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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传媒与农民工的素质养成李家伦(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1)关键词:农民工;电视传媒;素质养成摘要:电视传媒作为当代影响力巨大的第一强势媒体,也是农民工接触和使用的“第一媒介”,在提高农民工素质养成中具有先天优势。但是,由于电视媒体的商业化特点,电视媒体不仅对农民工的关注度严重不够,而且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构建存在着严重的偏差。电视传媒与农民工应该在一种良性互动的平等结构中,提高农民工的电视媒介素养,促进农民工综合素质的养成,完成农民工的角色转换、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入。本文考察了与农民工有关的电视媒体的国内的发展现状及改进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本质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态所导致的文化冲突及文化融合的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近几十年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在其社会角色的转换过程中遭遇了文化认同的冲突。本文通过考察电视媒介在农民工文化养成过程中的作用,提出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角色转换的关键是文化融入,文化融入的前提是文化养成,文化养成的必要途径是文化实践。本文同时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实践的途径进行了探讨。2010年全国农民工的总数2.42亿,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六成以上,日益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但吃苦精神和忍耐能力相对偏低;户籍仍在农村,但基本没有农业生产经验;对城市社会认同感较高,渴望真正融入城市,但又缺乏融入能力。他们对文化的需求也从简单的娱乐消遣型向素质提升型转变,从被动旁观型向积极参与型转变,呈现出了更高的文化期望和更强的文化消费潜力。怎样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心理沟壑?文化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从生活改善到城市融入,亿万农民工要跨越的不仅仅是温饱生活的坎,更需要面对城市文化的认同。一、电视是农民工的第一媒体电视媒体由于其形象直观的特点,受到农民工的欢迎。近年来的许多调查显示,看电视在农民工文化生活中占有主导性地位,对农民工具有较大的影响。据辽宁、海南、湖北、山西、云南等地的调查,农民工80%以上的业余时间是在看电视、打牌中度过。【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0日】江苏省在2011年初的一项关于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的调查也发现,农民工在打工之余的主要活动分别是:睡觉(35%)、看电视(34.7% )和聊天(25%),此外还有15.1%的人读书看报,15.1%的人将闲暇时间花费在打牌或打麻将上,11.7%的人听收音机,较少农民工上网(9.1%)、看电影(5.3%)、看录像(3.9%)和上歌舞厅(2.8%)。农民工群体在业余喜爱的文化休闲活动依次是:看电视(33%)、睡觉(19.9%)、聊天(18.4%)、读书看报(18.2%)、打牌打麻将(13.6%)和上网(11.0%)。电视作为农民工了解世界的渠道,在信息获得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调查表明,几乎一半(49.9%)的农民工常看新闻类节目,其次才是娱乐类电视节目(47.8%),另外,还有21.8%的农民工常看法律类电视节目,16%和14.4%的农民工常看体育类、科技类节目。这既体现了农民工希望通过电视掌握更多的政策和法律知识来维护自身权益,也体现了他们辛苦工作之余消遣娱乐的需求。【http:/www.ccnt.gov.cn/sjzz/shwhs/qzwhhdhwcnrwhjs/201102/t20110211_86910.html文化部官网】据官方统计,2010年全国农民工的总数已达2.42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60%以上,日益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这些“80后”、“90后”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们相比,他们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视野开阔、易于融入城市,他们的追求正在由物质生活向精神层面拓展。据贵阳市团委的一项关于贵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调查显示,71.12%的受访者在工作之余选择看电视,获取知识和提升技能的渠道中网络占到71.12%,电视占到57.78%,其他途径的不到20%。由此可见,电视是他们获取知识和提升技能的主要途径。【七成多农民工业余生活单调贵阳日报2011年11月29日】电视成为农民工的第一媒介。二、 电视媒介对农民工形象的构建 在媒介视野中,农民工被塑造成为主流群体的“他者”而存在,他们被认为是弱势的、病态的群体,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农民工的讨薪欠薪难题、农民工权益保障、政府部门有关农民工问题的会议和政策、社会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相关议题,不难看出,报道中农民工被打上无力、无能、需要扶助等弱势形象的烙印,被定位在“需要拯救”的刻板印象中。传媒对农民工的歧视,最本质的原因是传媒产业化促使传媒极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媒介产品的消费者是双重的,第一重是被受众消费,他们消费的是媒体的实体产品,即报纸上的新闻或者电视上的节目等;第二重是被广告客户消费,广告客户借助媒体在受众中形成的注意力和知名度,付出一定的金钱来获得一定的时间或空间用以宣传自己的产品。媒体的第二重消费尤其重要,因为媒体需要这些收入来获利。而广告商在选择媒体的时候,除了媒体的知名度以外,更会在意媒体的受众是否和自己产品的目标消费者相契合;而从购买力和影响力上来说,农民工不是合适的对象,相反大众媒体更在意的是主流人群,也就是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所以农民工的话语表达空间就牺牲在媒介的市场逻辑之下了。谭诚训认为,农民工的社会形象错位,是由媒介无形中产生的城市视角造成的。媒体只报道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弱势形象,而他们的强势形象却一直被忽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集中反映出我们媒体中存在的那种偏狭的城市视角。通过这样一种偏狭的视角,农民工在媒体上呈现的只能是弱势和边缘的一面。