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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时留下爱你是我的眼 2012年6月的一天,高敏走进某医院。在她身后,几个护士一边打量她,一边窃窃私语。在这里,不是每个人都欢迎高敏,甚至在一些人看来,她是个“不吉利的人”,也是个添麻烦的多事者。高敏走进重症监护室,去找一个叫薇薇的女孩儿薇薇身患绝症且时日不多。高敏赶到时,薇薇妈妈正坐在薇薇的身旁,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女儿,还时不时地帮她掖掖被角。这样的画面让高敏有些犹豫,但稍作停顿之后,她还是轻轻地走上前对薇薇妈妈说:“您好,我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我叫高敏”“我知道,徐医生都跟我说了。对不起,我的薇薇不会走的,请你不要来找我们了。”高敏话还没说完,就被薇薇妈妈打断了。高敏还想说什么,可看见薇薇妈妈决绝的表情,只得连声道歉,退出了门外。高敏是为一个叫豆豆的女孩儿来的。2012年6月,刚刚成为小学生的豆豆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暑假。放假没多久,豆豆就跟妈妈提出想去香港迪斯尼看米老鼠和唐老鸭。可就在前往迪斯尼的途中,一场车祸把豆豆的暑假计划摧毁了豆豆的眼睛被砂石刺伤,必须移植眼角膜。豆豆妈妈牛莉在上网搜寻眼角膜捐献的相关信息时,无意中看到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的信息,于是她拨打了高敏的电话被薇薇妈妈拒绝后,隔了一天,高敏又去了薇薇的重症监护室。薇薇妈妈不在,只有薇薇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窗外的阳光绚烂得刺眼,从窗帘中透进来的光把薇薇的脸染成了柔和的金色,薇薇脸上细细的绒毛跟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长长的眼睫毛微微翘起,她真像个天使。可想到薇薇的病情,高敏不由得难过起来。这时,薇薇妈妈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张病危通知书。看到高敏,她点点头,然后视线又慢慢移到了女儿的身上:“我知道薇薇不行了,可孩子没有眼睛的样子,我真的不敢想”话还没说完,薇薇妈妈便哽咽起来。高敏的眼里也泛起了泪光,她抚了抚薇薇妈妈的肩膀说:“我明白。”之后,高敏又去了几次,可薇薇妈妈始终不能接受让孩子捐献眼角膜,看着薇薇妈妈痛苦的样子,高敏几乎想要放弃了,她觉得自己很残忍,决定去找豆豆妈妈说清楚情况。可刚走到豆豆的病房,就听见豆豆稚嫩的声音:“妈妈,我的眼睛什么时候才能好啊?我想去迪斯尼。”豆豆的话让高敏很心酸,同时也坚定了帮助豆豆的想法。她悄悄地把病房里正抹眼泪的牛莉叫了出来:“你让豆豆给薇薇妈妈录一段话吧,也许薇薇妈妈听后,就会同意捐献了。”牛莉连连点头:“好,我这就去。”两天后,高敏带着豆豆的录音来到薇薇的病房,高敏打开录音,豆豆稚嫩的声音回响在整个房间:“薇薇姐姐你好,我叫豆豆,我听高阿姨说你能治好我的眼睛,真是太好了,等我的眼睛好了,我们一起去迪斯尼玩好吗?对了,我还让妈妈帮我录了一首歌送给你。”伴随着林宥嘉的那首你是我的眼,薇薇妈妈的眼泪倾泻而出,她很久都没有说话就在高敏准备起身离开时,薇薇妈妈慢慢地站了起来,她缓缓地走到女儿的床前,轻轻地举起了右手,用手指温柔地一遍一遍抚摸着薇薇的眼睛,说:“我答应捐献。”听到这句话,高敏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为了融入这座城1997年6月,30岁的高敏从老家山东商河县来到深圳。那时,高敏刚离婚,为了生计,她将两岁的儿子交给母亲照看,一个人到深圳帮妹妹高桂平带1周岁大的儿子。刚到深圳的那段时间,看着高楼林立的城市,以及周围陌生的面孔,高敏总觉得自己和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关系。