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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 作者: 日期: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大约是在一年多以前,我读到了这样一本书,书名叫做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三十多万字的书,而且有着很强的学术性,但是我却爱不释手,几乎是一刻不停地就读完了它。在书中我看到了很多历史人物,像李鸿章,还有洪秀全,但是他们的形象却和我们在传统教科书当中所看到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当电视上到处都是康乾盛世的幻景的时候,这本书却在提醒我们,在这些盛世的背后有着制度性的腐朽和落后,而且我觉得,这本书让我们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会如此艰难。而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放眼世界,我们还会发现大国的兴替,特别是大国的兴衰史,对于中国人也会提供很好的历史智慧。所以在今天的世纪大讲堂当中,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先生。 袁先生,欢迎您。您很小就参加了革命,按您的话来说是个造反派。一般人可能都觉得无产阶级成份的人才会成为造反派要么是贫下中农,要么是工人阶级,我不知道您原来家庭状况是怎么样的,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袁伟时:我的家庭状况相当好,从小不愁衣食,而且算是资产阶级吧,又是大地主。在我家乡,我祖父这个家族是当地姓袁的最大的家族,也是最大的地主,他建的一座大屋,光是就有房间一百多间。 主持人:一百多间房,几个人住啊? 袁伟时:没有多少人住。还有三十多个厅堂。我外祖父那个家族是当地另一大姓,姓刘的最大的一个家族。两家后来都向资产阶级转化,所以衣食对我完全不是问题,经济条件较好。我1931年九一八那一年出生,以后一直在战乱年代生长,所以从小盼望中国富强,加上我很喜欢读书,进而就关心为什么中国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生活环境推动我去寻找这个秘密 。 主持人:这么好的家庭环境,无论是早年作为大地主,还是后来您所说的资产阶级,按理说,即使要探求一个救国救民的道路,想给中国找一条出路,也应该认同的是那种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怎么会认同的共产党的这样一条道路呢? 袁伟时:当时有一本书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胡绳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那本书其实是诠释毛泽东的一个结论,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都不行,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这条道路才是救国救民的一个正确的道路。我最初很相信,后来经过反复研究,到1992年我写出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改名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在那本书的序言里我又提出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加上几十年的建设,富强、民主依然是奋斗目标,可见道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的另外一本书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其中有一篇研究严复思想的文章,我认为1895年严复讲的十三个字就将中国救国救民的道路说清楚了,他说:“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为什么西方那么发达,而中国说学西方,但是不行,到最后还是给日本打败了,关键在“自由不自由”。 主持人: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袁伟时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演讲: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 袁伟时:讲大国兴衰,需要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大国?光是从土地和人民来看,中国老早就是大国了;俄罗斯土地也很大;美国原来土地不大,十三个州,三百六十万人;英国原来也不大,是个岛国,人口也不算多。究竟标准在哪里?在我看来,所谓大国不是以领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为标准的,它应该以这么几方面来衡量:一个是它的制度,有没有一个自我更新能力很强的制度,这个是最根本的;第二个是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是不是居于世界的前列;第三个是生活水平,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也是富裕的;第四个,即使是世界上很富裕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上没有影响,那也很难称为大国。这是今晚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大国兴衰的关键究竟在哪里?我认为最好的概括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亚马蒂亚森说过的一句话:“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这句话十分精辟,将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都说清楚了 。刚才我说过,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复打破十多年的沉默写了五篇文章,震动了中国的知识阶层。里面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学习西方那么久,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学,学了三十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时候被中国人素来看不起的小国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原因在哪里?他就说了十三个字:“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在“自由不自由”。一百年后,亚马蒂亚森讲的是同样的观点,这就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了 。 我们用世界历史的经验看一看,远的不讲,看一看十七世纪以来三个大国的情况吧。1640年英国革命,这是一个国家;就在那个时候,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帝国,版图是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除掉元代以外最大的;还有一个是俄罗斯,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彼得大帝开始执政,励精图治,一直到十八世纪初,结果将一个国际上影响不大、版图也不是特别大的国家建成为一个俄罗斯帝国。这三个国家的兴衰蕴藏着历史的秘密 。 先讲没有真正成为大国的两个国家的历史经验。 首先讲俄罗斯。彼得大帝励精图治,为什么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国家呢?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彼得大帝建立的是开明专制,他要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俄罗斯十世纪的时候引进东正教,本来教会可以成为一种牵制专制的力量,但是彼得大帝将东正教的权力剥夺了,他把任命牧首东正教的头的权力拿到自己手上,把东正教变成皇权的侍从,变为维护皇权服务的一个机构。