灸法概述正常字体 放大字体 灸法，是指应用高温（主要是艾药或其他物质燃烧后产生的温热）或低温，或者以某些材料（对皮肤有剌激作用的药物或其他物质）直接接触皮肤表面后产生的刺激，作用于人体的穴位或特定部位，从而达到预防或治疗疾病的一种疗法。是针灸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重要的传统非药物疗法之一。 灸法属于温热疗法，与火的关系密切，火的历史在我国可以追溯到50万年前的“北京人”或80万年前的“蓝田人”时代，乃至更远。据考古学的研究，在北京周口店发掘的含骨化石地层中，就发现有遗留的灰烬和烧过的动物骨骼或土石。早在大约5万年前的原始氏族公社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懂得了用火来取暖、熟食，尤其是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灸法是随着火的应用而萌芽，并在其应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 古人在煨火取暖时，由于偶然被火灼伤而解除了某种病痛，从而得到了烧灼可以治病的启示，这就是灸法的起源.“灸”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灼”，是灼体疗病之意.最早可能采用树枝、柴草取火熏、熨、灼、烫以消除病痛，以后才逐渐选用艾（moxa）为主要灸料。艾，自古以来就在我国广大的土地上到处生长，因其气味芳香，性温易燃，且火力缓和，于是便取代一般的树枝燃料，而成为灸法的最好材料。据左传记载，鲁成公10年（公元前581年），晋景公病，秦国太医令医缓来诊，医缓说：“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治焉。”晋朝杜预注解：“攻”指艾灸，“达”指针刺。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有“可火”与“不可火”的记载，其所言之火，亦指艾灸。 “灸”字在现存文献记载中，以庄子盗跖最早提及，如孔子劝说柳下跖：“丘所谓无病自灸也.”孟子离娄也曾记载：“今人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显然也是指的艾灸。从中可以推断在春秋战国时代，灸法是颇为盛行的。1973年在我国湖南长沙马王堆发掘了三号汉墓。在出土的帛书中，记载了经脉灸法的就有3篇，是目前发现的内经以前最早的珍贵文献。在医学专著中，灸法最早见于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炳，故灸炳者，亦从北方来。”说明灸法的产生与我国北方人民的生活习惯、条件和发病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后历代出现许多针灸方面的著作，如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都大力提倡针灸并用。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则弃针而言灸，可见当时对灸的重视。以后从宋代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明代高武的针灸聚英、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到清代廖润鸿的针灸集成无不注重灸法。历代灸法的专著还有很多，如公元3世纪就有曹氏灸方，唐代有骨蒸病灸方，宋代有黄帝明堂灸经灸膏肓俞穴法备急灸法，元代有痈疽神秘灸经，清代有太乙神针神灸经纶等。 灸法治病，最初古人多采用直接灸，且艾炷较大，壮数（艾炷的计数单位）较多，如太平圣惠方指出：“灸炷虽然数足，得疮发脓坏，所患即差；如不得疮发脓坏，其疾不愈。”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也说：“凡灸诸病，火必足气到，始能求愈。”同时古人非常推崇应用化脓灸进行身体保健和预防疾病。现代灸法则有了长足发展，为了减轻患者接受灸疗的痛苦，多采用小艾炷少壮灸，并衍化出多种灸法，如艾条灸、药条灸（包括太乙神针灸、雷火神针灸等）、温灸器灸、温针灸、天灸、灯火灸等。根据病情不同，还常采用间接灸法，所隔物品多为姜片、蒜片、食盐、豆豉饼、附子饼等。灸法已为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灸法简史正常字体 放大字体 灸疗法是中医学中最古老的疗法之一。 灸法的产生早于方药，就针灸而言，灸法可能更先于针法。关于灸疗法的起源，虽然还缺少确实可靠的资料来印证，但是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这一疗法的出现不会晚于原始社会。