9月的一天,深圳布吉关外龙岗区的一个菜场,高敏一手推着婴儿车,一手提着各式各样的蔬菜。菜场出口,停着一辆白色的大客车,上面写着“无偿献血”4个红色大字。高敏小心地伸头朝里看,这时,一位医生抬头看了看她。高敏不好意思地缩回头,红着脸走了。11月初,再次遇见那辆定点的献血车时,高敏心动了一下,上了车。看着红红的血液一点点从自己身上流向200毫升的血袋,高敏问:“这袋血会输给哪位病人呢?”医生笑着说:“这个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或许将来跟你擦肩而过的人,身上就流着你的血呢。”听到这话,高敏笑了,心想,现在我应该算和这个城市有点儿关系了吧。从那之后,高敏每三四个月固定献全血,每个月固定献机采成分血。到2000年底,高敏已献血40多次,成为深圳献血次数最多的人。再加上她好学,对各种献血知识了如指掌,她被红十字会吸纳为血站服务站的志愿者。这时,小外甥已经上幼儿园了,高敏开始把大量的时间放在了志愿者的工作上。如果说高敏最初献血只是为了让自己融入这座城市,那么走上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条路,则更多的是因为她内心的善。2005年,走在全国前列的深圳红十字会开始在全市推广人体器官捐献。已经是资深志愿者的高敏很快被红十字会委以重任,成为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虽说深圳是中国最开放的前沿城市,但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病人和病人家属一听到故后捐献人体器官,都会躲得远远的。那时候,就连亲妹妹也不理解高敏:“姐姐,你做献血志愿者我支持,但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要跟死人打交道,太人了。”高敏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有150多万例。150万啊,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其实完全是可以被救助的。”整整3个月,高敏天天往医院跑。那段时间,单单是宣传资料高敏就发了几万张,但没有一个人前来咨询,更别提有捐献意愿的了。这时,高敏有些犹豫了:难道器官捐献在中国行不通?一天中午,高敏正坐在医院的草地上休息,一位40多岁的女人向她走过来,眼睛红红的,对着她悲叹一声:“我女儿快不行了。”高敏抬头一看,正是前天自己在重症监护室外遇到的王英。王英18岁的女儿燕燕出了车祸,抢救了几天却依旧昏迷不醒。高敏当时向她提起器官捐献的事,谁知王英竟当场把资料扔进了垃圾筒里,还将高敏痛骂了一顿。高敏想,王英这会儿大概是想找人聊聊天吧,于是走上前握住她的手说:“再等等吧,或许还有希望。”谁知,高敏的话刚说完,王英就哭了:“燕燕已经脑死亡,现在全靠呼吸机维持,医生说拔掉呼吸机就不行了。”高敏听了心里一紧。这时,王英哭得更厉害了:“燕燕聪明漂亮,多才多艺,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还得过奖。”王英有些说不下去了,高敏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安慰她,只能紧紧地搂住了她的肩膀。王英擦了擦眼泪,接着对高敏说:“你说的那个器官捐献,我想了几天,觉得你说得对。女儿不行了,但她的器官还活在别人的身体里,这对于我们也算是一种安慰。”高敏望着王英,心中忽然五味杂陈,王英愿意捐献燕燕的器官了,但这就意味着她要做出拔掉女儿呼吸机的决定。同样作为母亲,高敏此刻完全理解王英心中的痛楚,可理智又让她决定尽快行动起来。3天后,医生把燕燕推进了手术室,当医生准备要拔呼吸机时,王英捂着脸,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句:“不!”医生立马停了下来。高敏把王英拉到角落里,轻轻拍着她的肩膀说:“不要紧,现在反悔也可以。”王英望着高敏,哭着说:“让我看女儿最后一眼吧。”10分钟后,王英让医生拔掉了燕燕的呼吸机。误解,一直都在有了第一个成功捐献案例,高敏有了信心。接下来的4年中,她成功地说服了20多位重症患者捐献器官。