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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罪己诏到官员道歉也许,这是时代的进步。近年来,政府官员因重、特大责任事故而公开道歉的新闻,表示自责和道歉,不时见诸报端。也许,这是因为进入了风险社会,官员们因为失职、失误而道歉的事情将会越来越多。某地官员因为自己决策导致了经济利益的损失,他道歉了;某某官员没能尽到行政责任,使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他道歉了;或者因为官员的失职而造成了重大的意外事故,他道歉了,甚至是因为官员没能很好履行职务,没能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主动道歉了 对此类官员道歉现象的看法,大多会认为,这是官员以民为本、建设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个表现,能够就事“认错”,愧对社会大众,让官员们俯下身段向社会、民众鞠躬道歉认错,本身也是官员解放思想、民本意识的真实的表现。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政府官员公开道歉之后就没了下文,道歉成为“交学费”的良心发现,则极有可能把这种道歉方式扭曲或转化为一种例行公事的客套,成为“口惠而实不至”。一方面接二连三地道歉,高喊“要对百姓的生命负责”,“把坏事变成好事”;一方面却只有道德面具、空有口号和文件而缺乏整改措施,或者有措施却无法落实,从而使这种“道歉”现象,道出了中国权力传统的深层问题。“罪己诏现象”的冒头表面上看,官员们虽然爱面子,不随意表示道歉,但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非常深层的道歉文化,官员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之中却是道德的符号与象征,这种政治文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要官员们活得有道德要求,行为要符合道德标准。言行与道德不符合了,道歉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这种文化传统,源自于汉朝天子皇帝的“罪己诏”。当汉代大儒董仲舒要神化天子权力之际,他同时也预言了统治者因失德、失道而遭天厌弃的可能性,并且按照他的天人感应论,他建构了著名的“天谴论”。这种天谴论认定:“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天子如果出现了失道、失德的现象,可以依据天意进行悔改,首先表示其悔改之心。具体做法就是给天子昭告“罪己诏”。如果再不悔改,其朝廷权力及其统治就会彻底结束,天命就会转移,天子会遭天厌、被抛弃。这就是隐藏在中国文化传统深处的道歉文化。但是,这种道歉文化,没有固定的道歉对象,只有天子皇帝自己的道歉动机;没有具体的责任意识,只有非常高端的伦理动机,让你感动,最后则是让你敬畏不已。因为,这种罪己诏道歉方式,等同于一种道德感召,最后是给人一种很高的价值期待,构成一种意图伦理。无论现实的状况如何,社会的灾害如何,只要你道歉了,只要你源自天命感召的道德动机还在,人间社会的任何灾难便会变无足轻重;一旦帝王的道德意图得以呈现,一切都会变好,坏事就能变成好事。在中国传统中,这种天朝天子及其道德魅力的神圣,曾经被汉代的董仲舒表述为一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化”的学说。在这种学说之中,一个王朝的统治就成为了天子天命的人格化象征,“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所以,要老老实实地服从天子皇帝的领导,向他输诚纳贡,听从他的一切言行,包括对自己错误言行的解释道歉。因为,罪己诏这样的道歉,是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何况人间百姓。为什么只有“意图伦理”天子皇帝的罪己诏,以己为罪,那时以自己的道德致歉及其诚意来感召天下子民的方式,表白的是道德言行的过失,展现的是自己道德神化的自我修复能力,依旧还有自己的道德意识,依靠这种道德意识的自我发现,还能够进行所谓的道德致歉。至于这种道德致歉、自我批评的效果如何,也只有依靠道歉主体的自我言行而已。如果天子皇帝本人不愿意痛下罪己诏的话,其他人是无法要求这种道歉于天下的形式的。董仲舒曾经就是因为这点,差点没让汉武帝给杀了头。在天子朝廷被一再神化的同时,承担这种神圣性的个人或国家同时也被赋予了相当的神圣性,并且延伸为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性。在这种文化信仰的深刻影响或历史制约之下,个人的道德忏悔尤其是那种代表了国家、地方权力的个人,他们的道歉、忏悔,以及接受、认可这种道歉、忏悔方式的无数社会大众,无疑也深受这种信仰方式的影响。于是,对于这种神圣化的权力代理人来说,我们最多只能期待他们的良心发现,感动于自己的神圣性,方才能够自觉履行责任。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文化氛围中,经过长期理论能量聚集的儒家伦理政治思想家们,阐释了一套伦理政治的责任追究方式意图伦理。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所谓以民为本,实际上即是家国一体,官为父母之官,民为天命子民,天子为子民做主,所以才构成了以道德为基础的伦理政治,道德问题直接就是政治问题,故而使罪己诏形式的道歉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然而,这种以己为罪的道歉方式,总类似于父母给孩子那样的赔礼道歉,总是要强调自己的道德动机是好的,要表白自己的意图是良好的等等,久而久之,这种道德动机就成为了一种社会习惯:天底下哪有父母不为自己儿女好的?哪里有自己儿女嫌弃自己父母的?一个罪己诏、一声道歉,似乎什么都能够了结了。官员道歉文化能够培育与升华吗罪己诏的文化特点,构成了深厚的道德神圣及其权力合法性传统,只有那么一位特殊的神圣人物,才能痛下罪己诏的。这一方面构成了对其道德神圣性的高度强调,一方面也形成了对人不对事的问责习惯。只要是这个人,即便是招致一些麻烦,那也不会是什么坏的事情,他总会有一个神圣化的道德意图。按照天命及其实践的原理,哪有天命禀赋之天下父母官,会去祸害自己子民的道理呢?最后,使用意图伦理,压倒了责任伦理。正是因为这种文化背景,当下的政府官员一旦开始向老百姓公开道歉,这在过去,老百姓心目中是不敢想象的。“官本位”意识,罪己诏的传统,为官者道个歉容易吗?说几句道歉话方便,但没了面子,事情就大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对人不对事,那只会影响到自己的道德威信,甚至可能影响自己的仕途。因此,社会公众只能在媒体上眼看外国官员鞠躬谢罪,却无法目睹本地政府官员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虽然按照现代政治学理论,官员与公众之间能够构成一种权利与义务非常明晰的界限,官员依照公众的委托,为大众服务;如果官员的工作,不能令大众满意,那么,官员就必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并就自己的失职而向大众说明情况,并公开道歉,请求谅解。“事没办好,道个歉,天经地义。”但是,这仅仅是道义层面上的事情。尽管现在的道歉方式不一而足、多种多样,有书面道歉、口头道歉、登门道歉、会场上道歉、媒体上道歉等等方式,而随着网络的普及,通过网络、微博道歉的日益增多,但局限于道德层面的道歉意义,则难以充分彰显执政理念的进步和执政水平的提升,以及当代政治伦理的要求,特别是能够体现目前提倡的“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观念。因此,应当把道德层面的道歉与法律层面的问责制度予以有机的结合,才能提升目前似乎已经流行的官员道歉文化。尤其是要严格防止以伦理层面的道歉方式,实施其“洗责”与“洗钱”的固有伎俩。这就亟须把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整合起来。不仅需要道义层面的道歉,还需要道歉者敢于担当相关的法律责任。这样才会把源自于传统罪己诏的道歉文化,重新建构为当代执政者的问责制度。只有将道歉文化的意图共识建构为问责制度,执政者的言行才能进一步符合法律规范,走出像罪己诏那样的良心发现及其传统形式的价值期待。因此,当代流行官员道歉,只是制度建设的起点,而不是公共问责的终点。程新友 jcfycxy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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