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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理论关键词 4表 征表征(REPRESENT):展示形象;使用或者充当象征;通过模仿来展示、描画、扮演、显明一种形象;成为替代品、代理、代表、议员,等等;与某某相符,在某些方面相当或类似;充当样品;真实地表现心灵;公布、发表、声称。表征(REPRESENTATION): 表征与被表征的行为、状态或事实;表征之物;形象;图像;戏剧表演;意象;关于事实或理由的意见之陈述;请愿、抗议、劝谏;继承权之获得;代表团。(钱伯斯 20 世纪词典 ,Chambers Twentieth-Century Dictionary)以上这些定义并非要提供一个规范性的、包罗万象的分析模式,而是想为当前的讨论设定一个合适的起点,因为它们凸显出了表征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重性(multi-accentuality) 。实际上,这一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表明,表征研究必须考虑到文化现象、哲学视角和意识形态规划的广泛的多样性。为什么生活在根本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中的人们,都有表征他们自身及其生存环境的愿望呢?为什么有一些文化公开地承认其表征的建构性和虚构性,而另一些文化却要冒充自然和真实呢?关于创制表征的社会、群体和个人,不同的表征形式能告诉我们什么?表征所涉及或针对的又是谁?1953 年,艾布拉姆斯(MHAbrams)通过镜子和灯的比喻对西方表征观念的发展作了一个总结。 “镜子”概括了心灵通过模仿的方式反映外部世界的观点;而“灯”体现的是这样一个观念:心灵的光芒照耀在它所感知到的事物身上(非模仿的方式) 。在艾布拉姆斯看来,镜子模式一直占据着优势,直到十八世纪,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灯的模式才日趋盛行(Abrams 1953)。心灵是一种被动的、充其量是再现的工具,这一形象逐渐被一种活跃而富有创造力的心灵的形象所取代。当今批判及文化理论的诸多重大发展,都是与表征危机联系在一起的。词语、命题、思想和图像都是表征,它们表明了两个事物之间的一种联系(如 X 代表 Y) 。但一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必然以所表征事物的存在为前提,例如,关于维纳斯诞生的表征并不能保证这样的事情真正发生过。把表征理解为对于预先存在的现实的反映,将会误入歧途。进一步来讲,图像、句子和思想在本性上并非表征:正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所注意到的那样,在一幅图画中,一个正在上坡的人,也可看成是正在倒退着下滑。图片中没有什么固定的东西可以保证第一次阅读比第二次更有效。表征只有得到解释才成其为表征,而且最终要能引起广泛的联想,也就是说,它应该有大量潜在的表征内涵。表征和重复这两个概念之间也有紧密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词语作为获取意义的表征可能会被重复,就是说,会在不同的语境中再次使用。这一点尚有待论证。当我们说话或书写时,从头到尾根本就没创造什么,确切地说,我们只是反复地说着已经存在的东西,照着重述(re-present)而已。此外,表征和潜在的现实(underlying reality)并不是直接而清晰地联系在一起的。说我们能够描绘出忠实于这个世界的图画,这一观念显得越来越陈旧不堪了。这种情况适用于视觉艺术家、小说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电影制片人及设计者。日益增强的对于不确定性的意识,遍及于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并随之渗透到我们通过文本(包括口头和非口头的)而形成的表达形式之中。这个世界不可能得到精确而客观的表征,因为它并非不是一个给定的事实,而是从不同角度加以理解的结果。近来大量的批评认为现实是难以企及的,我们只能通过文本、影像和叙述之类的中介去经验它。这些中介并未清晰透明、不偏不倚地反映现实,事实上,它们只是在根据特定社会的礼仪和习俗作出描述。我们并非总在有意识地运用此类礼仪和习俗,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下意识甚或无意识地仰赖着它们。由于它们在文化结构中根深蒂固,我们往往忽视了它们的建构性特征(以及大量的随意性) 。