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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慎侵犯了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告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研究前沿与架构2013年06月25日来源: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作者:刘中伟 沈家文自2009年底以来,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谈判动向引起亚太地区的广泛关注。这个此前规模并不大的自由贸易协议组织,随着美国、澳大利亚、秘鲁、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的积极参与,以及日本宣布加入谈判的意愿后,再次吸引了包括加拿大、菲律宾、墨西哥,甚至中国台湾在内的亚太主要经济体的目光。TPP或将成为亚太地区新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从而推动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建立,加速实现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国提出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目标。因此,TPP的建立和发展将改变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与自由贸易格局。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讨论。本文拟就TPP的建立和发展背景、国内外学者关于TPP问题探讨的观点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就未来TPP谈判进程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TPP的产生、发展背景与主要内容和特征(一)TPP的发起、演变与发展“坚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性贸易壁垒”是亚太地区各经济体追求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目标,也是APEC确立的宗旨。1994年APEC通过的茂物宣言提出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分别于2010年和2020年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1997年,为加速实现茂物宣言提出的目标,APEC成员经济体领导人共同做出实施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L)的决定。然而此后不久,随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EVSL计划即宣告失败,APEC推进其成员间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进程明显减速甚至停滞,并间接影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新一轮谈判的开展。尽管如此,部分APEC成员仍坚持探讨先行自愿自由化(APEC-X)方案,先后构筑和发展了一系列地区合作与对话机制,如“10+1”、“10+3”、东亚峰会、东亚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等,以期借此推动茂物目标的实现和更广泛的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TPP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亚太跨区域自由贸易协议(FTA)之一。TPP是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国于2005年7月签订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SEP)演变而来。2002年,新西兰、智利和新加坡首先在墨西哥APEC峰会上就建立FTA举行了谈判,文莱于2005年4月加入谈判并最终签署协议。协议于2006年5月28日正式生效,成为亚太四国间就货物、服务、知识产权贸易和投资等相关领域给予互惠的经济合作协定。由于初始成员国为四个,故又称为“P4协议”。原本名不见经传的“P4协议”,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经贸发展的影响本来很小,但随着美国高调宣布加入TPP谈判,引发了全球强烈关注。2008年9月22日,时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苏珊施瓦布(Susan Shwab)宣布美国将考虑参加TPP谈判;2009年11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亚洲之行中正式宣布美国将参与TPP谈判,强调其将促进美国的就业和经济繁荣,并为设定21世纪贸易协定标准做出重要贡献。随后,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Ron Kirk)于2009年12月14日正式通告美国国会,美国将参与TPP谈判,并强调要建立一个高标准、体现创新思想、涵盖多领域和范围的亚太地区一体化合作协定。与此同时,秘鲁、越南和澳大利亚也宣布加入TPP谈判,TPP谈判实现了由“P4”向“P8”的转变,并呈现亚太地区参与国家扩大的趋势。2010年3月15日,TPP首轮谈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会议达成建立面向21世纪高标准、全面自由贸易协议的共识,并承诺以开放姿态欢迎任何APEC成员和非成员参与。随后,2010年6月在美国旧金山、10月在文莱、12月在新西兰奥克兰、2011年2月在智利圣地亚哥、4月在新加坡、6月在越南胡志明市、9月在美国芝加哥、10月在秘鲁利马和12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TPP先后进行了十轮谈判,就相关议题和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强调TPP是促进亚太地区经济整合的最佳途径。2010年10月,马来西亚正式加入TPP,成为第九个谈判国,TPP进入“P9”谈判时期。2011年11月12日,日本在参加于美国夏威夷召开的APEC首脑峰会期间,正式表示了加入TPP谈判的意愿;同日,美国宣布TPP“P9”协议纲要文件已谈判完成,拟进一步磋商,实现协议法律文本的签订;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也均表示出准备加入谈判的意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0年TPP成员国的GDP规模已达16.8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27%;如果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陆续加入,GDP规模会增至24.91万亿美元,这一巨大的经济圈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是欧盟经济规模的1.5倍,TPP的扩张速度和经济规模正呈现出一种积极态势。(二)TPP谈判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最初由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智利四国缔结的“P4协议”是以2001年1月正式生效的新西兰新加坡自由贸易协议为蓝本制定的(见表1)。其内容不仅涵盖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还包括了海关程序、原产地规则、动植物检验检疫、贸易救济和技术障碍、电子商务交易、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政策等其他领域。