也是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藏书家抄写图书风气大开的重要因素。由于宋元旧本难觅，当时有的名家抄本转眼亦成为孤本秘籍。清代藏书家仍然保持着抄写稀见旧本的风气，为适应乾嘉时代整理古籍的需要，有的刻本包括丛书本（如知不足斋丛书），不少是据抄本翻刻。那么我们重视抄本，重视对抄本的研究应当不言而喻的。但事实上並非如此。以明代版本研究为例，许多版本学者更为关注的是明代的印本，由于明代的印刷品不仅数量前所未有，各朝代与官私坊刻皆有各自特点，再加上活字、套印术的发展，饾版、拱花术的发明，可供研究的内容极为丰富。而论及明代抄本，专家们往往轻描淡写，未予深入研究。其实，明代抄本大有研究之处，且不论其文献价值，即就众藏书名家的抄本而言，那一家不是特色鲜明，风格独具。何况还有很多具有重要版本价值的抄本至今未详其出处，需作个案考证。前辈冀淑英先生曾写过关于穴研斋抄本一文（见陈红彦所编冀淑英文集），如大家拜读过，相信会对明抄本的认识与研究有所启迪。因此我认为，如果不对与印本同样活色生香的抄本作深入研究而谈版本学，至少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事情要做，需要大家下苦功夫。 历来公私藏家著录抄本的名目繁多，兹就常见的“写本”、“精抄本”、“影抄本”、“旧抄本”四种作相关阐述。 先说“写本”。昔人每将写本与稿本、抄本相区别，如唐五代以前的抄本（尤其是流传众多的佛经卷子本）、明清两代官修书抄本及出自名家之手的抄本等，皆以“写本”称之，並见诸书目著录。其中也有一种情况，即对稿本（主要指誊清稿本）抑或抄本未能加以辨别定夺时，版本目录家们每每权以较为模糊的“写本”著录之。这种说法与著录虽然至今仍在沿用，但从学术角度而言，尚欠严谨规范。相对印本，无论是稿本还是什么形式、时代的抄本，都应当归类于写本。当然，如果从实际出发，对各公私目录的著录有所了解，或者说这样的著录已约定俗成，不影响我们对版本的判断，那么“写本”这种名称就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涵义了。 再说“精抄本”。这个名称可从形式与文章内容两方面解释。从形式而言，纸墨讲究（包括用纸风格独特）、书艺精妙（或抄写工整不苟）的抄本，人们每视为精抄，如官家与著名藏书家的抄本。又因为藏家重视，插架珍庋，钤印题识，流传有绪，复为之生色。从文字内容而言，经三复校正，令文字无讹、内容勿缺之抄本，相对普通传抄之本，自然堪称精抄。不过，要从文字内容评价抄本之精粗，需觅他本费时费力校勘，並非一时所能获知，故编目者往往是从形式上予以认定，这种认定对于专门学问家、文献的使用者而言可能会起误导作用，因为他们的“精抄”理念往往与编目者不完全一致，他们主要是从文字内容角度理解抄本之精粗，所以我们在编目时要慎用“精抄”这个名称。 所谓“影抄本”，又称“影写本”，系用薄而细洁白纸覆盖在原本之上，按照原本样式，一丝不苟地将文字、版匡、栏线、鱼尾乃至刻工等影描下来，力求保持原本面目，乃有“下真迹一等”之誉。影抄本主要是指影抄宋元本，由于宋元本稀见，甚至后来失传，影抄本绵延一线之传，故为世人所珍重。这是明代抄本中的一朵奇葩，清代藏书家亦仿而效之。在明代及清初的影抄本中，要数常熟毛晋汲古阁的影抄本最为精美，无论纸墨与写工质量均属上乘，传世品种相对也多。因此，清代孙从添藏书纪要、官方的天禄琳琅书目乃至当今学术界许多学者都认为影抄本为毛晋所发明，“毛抄”也成了影抄本的代名词。但这样的认识並不确切。检览毛晋之子毛扆所编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李卫公文集下注“史臣纪家影宋抄本”；徂徕文集下注“宋板影抄，周石安收藏”；祖龙学文集下注“影宋板旧抄”；而在杜工部集下毛扆称，“先君当年借得宋板，影抄一部，谓扆曰：世行杜集几十种，必以此为祖，乃王原叔本也。”可见该目所著录的大多是收得前人的影宋抄本，只有当时底本难得的自家所抄，才予著录，影抄自家收藏之本则不予著录，否则难称“秘本”。从理论上说，早在毛晋之前的明代正嘉间既行影刻宋元本之风，那么其时必定也有影抄之本，只不过缺少实物佐证罢了。但也並非没有蛛丝马迹可寻。根据钱曾读书敏求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等文献记载，明正德间有苏州藏书家柳佥字大中者，曾摹写宋本唐人诗数十种（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而上海图书馆藏有柳氏手抄宋刻书棚本渑水燕谈录，其版式行款一依宋本，虽不若毛抄精当，但目录后“临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刊行”那条刊记抄写得却也神似，黄丕烈题跋明确指出，观其行款及避讳处，当是宋本影写者。在没有更早资料发现的情况下，可以说柳氏是开了影抄风气之先。在毛晋之后，较为著名的当推钱曾述古堂影抄本，其质量可与毛氏比肩。至于徐乾学传是楼、鲍廷博知不足斋、黄丕烈士礼居等虽也承袭遗风，但精工终不及毛氏。关于“毛抄”我还想多说几句。