然而,走在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条路上,误解一直都在。一次,一个电话打进来:“你是做器官买卖的吧,是不是可以卖肾?”高敏吓了一跳,黑市里卖肾的传言已经流入社会,直接对器官捐献产生了冲击。有一对父母,在自愿捐献女儿遗体后没几天,哭着给高敏打电话:“他们都问我,你把我女儿卖了多少钱?你快把女儿还给我!”放下电话,高敏第一次失眠了。2011年的一天,高敏到一家医院宣传,一位看上去家境还不错的患者家属问她:“捐个器官,你们给多少钱?”高敏说:“既然是捐,就是无偿的,没有一分钱。”家属说:“不给钱,谁捐啊?”这时,同房间的另一位患者60多岁的父亲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愿意捐,我们签!”这位父亲姓赵,来自河南乡下,女儿赵玲在深圳打工,得了癌症。但是半个月后,当高敏又来医院时,赵老汉把高敏拉到了一边:“我们家里困难,都付不起医药费了。”一听这话,高敏心里有些反感:“这不是想要有偿捐献吗?”赵老汉说:“如果女儿真到了那一天,我们一定把能捐的器官都捐上,但现在女儿还没到那一步,还得治。”说着,赵老汉流下泪来。离开医院,高敏打电话到赵老汉所在的村委会。原来赵老汉没有说谎,村长说,他们家是村里最穷的,为了给女儿治病,不仅砸锅卖铁,还把全村人都借了个遍。高敏赶忙将这事向红十字会进行了汇报,因为还没有对捐献者救助的规定和条文,红十字会只好通过媒体向社会发起捐助倡议。一周后,高敏把筹集的总共12万元善款拿到了赵老汉面前。20天后,赵老汉给高敏打来了电话:“我女儿快不行了,你让医疗评估小组的人来吧”评估小组的专家回来告诉高敏,赵玲可以捐12个器官。两天后,赵玲走了,赵老汉也回家了。望着赵老汉蹒跚远去的背影,高敏的眼睛湿润了,如果没有大爱的胸怀,有哪个做父母的愿意将自己孩子的遗体捐献出去?他们都是“睡着”的好人作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除了被误解,高敏收获更多的还是感动。2011年7月23日,一位叫丁红飞的女会计师给高敏打来了电话,说自己来日无多,愿意捐献自己的肝、肾及眼角膜。5天后,丁红飞因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8月5日上午,医生下达病危通知书。高敏赶忙通知评估小组,小组说正在从东莞回深圳的路上,让医生极力抢救病人。但是,高敏刚放下电话,医生就着急地告诉高敏:“丁红飞刚刚停止了心跳。”这时,旁边传来丁红飞13岁儿子丁思成的哭声:“妈妈你别走,我们还没实现你的愿望呢。”医生问怎么办?站在一旁的丁红飞的弟弟坚定地对医生说:“赶紧做心肺复苏!”手术室里,丁思成握着妈妈的手不断地呼唤她,医生紧张地做着心肺按压,10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1个小时过去了医生满头是汗,但丁红飞的心脏没有任何动静。医生转过脸,问丁红飞的弟弟怎么办,他还是那句话:“做心肺复苏。”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丁红飞的心脏终于重新跳动起来。门外,评估小组正好赶到。那天,高敏眼泪止不住地流,这几个小时,其实不是在抢救丁红飞,而是在抢救苦苦等待器官捐献的那些人。望着最后安详离去的丁红飞,高敏想:这些捐献者都是“睡着”的好人。从2005年成为红十字会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至今,高敏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这些年,有人批评她“好大喜功”,也有人欣赏、鼓励她。但对于高敏来说这些都不那么重要,她已不需要用自己劝捐的人数来衡量自己的存在感了,她知道,自己的工作是这个世上最美的工作,并且,它已经成为自己的精神和情感支点。后面的路,不用说,高敏还会一如既往地走下去。(摘自婚姻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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