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o u t h e r n C u l t u r a lF o r u m 余 华的 活着 往往被认为标志着余华从先锋立 场回到现实主义立场。比如,耿传明这样说: “ 活着 是余华重返写实之路的作品。” 陈晓 明也说 “ 活着 已经完全恢复传统小说的故事、 人物以 及明晰的时间顺序”。不能否认这些观点所指认的事 实。 也就是说,活着 的确有着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 不 过,活着 同样也是标准的现代主义小说。 因为, 现代主 义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按常规方 法讲故事, 而在于作者对于人的理解。现实主义以表现 社会人为目标, 社会人通常是具体的, 个性化的, 甚至可 以说是职业化的,因为职业是社会人的明显社会标志, 所以现实主义小说很强调对人物的描写要反映出人的 职业性质。 然而, 余华对此不以为然, 他在那篇写于1 9 8 9 年,也就是公认的他的先锋实验小说巅峰期的创作谈 虚伪的作品中专门对现实主义的这些原则表示了反 感, 他是这样说的: 事实上我不仅对职业缺乏兴趣, 就是对那种竭 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也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理 解。 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 多少艺术价值。 那些具有所谓性格的人物几乎都可 以用一些抽象的常用词来概括,即开朗、狡猾、 厚 道、 忧郁等等。 显而易见, 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 并非内心, 而且经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试图进一步深 入人的复杂层面的努力。 然而, 由于 活着 中的人物有着鲜明的身份标志, 故事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 特别是小说的 “写人生” 的叙 事模式, 使人们普遍认为九十年代以后写作 活着 的余 华已经背叛了他几年前的主张。然而, 认真分析 活着 的写作动机, 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是一个误会。事实 上, 余华多次谈到 活着 的写作动机,1 9 9 3年, 他在 活 着 的中文版序言中是这样说的: 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 老黑奴 , 歌中那位老 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 家人都先他而去, 而他依 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 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 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 就是这篇 活着 , 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 对世界 的乐观态度。 2 0 0 0年, 余华在英文版序言中再次说: 一首美国的民歌, 寥寥数行的表达, 成长了福 贵动荡和苦难的一生, 也是平静和快乐的一生。 老黑奴和福贵,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 生活在不同的国家, 经历着不同的时代, 属于不同 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 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嗜 好, 然而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这是因为所 有的不同都无法抵挡一个基本的共同之处, 人的共 同之处。人的体验和欲望还有想象和理解, 会取消 所有不同的界线, 会让一个人从他人的经历里感受 到自己的命运, 就像是在不同的镜子里看到的都是 自己的形象。 显然, 写人的一生, 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常见思维模 式。 莫泊桑的 一生 、 福楼拜的 包法利夫人 、 德莱塞的 珍妮姑娘 、嘉丽妹妹 都堪称现实主义写人生的典范 之作。 