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作品的审美灵魂和当代意义平凡的世界显示了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谜。有时候我们无法知道，这个看起来面貌过于朴素的作品，为什么会受到这么长时间和这么多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从多年来大学生阅读状况的调查看，平凡的世界的借阅量始终居于高位。虽然80后90后年轻人中也有人说“这部书太遥远”了，甚至说它“过时了”，但总体看来，无论是书还是电视剧，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收视率和销售量。这就不能不让人深加探究。一、平凡的世界有一个总的特点，那就是把历史命运个人化，把个人命运历史化，由此形成一个横纵交错的骨架，使之带有全景性、史诗性和开放性。所谓历史命运个人化，个人命运历史化，真做到可不容易；而平凡的世界却能化而为一，溶为一体，在人物身上闪现时代生活的剧烈变化，让时代变化在一个个偏僻山村的微不足道的农民的心灵激起波澜，它们不是两层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人物的动机不仅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而主要是从历史的潮流中浮起来的。小说讲述的是1975到1985这10年间，陕北高原双水村三家人，孙家、田家、金家及其相关的一大群人的生活史，突出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人生奋斗经历，实际上作者写的远不止这些，他把笔伸向乡村、中等城市、省城、煤矿、学校等非常广阔的画面。卷首语说，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说明它不仅要表现历史交替时期具体的变动和是非，而且要大力表现在古老大地上和沧桑岁月中，普通劳动者们的一贯的真诚与勤劳，坚韧与追求。这就使一代代的读者，既可看多年前的日常生活场景，同时不断地把自己加入进来，在作品里找到自己，敲响心灵追求的鼓点。小说在视角上最突出的特点，是把焦点聚结在普通人，小人物身上，所以才叫“平凡的世界”。路遥是新时期底层叙事的自觉的先行者。路遥多次跟我谈过，他认为，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隐藏着动人的诗意和丰沛的社会内容。他并不否认帝王将相或英雄伟人的意义，但他更看重“平凡”，认为它的概率更大，意味无穷。他认为，小人物，大意义，一个个陕北农民，如一棵棵树，根子扎在中国大地的文化土壤中。他批评过，人们宁可关心一个小演员毫无价值的家庭琐事，却不愿意关注一个普通人生活艰难的追求，这是一种颠倒了的眼光。他就是想在平凡的世界里面，平凡的生活里面，平凡的人里面，发现一些真正值得记住的，带有哲理意义的，或者带有道德理想价值的东西。他说，“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这可说是平凡的世界在美学上很重要的追求：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展示底层生活不平凡的意义。在艺术概括方式上，也有特色，那就是采取两种“交叉”写城乡交叉地区和底层人物与上层人物的交叉。路遥和贾平凹不一样的是，他写的不是纯粹的，完全封闭的农村，他也重点写农村，但更注意写县城、省城，城乡交叉地带，在他看来这里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是信息量最丰盛的地带，最能认识中国基层社会的真面目。如人生中高加林待的地方多是城乡交叉。他作为村里民办小学的教师被人顶替了，他气不忿，就起来抗争，后来他进到县城里面，当上了县报记者，后又辞退。另一个“交叉”或尚不大为人注意，那就是“上下交叉”：在平凡里，田福堂与田福军哥儿俩，一个是道地农民，一个后来当到省委副书记。中学教师田润叶苦恋着庄稼汉孙少安；地委书记女儿、省报记者田晓霞热恋着煤黑子孙少平；而农家女，后来考进大学的孙兰香也与省委吴副书记之子谈恋爱，等等。在人生里，黄亚萍与高加林也是出身地位悬殊。这样的人物关系构成和位置的交错，使得小说富于张力；当然，其中也不无作者美好的心愿和理想化的一面。二、如果说，以上所说，主要还是路遥作品文体，结构，视角以及艺术概括方式上的特点的话，那么我们需要着重解读的是，路遥作品的审美内核，审美灵魂，精神内涵，以及他的作品打动千万读者的秘密所在。路遥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物质上的贫穷者，精神上的高贵者，理想高远，品质高尚，毅力顽强，外在的贫困和内心的高傲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和反差。