作为现实状况,传媒歧视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但是传媒歧视的长远影响不但会日益加剧社会的知识信息鸿沟,破坏平等公正原则,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和扭曲大众传媒自身的发展,导致传媒最终丧失作为公共领域的价值。都市媒体如何平衡农民工群体的报道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媒介作为社会整合的纽带,加强社会各阶层的交流、理解和融合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今后的农民工报道中,媒介应该多给予他们关注,全面描绘他们,一方面加强主流人群对他们的理解,另一方面帮助他们寻找社会认同感。首先,不要把农民工仅仅看作是农民,而要把农民工看作是城市人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一个强大的利益诉求的表达阵地,让大众传媒发挥社会利益平衡器的作用。其次,都市媒体在确立受众定位时,应该扭转城乡二元体制下养成的思维方式。再次,媒体的报道要多联系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和合同法等,帮助民工维护他们的权益,而不应该只沉迷于事件的冲突性,追求报道的刺激性。现在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一些相关法规,将会更多地出现在民工权益报道中,成为新闻点,这样的民工报道将更有指导性和实用性价值。刻板印象 成见(Stereotypes) 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的控制作用。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 pseudo-environment)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有些人总是习惯于把人进行机械的归类,把某个具体的人看作是某类人的典型代表,把对某类人的评价视为对某个人的评价,因而影响正确的判断。刻板印象常常是一种偏见,人们不仅对接触过的人会产生刻板印象,还会根据一些不是十分真实的间接资料对未接触过的人产生刻板印象,刻板效应主要有三个特征:1)对社会人群的简单化的分类方式和泛化概括的认识; (2)同一社会人群中刻板印象具有很大的一致性; (3)与事实不符,甚至有时完全错误。 它常常是造成人们认知偏差或偏见的主要原因,三、 电视对提高农民工媒介素养的作用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农民工户籍仍在农村,但工作在城市,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城市社会认同感较高,渴望真正融入城市,他们对文化的需求也从简单的娱乐消遣型向素质提升型转变,从被动旁观型向积极参与型转变,呈现出了更高的文化期望和更强的文化消费潜力。城市社会排斥依然或多或少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自身的物质条件也不允许他们在城市安身立命,因此,他们很难有效融入城市社会,而不得不“漂浮”于城乡社会之间,成为社会身份模糊不清的人。如何帮助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新市民”,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2011年9月,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就明确要求“保障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文化权益”,通过文化权益的保障来提升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养,提升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了一个媒介社会,媒介信息无处不在,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和价值观。一个人对媒介的认知水平和使用能力与其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成正比。美国社会心理学家LA卡尔在上世纪60年代在调查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归纳了现代人应该具有的七大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他会尽可能地运用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转引自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548页)。电视作为现代信息社会中影响力巨大的媒体,已成为人类社会化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按照培养理论的观点,电视的主要功能在于散布、稳定社会行为模式,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受众的世界观。电视理应在提升农民工的媒介素养,促进农民工更快地融入城市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台湾政大传播学院媒体素养研究室将媒体素养定义为:“媒体素养指大众能解读媒体、思辨媒体、欣赏媒体进而利用媒体来发声,重新建立社区的媒体文化品位并了解公民的传播权利和责任。”此定义是对前面两种传媒素养内涵的又一次升华,即公民对传媒素养有了很好的认知和实践后、可以影响传媒、优化传媒环境,它赋予了公民更高的责任和主动权,真正上升到“媒体公民有能力加人资讯生产善用媒体并进行公共监督的境界的公民”的境界。开展传媒素养的目的和意义主要在于:1、在认知方面,帮助公民提升了解媒介所承载和播出信息的本质及其形式的能力,熟悉寻求信息的方法,并具备评估、解释、判别、选择、组织及总和信息的能力;2、在情意方面,帮助公民体认媒介信息的价值和力量,判断其适当性,合乎法律和伦理性;3、在技能方面,帮助公民具备和提高操作媒介工具的基本能力,包括利用计算机、媒介系统和网络进行信息检索、处理及传播;4、在营造环境方面,帮助公民不断重视科学地利用媒介,积极参与制造适宜、健康的媒介生态环境和氛围,推动文化传媒产业和新闻事业地改革与发展,促进大众传媒提高质量和社会效益,并促使社会效益好地传媒可持续地得到更好地经济效益,有更足地发展后劲。媒介素养教育是否应该将媒介产品的生产、制作等实践活动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现代化是指“人的现代化”,如社会学家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中所言:“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灵的状态:进步的期望、成长的倾向、以及使自我适应变迁的准备”(转引自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533页)。笔者认为,在媒介化的城市里,一个不善于“使用媒介”的人,就是一个与社会信息隔绝的人,这样的人不可能实现进步的期望,不可能持续成长的倾向,不可能做好适应变迁的准备,即无法完成现代化。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使用媒介”是人的现代化的开始,“使用媒介”的媒介素养教育具有现代化启蒙的深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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