活着 以具体的历史时代为背景, 以明确的人物 身份为核心写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命运, 这很容易被人们 误认为是一部单纯的现实主义小说。然而, 如果我们仅 仅将它视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我们就必须努力开掘小 说的现实批判性, 特别是小说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现实 的批判。 这很容易将 活着 与 “文革” 后的反思小说等同 起来。 然而, 如果我们尊重作者对作品的解释, 就可以发 现, 作者从未提及 活着 的这种现实批判性。虽然有人 可以认为这是作者的策略: 只呈现事实, 不表达观点。 但 是, 我们不得不承认, 除了作者有意回避的一面: 即小说 中的苦难与当代意识形态的关系; 也有作者直接表达的 一面, 那就是作者反复强调的人对苦难的承受, 人的乐 观的态度。这就是说, 作者自认为 活着 这部作品的重 心不在强调苦难的现实政治原因, 而在表现苦难情境中 的人的人性。 而这种苦难情境, 在作者眼里, 是超越了政 治、 民族、 文化的局限的, 也即是一种恒在的苦难, 是人 无法逃避的苦难, 是与生俱来的苦难。 这一点非常重要。 正是因为这一点, 才能使 活着 的苦难主题超越传统现 实主义的规范: 传统现实主义也写苦难, 但这种苦难往 往是有具有原因的, 是社会造就的, 如雨果曾有过的名 以坚忍的姿态承担不可抗拒的苦难 余华 活着 的现代主义解读 黄伟林 南方文坛2 0 01绿色批评 7 3 20075 S o u t h e r n C u l t u r a lF o r u m 言: 男人堕落成窃贼, 女人堕落为妓女, 都是社会造成 的。 然而, 余华这里也写苦难, 但他力图摒弃苦难的社会 现实原因, 他写的是苦难的宿命。 更进一步, 余华写的不 仅是苦难的宿命, 更是人对这种宿命式苦难的承受以及 态度, 也即人性。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按照我的理解, 现 实主义写人生, 它写的是特定社会现实中的人生, 是具 体的社会现实如何造就了特定的人生; 现代主义也可能 写人生, 但它写的是恒定人生中的人性, 它关注的是在 任何社会现实中都可能存在的一以贯之的人性。 那么,活着 中的人性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 这要从 活着 讲述的故事去理解。 活着 讲述的是福贵的人生故事。以时代划分, 福 贵的故事可分为民国时代的福贵故事和共和国时代的 福贵故事; 以福贵的内心欲望划分, 则可以分为作为纨 绔子弟的福贵的故事和作为坚忍的父亲的福贵的故事。 仅仅从时代故事去理解 活着 , 我们很容易发现小 说的现实批判精神。 民国时代的福贵被抓壮丁成为战争 炮灰, 自然可以理解为那个社会时代黑暗的证明。共和 国时代的福贵历经 “大跃进” 、“文革” 而妻死子女亡, 同 样可以理解为对社会时代的抗议。针对第二个时代故 事, 张清华就因此断定余华是个 “勇敢的作家” , 因为 活 着 显示了余华 “直面现实的秉笔直书” 以及对 “作为政 治的历史” 的关注。 无疑, 死亡和灾难是小说最为触目惊心的事实。 活 着 以短短十来万字的篇幅, 写了福贵父、 母、 子、 女、 妻、 婿、 孙七个人的非正常死亡。 而在福贵家庭之外, 小说还 写到了赌徒龙二、县长春生等一批人物的非正常死亡。 可以说,小说的故事是由一个接一个的死亡连缀而成 的。福贵一家, 儿子有庆、 女儿凤霞、 妻子家珍、 女婿二 喜、 孙子苦根之死都在共和国时代, 特别是有庆之死直 接因为县长太太需要输血抢救, 这个情节自然强化了小 说的现实批判功能。 然而, 如果我们的阅读不那么粗疏, 我们就会发现, 社会批判显然不是作者的本意。 因为, 认 真追究, 福贵父亲实际上死于福贵的赌博嗜好, 而福贵 这一嗜好显然又来自其父本人的遗传, 于是, 福贵父亲 在一定程度上是死于自己的赌徒基因。同样, 福贵母亲 死于疾病, 福贵妻子家珍死于软骨病、 福贵女儿凤霞民 国时代因为发烧而成为聋哑人,“文革” 时代死于产后大 出血, 这一系列死亡固然有时代贫困、 科学不发达的原 因, 但本质上说, 疾病主要还是一种天灾, 不能过多归咎 于人祸。 而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恰恰主要体现为对人祸的 揭露。福贵女婿二喜死于劳动事故, 这里固然也有现实 中劳动条件太差的原因,但根本上说仍然属于意外事 故, 飞来横祸。而现实主义更倾向于写人的死亡的必然 性而非偶然性。必然性是体现现实主义深刻性的保障, 偶然性往往成为现实主义不够深入的证明。 