于是,我们便把它们当成天然的工具,而不是当作文化选择的产物来加以利用。通过礼仪和习俗的运用,表征被相应地自然化了,就是说,其建构性特征消除了。在西方文化中,这一自然化的过程得到了占主导地位的表征模式即现实主义 1的一贯支持。现实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一个文本或影像作品的形成过程,从而使得我们认为表征不仅反映了世界,而且为认知一个完整的实体打开了秘密之门。这一认知可由同一文化中的每个成员共享,并得到认同。现实主义的方法并不只是从事一种审美的规划,事实上,它们明显地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表征是维护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手段:世界观要通过文化形成,并通过文化使自身合法化,进而约束它的接受者。 2当现实主义控制了表征这一人工制品之后,世界观的主要目标,就是以稳定意识形态的名义宣称自己是对世界客观而清晰的描绘。世界观旨在传达的信息是:现实是恒常的,因为否定某物可以被造,同样也就否定了某物可以被毁灭。这就是诺曼布里森(Norman Bryson)所谓的“自然态度” (natural attitude):它是对历史的抑制,对变化之可能性的抑制,对表征之所由产生和消费的特定文化语境的抑制。这一态度必须受到质疑,因为“现实不应被理解为先验的、不变的、给定的事实,而应理解为人类在特定的文化限制中的活动的产物” (Bryson 1983: 5) 。同时也有必要质疑这一假设:“视觉经验”具有“普遍性和超历史性”(Bryson 1983: 10) 。因为我们理解表征的方式,正如表征自身一样,具有历史的偶然性。要想识别所有同时出现的表征在文化和社会上的固有特征,就要对所考察对象的历史情境有所认识。只要承认表征是文化的建构,现实主义思潮的基础就会遭到彻底的破坏。我们已逐渐认识到,如果一个意象是可以建构的,那么它同样可以拆分为组成这一意象的元素,而每一元素都可以在文化意识形态,尤其在表征控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方面,贡献出宝贵的洞见。因此,表征批评的核心应该是“去自然化” (denaturalizing):一是对那些时刻包围着我们的文化意象“去自然化” ,一是对那些意象的制度化回应“去自然化” 。许多概念和符号,我们通常以为是永恒的、客观的、常识性的,现在都要推敲。任何文化产品都可以理解为一种表征形式,这种表征形式为文化信念系统、文化的现实解释、以及文化将实际情境和虚构情境转化为意象的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反过来,任何表征又都可以看作一个文本或符号系统。 3这一文本如何进行表达,与它表达什么同等重要。进一步说来,尽管一种特定的表征形式可能借助技术、策略和形式本身的目的得到界定,但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交叉学科和学科交叉在文化意象生产和意识形态信息的传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表征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共谋决不只是一个当代现象,因为表征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缠绕一直贯穿着人类历史。在艺术表征领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透视法的规则。从技术的角度来看,透视法指的是在二维平面上制造三维视觉效果的方法。但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现象,实际上它包含着重要的意识形态的言外之意。透视主义旨在通过建立一种正确的看的方式,通过助长观众乃视觉主体的神话,根据严格的数学规则处理表征和影像。观看者被限定为空间中的一个特殊的几何视点,只要占据一个理想的观察1 关于现实主义,将在第三部分第 2 章“审美”中进一步探讨。2 关于这一主题的深入讨论,参见第二部分第 1 章“意识形态” 。3 关于这一主题的详细考察,参见第一部分第 6 章“本文性” 。位置,所有图像的视线都将汇集于一点。因此,在观众眼中,透视标明了表征的中心,喻示着他或她充当了上帝的角色。这一方案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透视并未赋予观看者以切切实实的主宰感,而仅仅是赋予了一种主宰的幻觉。上帝被认为是全知全能,而人一次只能在一个地方。其二,人类的眼睛不可能凌驾于世界之上,因为人之视力所及总是局部,眼睛总是从一个特定的、因而有限的角度将事物显现于心灵。 “眼” (the eye)的观念(常等同于“the I” )是含混的,因为视觉通常由两只眼睛共同分担(损伤除外) ,而它们看的方式并不相同。单只眼的观念(monocularism ,单眼主义)把视觉和表征从现实的主体身上分离出来,从主体感知系统的多重性中分离出来。然而,即便承认透视主义的幻觉特征,我们还是不要低估了它深刻的意识形态意味。这一点已为事实所证明: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领域首先确立了透视法则。而文艺复兴是一个智力和经济空前增长的时代,以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提倡个人奋斗的现代观念为标志。观众的定位如同上帝,这正是时代精神的缩影。 4 透视主义这一例子表明,某些表征技巧已成为对文化中意识形态要求的回应。尤其是表现空间的方法,不是反映了空间本身,而是反映了文化对空间的理解。 5通过建立一种正确的观察方式,我们就可以客观地感知和表征这个世界这一观点近来受到了数字化视觉的挑战。电子技术常会推动散点透视法(multi-perspertivalism)的运用:计算机时常使用两个摄像头,如同人眼一样采用不同的观察方式。单眼观察法已被取代,甚至“我” (the I)也随之被取代了。实际上, “我”的数字化表征强调的是其多变和散漫的特性。肖恩库比特(Sean Cubitt )认为,主词 “我” (I )有两个数字化的对应物:一个是“处于最后一个字母之前的闪烁的光标或插点” ,一个是“游动的条形或箭头及各类变体指示工具” 。所有这些功能都在极力暗示“我”的无根状态:“作为一名永远的漫游者,光标漫步在永远都是异域的风景中” ,这位指示者“四处徜徉” ,找寻“因为自由而失去的家园” 。此外,数字化的“我”的动作是由一个盲目的玩具来代理的:一只“首尾倒置履行使命”的老鼠(鼠标) 。 (Cubitt 1998:8891) 。我们以透视主义为例描述了表征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但以下事实更能说明问题:所有的文化和思想传统都不可避免地要依赖象征符号和神话结构它们都已被人们吸收和内化(或明或暗) 。为推动特定的意识形态规划(agenda) ,即便是致力于拆解那些结构的文化思潮和哲学运动也要依赖虚构的表征。这是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启蒙辩证法 (1944)一书中着力讨论的一个主要观点。两位批评家认为,启蒙的目标表面上是要把人们从神话及其表征所造成的恐惧和幻觉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却证明启蒙本身也类似于一个神话。启蒙力求超越对生命和宇宙的虚构性的解释,以便抵达那假想中更深、更高的真理。然而,启蒙自身却陷入了意识形态的神秘怪圈。一种解释一旦提出来,就会僵化成一种神话,僵化成一种人们不加思索地接受的独断的信念。古希腊神话自认为优于巫术,它将自身描述为对宇宙运行和人神关系的有序的、普遍的表征。然而,古希腊神话在真理和普遍性问题上的某些独断的主张很容易招致非难。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古希腊神话对巫术的取代包含着一个企图:消除原始信念体系和仪式中的多元性和流动性,寻求单一化的表征。反过来,启蒙声称要以科学知识的名义破除虚幻的迷信,取代神话,然而,对理性的崇拜,其结果不过是另一种神话,另一种总体化(totalizing )的努力而已。所有的神话,无论源于宗教还是科学,最终都可归结为一点:抹杀人类的差异性,使多样性隶属于一个主导的价值观念同一性(unity )(Adomo and Horkheimer 1986) 。卡尔维诺(Italo Colvino)曾经这样评价:“神话倾向于不断沉淀,蜕变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从神话阶段过渡要仪式阶段,并因此脱离叙述者而成4 关于视觉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考察,参见第二部分第 6 章“看” 。5 参见第三部分第 3 章“空间” 。为部落的制度,而那些制度又保存了神话及其仪式。 ”(Calvino 1987:23)这一评价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观点如出一辙。在当代西方文化中,神话向固定模式沉淀的过程,得到了时尚和传媒的大力推动。时尚和传媒承载了象征符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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