他笔下的主人公虽各个不同，但对命运的抗争，不屈，力图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是共同的。为什么人生的主人公叫高加林？其实有路遥自己的影子。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天上有个卫星在转，上面有一个人在卫星里面，那就是加加林少校。路遥记下了这个名字，并把它给了他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路遥小说中的人物经常吃的是窝窝头，看的是参考消息，卖的是苦力，想的是有一天在联合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孙少平说，“总有一天，我要扒着火车去外面的世界”。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解析平凡的世界一定要看到它向上、向外扩张的力，那股内蕴的强烈的精神追求。我认为路遥作品中强烈的审美冲击力来自三个方向：一个是传统道德之美；一个是苦难、冶炼之美；一个是自我实现的未来之美；它们像三股强大的激流，激荡着无数青年读者的心。首先，在路遥笔下，双水村崇尚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用情专一，仁厚孝悌的伦理秩序。尽管也搞过阶级斗争，但传统美德作为精神的底盘，如厚土般稳定。孙玉厚就是一位坚韧顽强，淳朴善良的伟大的父亲形象，他培养了好几个优秀的儿女。在这里，传统文化是很具体的，一双新鞋先给谁穿，兄弟俩互相推让；一个白面馍留给谁吃，自然是留给奶奶；孙玉厚守候着一元钱的“失主”，为的是拾金不昧，处处透着诚信与仁义！孙少平要维护郝红梅的名声，那样执着；田润叶在李向前残废之后回心转意，升起了怜爱之情；这里又有多少厚爱和忠贞！当孙少平在矿山频遭打击，得到惠英的温情关照时，不由落泪，路遥抒发道，“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是冰冷的”。这是一个虽然贫穷却充满了劳动者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精神家园。更加动人的是，关于苦难的书写和在苦难中经受冶炼所产生的美感。路遥认为，“人生充满了苦难，在与其不断的搏击中，人才会活得充实一些，才能获得幸福感”。在人生里，高加林半夜拉大粪车挨家挨户地找粪源、掏大粪；高加林在县城叫卖馍馍，可怎么也张不开口；刘巧珍带着狗皮褥子去看望高加林，高已背叛，却泪流满面，无法开解。平凡的世界一开始写学生们到食堂打饭，馍分“欧亚非”三种，欧是白面馒头，亚是棒子面窝窝头，非是高粱面窝头，5分钱的菜是清水熬白菜，1毛钱有点粉丝，1毛5的才带点肉片。这都非常真实。郝红梅和孙少平总是最晚去打饭，他们是吃不起菜的。这段描写使我这个曾经的西部学子，涌上热泪。贫穷、苦难，往往又与劳动、爱情连在一起。在路遥看来，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孙少平发出过这样的内心独白：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般受苦。我也感到井下的劳动太沉重了。但要摆脱这种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说，千百万人都这样沉重。你一旦成为这个沉重世界的一员，你的心绪就不可能只关注你自身。路遥写爱情也很独特，爱情如苦难中一缕绚丽的暖阳，照彻人心。路遥确实让一些地位比较悬殊的男女相爱了，因为他向往那种非功利的，超越门第和贫富的，能经得起苦难考验的，自由而炽烈的爱情。但其爱情的内核主要还是“善”。这是路遥道德理想观的一个部分。这样的爱情在任何时候，特别在今天，都显得奢侈，却又是多么高贵。他抒发道：爱情啊！它使荒芜变为繁荣，平庸变为伟大；使死去的复活，活着的闪闪发光。即使爱情是不尽的煎熬，不尽的折磨，像冰霜般严厉，烈火般烤灼，但爱情对心理和身体健康的男女永远是那样的自然；同时又永远让我们感到新奇、神秘和不可思议。于是，从美学上讲，我们有可能会提出，路遥的作品有无把沉重劳动诗意化，把生活苦难神圣化，把爱情伦理拔高化的倾向？这似乎是双面剑，既有升华的一面，也有美化的一面。路遥作品里还有一种美，那就是个体意识觉醒和自我实现的未来之美。这是它之所以拨动一代代青年奋斗者心弦的最重要的原因。他的主人公往往是农村生活方式和传统土地观念的叛逆者。高加林和孙少平更接近路遥个人的精神史。他们都有强烈改变自身处境的欲望。这里含有现代性。“五四”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发现了人，发现了个体意识，发现了为自己活着的人。