根据近代考古学研究证明，我国早在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懂得用火；距今约60万年的北京人则已长期用火。灸，说文解字释为“灼也”，即是以火烧灼之意。先人们在用火过程中，可能因偶而不慎灼伤，结果却使身体另外一部分的病痛得到意外的减轻或痊愈，多次的重复体验，于是便主动地以烧灼之法来治疗一些病痛，逐渐产生了灸疗法。早期只有钻木取火的“木燧”，后来则有照日取火的“金燧”。周代作为日常生活用品，有“左佩金燧”，“右佩木燧”的规定，政府还有专门取火的官员，分季节为人民提供新火种。古代不同的取火方法曾给当时灸疗选用火源以一定影晌。如晋代陈延之小品方记载，灸疗不宜用八木之火，而宜用“阳燧”从太阳取火。 灸疗法的文献记载，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既是已知最早关于经脉的专著，又是首次记载灸疗的的医学典籍。内所提到的各种经脉病证以及心痛、癃、癫狂、咳血、耳聋、产马（马刀，即瘰疬）、噎等急难病证，均可采取灸疗其所属经脉之法进行治疗。并发现，其中一些病证甚至可以“久（灸）几（既）息则病已矣”（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与其同时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脉法，则详细地记载了施灸的部位。如“久（灸）足中指”、“久（灸）左月行”，“阳上于环二寸而益为一久（灸）”等。 在同时代的不少非医学书籍中，也有不少灸疗的记述。左传中提到公元前581年医缓给晋景公诊病时说过的“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这样一段话，其中“攻”字，一般认为应当作“灸疗”。非医药文献中最早提及“灸”字的，则见于庄子盗跖篇：“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孟子离娄篇，还提出了艾灸“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 从上述可知，灸疗法不仅在医学著作中已经作为一种主要疗法应用于临床，而且一些非医家在引喻射事时亦多用灸疗，这充分表明，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灸疗之法已经相当盛行了。秦汉时期正常字体 放大字体 先秦两汉是我国传统针灸医学的重要形成时期。产生于秦汉之际的医学巨著黄帝黄帝内经，把灸疗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系统介绍，强调“针所不为，灸之所宜”（灵枢官能）。它首先指出“灸火芮者亦从北方来”。因为“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野处而乳食，藏（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明灸疗的产生与我国北方人居住条件、生活习俗和发病特点有关。灸疗的适应证包括外感病、内伤病、脏病、寒热病、痈疽、癫狂等。灸疗的作用具有起陷下、补阴阳、逐寒邪、畅通经脉气血等多个方面。黄帝黄帝内经还提到灸的补泻之法：“以火补者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者，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灭也”。（灵枢背腧）。最后，指出艾灸之禁忌证为：阴阳俱不足或阴阳俱盛者、阳盛亢热及息积等。黄帝黄帝内经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灸疗法的基础。 东汉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一书，其内容以方药辨治外感热病及内伤杂病为主，尽管针灸条文不多，其中伤寒论载灸疗7条，金匮要略2条，复出2条，实为7条，但是，对灸疗的应用和禁忌症有所发挥。在应用上，仲景指出灸疗宜于三阴经病，或于少阴病初起，阳虚阴盛时，灸之以助阳抑阴；少阴下利呕吐，脉微细而涩时，升阳补阴。或厥阴病手足厥冷，脉促之证，灸之以通阳外达；脉微欲绝者回阳救逆。灸疗禁忌范围则包括太阳表症、阳实热盛、阴虚发热等。这些，对后世医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晋唐宋时期正常字体 放大字体 从两晋至唐宋，是我国针灸医学史上灸法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灸疗专著大量出现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灸疗专著是三国时期曹翕（曹操之子）所撰写的曹氏灸方，共有七卷，惜已佚。