此外,四国还签署了具有一定约束性的环境合作协议和劳工合作备忘录。“P4协议”生效后,在贸易商品方面不承认例外,全部商品实施零关税,并须在2015年前执行完毕(智利为2017年),因而从关税方面来看,的确可称之为高标准的FTA。随着新成员的加入和谈判进程的不断深入,TPP涉及的内容进一步扩大,在2011年5月美国蒙大拿州召开的TPP相关九国贸易部长会议上,各方进一步明确了TPP协议涉及的各方利益问题,以期逐步形成TPP第一阶段的“P9协议”,主要包括已有“P4协议”中的各项议题、TPP与现有各国FTA的法律延续关系、区域整合对创造就业、产业链延伸、中小企业促进和商业发展、新成员国加入程序和与原有缔约国间利益衔接、各国具体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的时间表以及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保护等特别关注问题。2011年11月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已与相关九国就TPP谈判协议纲要文件达成一致,并将尽快形成整个协议的法律文本。随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TPP纲要文件的主要内容(见表2)。总结来看,TPP之所以号称是具有“高标准的21世纪”自由贸易协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首先,TPP的协议内容具有约束性。APEC长久以来的非约束性“协调单边主义(concerted unilateralism)”合作方式,使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无法实现共同推进贸易自由化的目标。TPP为走在前面的APEC成员国加快自由贸易机制化的步伐,实现本国或本地区的福利增长,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性设计。其次,TPP的发展具有“弹性次序,多轨多速”的贸易自由化特征。前者是指减让项目无固定顺序,后者是指对减让时间表和速度不做硬性规定,进一步延续了APEC曾经推行的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手段而不是一揽子协议实施,如新加坡在“P4协议”生效当年即废除对其他缔约国的全部关税,新西兰和文莱则在2015年、智利在2017年分别实现,有效考虑了成员国的多样性。再次,TPP坚持开放性和包容性原则。在“P4协议”第一章第2条和第3条、TPP相关九国“蒙大拿会议”声明以及TPP贸易部长“檀香山领导人报告”中,(11)都明确表示TPP具有开放性,欢迎亚太地区各国和APEC成员积极加入,同时坚定支持APEC的广泛自由化进程。与此同时,对于TPP缔约各方原有的FTA协议,可根据各自实际情况自主选择适用原则,以最大限度保护各自的贸易利益。(12)最后,目前TPP拟包含的内容和条款具有高标准和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特征。与以往的FTA协议往往集中于降低商品关税、促进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共同发展以及相关关税手续高效性等相比,TPP一方面要求缔约方完全取消关税,高于一般FTA消除90%以上关税的要求,并早于茂物目标实现的时间;另一方面,在“P4协议”和TPP协议基本框架中,增加了劳工、环境保护和其他“新加坡议题”等内容,明显具有设立全球新FTA标准的倾向和趋势。TPP相关问题的研究前沿(一)美国推动TPP发展的战略意图和动因分析的视角TPP之所以登上亚太乃至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舞台,并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关键在于美国的大力推动和积极打造。奥巴马政府已经逐渐将TPP视为美国主导未来亚太政治经济格局的一块战略基石,因此,美国推动TPP发展战略的意图和动因,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本文认为,其大致可从表层和长远两个角度来理解。1.美国推动TPP发展的表层意图和动因分析第一,开拓新市场,为实现美国出口倍增计划创造条件。根据吴正龙、盛斌和魏磊、张汉林的研究分析,(13)美国受金融危机和两场战争久拖未决的拖累,急需寻找措施走出危机,重振经济。美国政府于2009年初提出“五年出口倍增计划”,(14)希望未来五年美国出口额翻番,由此拉动就业岗位增长200万个,这意味着出口年均增幅应在15%以上。而相比欧洲自顾不暇的债务危机、高失业率和低增长现实,亚太地区庞大的市场空间,区内新兴经济体快速的经济增长,决定了美国实施新出口战略的核心就在亚太地区。2010年,美国出口亚太地区商品价值总额达7750亿美元,较2009年增长25.5%,占当年美国出口总量的61%;其中农产品出口价值总额830亿美元,占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量的72%。此外,美国对亚太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总额1770亿美元,占美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总量的37%,而中小企业出口总额也达到171亿美元。(15)如此背景下,美国必然需要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由其主导的全新FTA,确保其商业利益持续得到实现。自2009年11月奥巴马宣布加入TPP谈判,到2011年11月檀香山APEC峰会宣布TPP相关九国谈判纲要文件达成,短短两年时间,美国就迅速推动TPP谈判取得如此进展,可见其迫切希望获得经济实效的心态。第二,建立21世纪自由贸易协定新标准,节约FTA谈判成本,推行美国的全球价值观。刘晨阳、魏磊和张汉林等认为,TPP作为FTA的一种新模式,已经将许多非传统贸易因素融入美国自由贸易政策实践。2008年,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提交国会的报告指出,应采取区别于传统FTA的模式与新兴经济体开展对话(以期获得更大利益)。(16)TPP谈判的主要内容几乎将所有涉及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因素都囊括其中,构成所谓“高标准、高质量”FTA的基本特征,目的就是通过建立新标准形成未来美国FTA谈判的基准样本,节约谈判资源,当然也可能成为未来新兴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损失的潜在因素。与此同时,美国对其国内失业等问题进行“国际化”处理,将劳工和环保议题纳入谈判,希望对外贸易政策成为美国实现广泛政治、社会、外交和发展目标的“巧政策(smart trade policy)”。(17)表面上看,这种政策是维护和强化全球贸易规则体系,推动各种自由贸易权利,改变有关各国的国内政策和措施;深层上,则是对人权高于主权、扩大政治透明度、气候变化与清洁能源利用等价值观和理念的传播与扩散。第三,利用TPP谈判推动APEC贸易自由化进程。杰弗里J斯科特(Jeffrey J.Schott)、C弗雷德伯格斯坦(C.Fred Bergsten)、盛斌和徐长文的观点表明,(18)APEC作为重要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曾对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特别是WTO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做出过突出贡献。但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911”事件后,APEC在推动实现茂物目标方面的作用乏善可陈,而且会议议题不断泛化,缺少再次激活其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实质动力。而2006年以来,美国积极在APEC框架内推动FTAAP的建立,始终停留在“深入讨论和研究”阶段。为此,美国希望通过TPP在APEC成员国间达成FTAAP,进而实现APEC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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