从高加林身上，可以感受到农民的母体正在诞生着她的新生儿。平凡的世界特别能代表路遥主观世界的矛盾。路遥一方面赞赏、理解，甚至是拥抱中国农民的坚忍、温厚、善良，博大；另一方面，路遥的主人公身上又有野性的、叛逆的、不驯服的、不安分的东西，那就是现代个体意识的萌动，就是要改变命运，走向未来，扬弃父辈们的生活老路。这两种理念在他头脑经常打架。于是作品出现了双主人公，一个是少安，一个是少平；孙少安更多代表传统农民的固守乡土，而孙少平是个远行的做梦者，作品把这两种精神放到兄弟两个人身上，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两面，把一个人分成两个人，他们是精神上的孪生兄弟。在人生里，一方面歌颂高加林式的“现代”叛逆，一方面歌颂刘巧珍式的传统贞操，这两个美他都喜欢。最后这两个东西很难糅合，只好让高加林回归到土地上，抓了一把黄土，喊出了一句忏悔的话。路遥就是这样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作家，他能够把看起来似乎不可能融合的东西构成一种奇异的美。传统美德与个性解放，爱土地如命与“到外面去”，沉重的挖煤与酷爱贝多芬音乐被糅合在一起。这种自我矛盾，二律背反式的悖论，恰恰带来了荡气回肠般的撞击。三、我们现在应该能够理解，平凡的世界为什么二十年来一直受到青年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了。对于一切企图改变现状，改变命运的人来说，必然会遇到矛盾、阻力和困难，人生是一场奋斗，它时时需要心灵的抚慰，精神的超越，道德的提升。这部书表面上是纪事型的，骨子里是抒情的，写意，敢于正面迎视这些问题。我们处身在一个物化的，功利化的，娱乐化的时代，我们被物质的锁链锁着，欲望、感官、物质的实惠化，使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肉身很沉重，想飞飞不起来，想跳跳不起来，最难的是如何活得有筋骨，有精气神，在困难乃至苦难面前，不低头，不屈服，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并不是路遥对此能给出什么灵丹妙药，或直接回答什么问题，其实人生之谜是无解的，路遥本人也是困惑重重；我们只能说，他笔下的既卑微又骄傲，既平凡又刚毅的主人公们，能给青年读者以沉思、勇气和鼓舞，给行进者以精神的滋养。不过，这里需要注意，如果平凡的世界只是一部就事论事的写实之作，没有这种精神力量贯穿，那根本不可能有现在的影响力。还应该注意到，如果所谓的“鼓舞”，被写成只要敢于吃苦就必定会成功，就能成大款，成功人士，就花好月圆，“金榜题名，奉旨完婚”(鲁迅语)，那可能不过是一部廉价的、痴人说梦式的庸俗故事。路遥的作品当然不是这样。他的主人公大都是悲情的结局，高加林如此，孙少平也如此，路正长，人生无穷期，作品审美上的悲剧性，显示了路遥清醒的一面。四、从创作方法上讲，路遥坚持的基本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同时注入了某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路遥写平凡的世界的时候是1985到1988年前后，那正是中国文坛上借鉴和实验现代派文艺，先锋派创作、前卫艺术最为活跃的时期。在当时的氛围下，理论批评界没能给平凡太多的赞扬和肯定，甚至是很冷淡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却也暴露了我们总是习惯于“一边倒”的思维。路遥也读新潮作品，但他认为最能影响读者和最有价值的还是现实主义，他尤其崇尚柳青式的现实主义。他不无幽默地说，“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问题当然不仅仅是“餐具”的不同。应该承认，路遥的坚守是有意义，有道理的，在某种意义上，路遥是对的，实践证明这部手法和面貌颇为传统的作品，确乎具有某种穿越时空的生命力。不过，在今天“路遥热”的氛围下，我们切不可又走向另一种“一边倒”，即用过分的赞扬和拔高来否定其它方法。我们只能说，用什么方法和手法都不是决定性的，各种方法都有并存的权利，而真正决定作品生命力的是它的思想艺术的高度和深度。平凡的世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作者对官场生活并不太熟悉，却用了不少篇幅写官场。这可能与他的全景性，史诗性的宏大构想有关。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到，他对乔柏年，田福军们，有一种农民式的“敬畏”，近乎“仰视”，过于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