于是,在俄罗斯没有什么力量牵制朝廷了,沙皇可以为所欲为。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家没有民主,人民没有自由,它兴盛不起来。虽然它的某一些方面很发达,十八世纪就创建了俄罗斯科学院,创建了莫斯科大学,给世界贡献了元素周期表等重大的学术成果,但是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因为它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无法充分发挥。 再回过头来看大清帝国,17-18世纪的中国有一个机会吸收全人类的思想文化。利玛窦1882年到澳门,然后进入内地,1601年到达北京,在北京工作十年,1610年逝世。他在这个阶段带领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播了很多先进经验、先进的学术文化,包括几何原本都翻译了相当大的一个部份,还将中国的天文、历算、日历都改革了。但是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方学术、文化的传播一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决抵制,掀起一次又一次风浪,说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不怀好心,是想颠覆我们中国的,制造了几次大事件。到了康熙皇帝执政年代,他做出一个决定,所有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除掉留下少数所谓技艺人即有技术的人可以留下来为我皇帝服务以外,其他人统统送出去,而且留在中国的那些人可以信教,但是不准传教,也不准回国。这样就将中国和世界文化联系的渠道截断了。那个时候西方的传教士有过一个计划,要将六千本西方的著作翻译过来。那些书已经运到北京了,但是这个计划中断了。以后康熙的后人信守祖宗立下来的规矩,一直不肯打开国门,就把国家的生机给掐断了。他们以为这样就能保持中国优良传统,但其实那个传统就是皇权的专制。 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分作两个部份:一个是非制度性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里面有很多瑰宝;另一部份是制度方面的,基本架构是以三纲为骨干的,整个中华法系就是建立在这个架构基础上。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的自由是受到压制的。压制到怎么个程度呢?一个家庭里面,只要父母、祖父母在是不准分家的,分家是犯法的,要坐牢的。十九世纪输入中国最大宗的商品,除了鸦片就是纺织品,那些民间的资本要发展,看准这是赚钱的好机会,就要办纺织厂,但是不行。八十年代李鸿章提出来要办纺织厂,就在上海筹办,他就申请朝廷批准,说我办这个厂要求专利。所谓专利,不是他发明了什么东西,而是说我办了以后谁也不准再办,卡死了。官僚垄断,经济当然发展不起来。中国为什么穷?为什么经济不发达、不能成为大国?首先由于没有经济自由。 那英国呢,它从1215年颁布大宪章开始,一直下来就探索实行议会制度,实行法治制度那样一个道路。最初很不完善,但是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它慢慢完善了。同时它有封建制度,那些封建主对国王的权力是牵制的,再加上教会的牵制,所以有什么事它不能不开会讨论,民主制度就从贵族民主慢慢发展下来,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终于到二十世纪变成大众民主。法治制度也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后来慢慢上升为一个世界一流国家。 不同文化传统带来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一条是不能含糊的:大国兴衰关键就在自由不自由。 再来看苏联的历史经验。苏联七十一年,表面上很发达,但是最后垮下来了,真相大白于天下,不过是纸老虎!原因很简单,就是它剥夺了老百姓的自由。自由的基础是财产权,在苏联这个财产权是剥夺了的;同时公民的各种自由是需要有政权保证的,需要有法治的保证,苏联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制度。大清帝国同样没有这样的制度。大清帝国承认私有制,但是他没有从法治方面去保证你这个财产是可以充分利用的,你这个自由可以充分发挥的,不行!不准你办企业,那你这个自由就等于剥夺了一半,其他自由更不用说了。法律也不保障这些自由,就变为官僚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清代的贪污是非常突出的。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想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妨碍中国上升成为一流的大国、世界最发达的大国的障碍究竟在哪里?我想有三个障碍:一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清代为什么会一再出错呢?它不好好去学习西方,学点皮毛,它那个指导思想就是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中国的道德文化是世界最好的,这个不能动,我们只要学西方的科学技术,整个政治体制、文化体制都不用变。结果呢,完了,不能兴盛。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都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步的,但是日本在制度方面学西方,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学了西方的教育制度,从小学开始到大学全套搬过来,请外国教师,建立西方式的教育,一下子培养一大批人。中国不行,中国一直拖延到1905年才废除科举,捧着那几本四书五经在那里拼命念。我不知道现在有些人提倡读经有没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那个四书五经将中国害惨了。那种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动不动就说要跟外国对抗、不要学习外国的人,其实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他们要么是无知、愚蠢,要么就是别有用心。这是第一个危险。 第二个危险是什么呢?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什么东西?抽象地讲劳苦大众或平民的利益,空想的利益,常常是利用平民的偏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俄鼓吹无产阶级应该掌握一切,工农兵应该掌握政权,一切应该公有,这些思想影响到中国,包括蔡元培在内都高呼劳工神圣。当然应该关心工农,但是很多所谓关心工农其实是民粹主义的想法。一些人提出来应该建立一个平均的社会,很多人都愿意接受,这从道德的制高点上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按照经济发展来看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道路。我们要敢于面对现实,一方面要维护低层劳动者的基本福利,另外一方面要扎扎实实按照市场的法则来发展经济,将农业也变为产业,也变为商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根本摆脱贫困。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先生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很值得注意,他说不要再在资本家和劳动者剥削与被剥削对立关系上去考虑问题,其实人人都有资本,有掌握资金的资本家,也有人力资本家,每个成年人都是人力资本家,你这个人力究竟值多少钱要通过市场来检验。他提出这个概念,我认为是很值得注意的,它鼓励中国人应该提高自己的素质,敢于在自由的市场经济里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人都能够表现自己才能,整个经济才有活力,国家才能够发展起来。 第三个危险是极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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