影抄本除非底本漫漶莫识，一般很少出现误字，但有的毛抄却有许多白粉填改之处，譬如宁波天一阁所藏的集韻便是如此。大家千万别误解成这是抄工笔误的改正，而是后人（可能就是毛家）根据别本校改所致，问题是这种校改往往不作任何说明，使人摸不着头脑，以致读者忽略误解。因此，遇到这种情况，得好好研究琢磨，搞清其校改的来龙去脉。 至于“旧抄本”的名称，为过去藏书家所习用。大凡对不详年代的抄本，约抄于乾嘉以前者通称“旧抄”，在鉴定著录上并不严谨。与之相对，抄于晚清者称“近抄”，抄于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这与金石界著录碑帖拓本相仿。不过，如果能确定为明代或清代某朝抄本，即直接著录之，如果约略知道抄于雍正以前，则著录为“清初抄本”。虽然现在编目著录已不用“旧抄”这个较为含混的名称，但我们了解了这种情况，就可以在利用旧时藏书目录时较好地理解与把握有关信息，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抄本的价值 后世藏书家之所以重视抄本，亦仍然离不开版本的两重性。其一是文物价值。由于历史原因，宋元以前的抄本保存至今者已稀如星凤。诸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律藏初分（抄本西凉建初年间）、上海图书馆所藏維摩诘经（抄于北魏神龟元年）、故宫博物院所藏唐吴彩鸾抄本刊谬补缺切韻、上图所藏宋葛长庚抄本华阳隐居真诰等，藏家无不视为镇库之宝。而出于名家抄写，其书法辅以精妙纸墨，自然亦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我国的书法艺术堪称国粹，人们出于对书法的喜爱，从某种角度讲，亦是雕版印刷发明之后抄本依然流行、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唐五代以前的抄本，那怕出于抄胥之手，书法都极富艺术感，并具有不同时代崇尚的书法特点。可以想象，倘若粗劣的雕版印刷品，是难以取代抄本被人们所接受的。宋代刻书之所以在写、刻、印三方面刻意讲究，涌现出不少精品，多少也是受到抄本挑战的结果。要改变人们的习惯，须有充分的影响力。因此，诸如明姚绶抄本斗南老人诗集（天津图书馆藏）、吴宽抄本明太祖文、祝允明抄本夷坚丁志、俞弁抄本剡溪诗话、清查昇抄本八代诗揆、缪曰藻抄本续书谱、郑燮抄本宝颜堂订正丙丁龟鉴、陆时化抄本江邨销夏录、纪昀抄本御制题明世子朱载堉琴谱等，皆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其二是文献价值，即评估抄本之精粗、价值之高低，更注重其版本的文字内容。如何判断呢？大致有这样三种情况应当注意把握。 第一，该书是否刻印过？如果没有印本只有抄本，而且抄本亦属稀见，那么抄本的价值就很显著了。譬如，清内府四色抄本进瓜记（藏上图），这部明代传奇（作者王昆玉，生卒不详）当初是专供太上皇帝乾隆看戏时用的一个抄写副本，既未刊刻，也不会抄第二部。历史上有些古籍是出于类似特殊需要而编纂，只要抄写就足敷应用，本不为了流传，而一旦抄写之本不传，其文献亦随之亡佚，古往今来，这种令人扼腕的事情发生很多，而这部进瓜记能得以流传至今，真属幸运无比，倍见珍贵。 第二，原书虽曾刻印，但印本现在是否存世？如果印本已亡佚，仅赖抄本流传，或者印本已残缺而抄本完全，那么抄本同样十分宝贵。譬如明姚咨抄本春秋五论（藏国图），该书是宋代温陵人吕大圭的著作，旧时有宋元刻本的记录，但人间罕有流传。据姚氏跋语，这个本子是他从“故编修王尧衢懋中家藏本”抄得，而王家的那部抄本早已失传，惟赖姚氏这部抄本留存该书面目。这部书曾经范氏天一阁收藏，历经四百多年，虽早从天一阁散出，尚能安然无恙，别说孤本堪可宝爱，就是吕大圭在九原之下也会作揖不止。又如明内府抄本三国志（藏上图）六十五卷全帙，其所据底本是元大德十年（1306）池州路儒学刻本，旧时宁波天一阁曾藏有一部，今已不知所在。检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元大德本仅存六卷残本（分藏国图、上图），那么这部明代皇家抄本乃现存保留元本旧貌最早的本子，弥足矜贵。再如清浙江归安藏书家严元照（17731817）抄本仪礼要义（藏上图），亦十分著名。在严氏藏书中，最为显赫的就是宋刻本仪礼要义五十卷。这部宋本是他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变卖家藏古籍，共花了二十六万钱购得，那年他只有十八岁，遭到众人嗤笑。但世上毕竟有知音，校勘家顾千里在为张敦仁校刻仪礼注疏时，即据此宋本补北宋景德本仪礼疏之缺，並称之为“天地间第一等至宝”。但严氏是个穷书生，为了维持生计，他清楚这样的重宝迟早要归他人，于是先后手抄了两部。之后各家抄本，皆从严氏手抄本辗转传抄而来。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任事仪礼的徐养原所用的本子，也是从严氏抄得。果然，严氏后来出于无奈，将宋本卖给了阮元，转归皇室。如今这部宋本不可踪迹，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