敦煌卷子本中的残卷新集备急灸经，则至迟是在唐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依照刊本抄录的，原刻印本，初刊于唐代京都长安，不仅证实该书成书年代甚早，也表明我国早期刊本中就有灸治的专书。敦煌类遗书中，尚有我国首部人体穴位灸疗图谱灸法图和灸经明堂，其作者及成书年代虽难以确知，但据文体和内容来看，多为唐代或以前的的作品。上述敦煌卷子均被劫往国外，目前分别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英国伦敦博物馆。另有唐崔知悌之骨蒸病灸方一卷，记载专病灸治经验，原书虽已佚，但尚收存于外台秘要及苏沈良方之中。另有黄帝明堂灸经（分一卷本和三卷本二种，内容相同），为唐代佚名氏撰。后由北宋书商改题此名刊行，至元代此书辑入针灸四书中。至宋代灸法专著更不断出现，如闻人耆年之备急灸法一卷，是我国首部灸治急性病证的专著；而庄绰灸膏肓俞穴法一卷，则是防病保健灸法的专门典籍；另有西方子明堂灸经八卷等。这些专著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记载和总结了古代医家灸疗经验。 二、医籍中灸法占据重要地位 在晋唐至宋代的一些重要医学著作和针灸书籍中，灸法都被作为重要的内容被载入。晋葛洪之肘后备急方，大量收集了当时及前人治之有效而又简便易行的灸方。全书共109条针灸医方，灸方就占94条之多。除继承黄帝内经及针灸甲乙经的直接灸疗外，首创隔物灸疗，包括隔盐灸、隔蒜灸、川椒灸等。另外尚应用蜡灸，及以瓦甑代替灸器及烧艾于管中熏灸等。在病证救治上，肘后备急方载有卒死、尸厥、卒客忤死、霍乱、中风等28种急症的救治灸方达102首。 晋隋时期医家陈延之，是提倡灸疗的先驱之一，所撰小品方（现已佚）是我国古代一本重要方书，对灸疗也多有论述。他指出“夫针术须师乃行，其灸则凡人便施。为师解经者，针灸随手而行；非师所解文者，但依图详文由可灸；野间无图不解文者，但逐病所在便灸之，皆良法”，表明灸疗简便有效易于推广。从散在于其它医籍的近三十则陈氏的灸方中，可以看出，他主张取穴少而精，强调灸前刺去恶血，用灸壮数多达50100壮，也有用随年壮。特别是关于灸禁问题，认为黄帝内经禁灸十八处并非绝对，并提出直接灸要“避其面目四肢显露处，以疮瘢为害耳”等。其中不少观点，至今仍然可取。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之中，也载述了大量灸疗内容，在灸疗上，又增加多种隔物灸疗，如隔豆豉饼灸，隔泥饼灸，隔附片灸及隔商陆饼灸等。在灸疗范围上有较大的扩展，首先增加灸疗防病的内容，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指出：“凡人吴蜀地游官，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厉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其次，灸治的病种较前代有所增加，特别是在热证用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如热毒蕴结之痈肿，以灸疗使“火气流行”令其溃散；另如对黄疸、淋症等温热病及消渴、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病证等，均用灸疗取效。这显然是对伤寒论某些偏颇提法的纠正，也是对灸疗法的补充和完善。在灸疗的方法上也强调操作 的正确性“炷令平正着肉，火势乃至病所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五）。同时代的王焘，更是重灸轻针，提出灸为“医之大术，宜深体之，要中之要，无过此术”（外台秘要中风及诸风方一十四首），在外台秘要一书中，针灸治疗部分，几乎都用灸方。这种弃针重灸的观点，当然属于偏见，但是可证明当时对灸疗的重视。 宋代著名针灸家王执中撰针灸资生经一书，亦以灸法为主，并记载了灸劳法、灸痔法、灸肠风、灸发背、膏肓俞灸疗、小儿胎疝灸等灸治之法。书中还收录不少本人或其亲属的灸疗治验，如“予尝患溏利，一夕灸三七壮，则次日不如厕，连数夕灸，则数日不如厕”（针灸资生经第三）。另外，王执中对灸感流注也作了较深入的观察：“他日心疼甚，急灸中管（脘）数壮，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至灸处即散”（针灸资生经第四）。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普济本事方以及圣济总录等重要医方书中，亦多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