甚至有庆之 死, 虽然由为抢救县长太太直接造成, 本质上可以理解 为当代中国只有官本位而无人本位, 人的社会身份决定 了人的命运待遇, 这当然是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有力体 现。但是, 小说进一步的叙述却冲淡了这种现实主义批 判精神。因为, 这位县长恰恰是当年与福贵在战场上同 生死共患难九死一生的春生。 这个事实实际上使有庆之 死不单纯是一个社会事件, 同时蒙上了宿命的阴影。最 值得玩味的是,福贵孙子苦根之死是在改革开放时代, 也即所谓新时期, 这实际上使小说中的苦难延续了三个 时代, 即民国时代、 共和国时代以及共和国的新时期, 按 照通常思路, 比如人们对老舍 茶馆 的分析, 我们很容 易得出 活着 否定三个时代的现实主义结论。然而, 就 小说的阅读感受而言,我们又明显意识到余华意不在 此。虽然苦根之死的宏大原因是贫困, 但具体原因仍然 是意外, 是偶然, 是福贵的愚昧: 福贵给饥饿的苦根吃了 太多的豆子而撑死了苦根。于是, 苦根之死也失去了社 会时代的必然性, 而在很大程度上, 成为福贵无知无能 以及命运偶然性合谋的结果。 不知是故事的巧合还是作者的有意,活着 第一个 和最后一个死去的分别是福贵的父亲和福贵的孙子。 父 亲之死意味着承前的终结,孙子之死意味着启后的无 望。于是, 福贵成为前后均无依傍的 “空前绝后” 的孤独 者。这真是人类作为一个孤独的存在的绝好的象征。更 重要的是,父亲之死与孙子之死的直接原因均来自福 贵, 前者来自福贵作为赌徒的恶欲, 后者来自福贵作为 祖父的善意。 这既说明苦难的无处不在, 与生相偕, 同时 也说明苦难与价值立场无关, 咎由自取, 恶与善的结果 都是死亡, 这是否可以作为余华所谓 “作家的使命不是 发泄, 不是控诉或者揭露, 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 这里 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 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 之后的超然, 对善与恶一视同仁, 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 界” 。这番说法的合适的注脚? “对善与恶一视同仁” , 这在福贵的欲望故事中有着 相当具体的表现。 福贵内心欲望的变化无疑是小说前后 故事的一座醒目的分水岭。最初, 福贵是一个嗜赌如命 的赌徒和厚颜无耻的嫖客。 福贵的这两大嗜好实际上是 对福贵的秉性定位: 既贪婪且好色。 并且, 福贵的这一秉 性与其父一脉相承。按照现实主义的思路, 必然挖掘福 贵这一秉性的社会阶级根源, 并尽可能使福贵的性格保 持前后的一贯性。这是现实主义性格塑造的基本规则。 显然, 福贵后来变成一个坚忍的父亲多少有悖现实主义 的性格塑造原则。尤其戏剧性的是, 福贵的贪欲和色欲 虽然导致了他的破产以及父亲的死亡, 但这在小说似乎 并不是悲剧, 而成为喜剧。 因为, 父亲之死终于使福贵成 南方文坛2 0 01绿色批评 7 4 20075 S o u t h e r n C u l t u r a lF o r u m 为一家之长产生了对于人生的责任感, 这是福贵秉性变 化的关键因素, 所以, 虽然父亲之死是一个悲剧, 但由于 这一死亡换来了福贵的觉悟, 多少算是一种补偿。至于 破产, 在小说中不仅不是悲剧, 而且堪称喜剧, 尽管福贵 一家因此受了几年贫穷之苦, 但也因此逃避了新中国成 立后的枪决之灾,并且强化了福贵好好活着的内心欲 望。 然而, 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欲, 都不能改变福贵命定的 苦难。死亡和痛苦如影随形、 须臾不分离地追踪着弃恶 从善的福贵。 这使小说彻底摆脱了古典小说善恶报应的 俗套, 人生即痛苦、 人生即苦难的绝对性得到了高度的 强化。 显然, 余华是有意将所有的苦难加于福贵身上。破 产的痛苦、 丧父的痛苦、 被抓壮丁妻离子散的痛苦、 丧母 的痛苦、 战场上的死亡痛苦、 女儿成为聋哑人的痛苦、 因 贫困而不得不将女儿送人的痛苦、 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 之苦、 妻子患软骨病而无法劳动且随时被死亡威胁的痛 苦、 儿子因荒唐的医疗事故而生命葬送的痛苦、 女儿因 产后大出血而死亡的痛苦、 妻子最终被疾病折磨致死的 痛苦、 女婿因意外事故死亡的痛苦、 孤独的老人独自养 育孙子的痛苦、 孙子因长期饥饿暴食而亡的痛苦、 以及 全家人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付出的没有止境的不堪重 负的劳作之苦。抽象的苦难是易于接受的。最不可接受 的是, 所有这些痛苦, 都加于那些最为善良最为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